五 第二校园
徐丽丽很不给面子，她居然没有来报道。
那么她到底到哪里的哪个学校去报道了呢？新疆还是河南，反正在以后的高中三年里，我从没有道听途说过她的消息。
她从此消失了。
十几年后，我倒是听说过她仍在梅城生活的消息，而且也已经结婚生子，今天如果她能看到这段文字，我还是很愿意请她吃顿饭，一起畅叙同学情谊与人生家常。
这不免让人想起来有些失落。
不过，对于我辈求知青年来说，世界很大，而每个人的心灵，就是整个宇宙。
这里先不说宇宙，宇宙确实有点大，就说说校园吧。能装进3座教学楼的大肚子校园，其实还有其他的附属建筑，一部分为教师办公室，另外有近30间房靠南边围墙的，是学校一些老师们的家居，其他的像学校教工食堂和公共厕所这些都是必须的，这些都放到次要位置来交代。因为它们一律只有1层高，按个子只能靠后。
我要说的意思是，校园的空地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学校里得有车子棚吧，要不我们的坐骑得放到大街上，俺们学生怎么能安心学习呢？所以学校里都没有空地来放宣传栏，关于校史和制度之类的宣讲，只能由老师们口头宣讲。学校也很会利用有效资源，每堵墙上都改装有水泥黑板，其中，通往学校公共厕所的过道边一堵墙上的黑板最大。我们高中部的同学比起初中学生自然创造力要多些，加上高中班级也不多，每个班都能分到一块宣传黑板仍很富裕，多出来的，就被学生会那帮人承包了。那时候连教室内的黑板都是水泥底板的，所以你会觉得黑板多就特别有气氛。
鉴于我们校园的场地局限，我们实际上还有第二校园。
第二校园就是一个大操场，因为第一校园的空间，只能满足学生课间做操或者集中开会之类的活动，要撒丫子跑步，就没有跑道了。所以单双杠和篮球架、沙坑、跑道一律都在这里。对于好动的男同学来说，这里是另一个乐园。
我把操场叫做第二校园是有道理的，操场有一半场地，被四中的教工家属院占用了。如果私下想到老师家去，那你多半肯定都得经过操场才能到。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当年的四中操场和四中教工家属院，究竟是谁吃了谁。总之，如果不是有教工家属院的话，这个操场会更大。
还有一点，这个操场和第一校园之间，有大约4百米的距离。两个校园之间的连接道路，是走出校门的一段街面。沿街不到一里地，可闻到油烙馍、胡辣汤、煮牛肉的香味。和这段街面垂直的一条街，就是梅城最负盛名的“菜市街”，买卖各种铁器、陶器、杂货的铺面林林总总，能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好。我们一周最少有两节体育课，一班男男女女两人一排，浩浩荡荡逛完大街，去上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整队回来，继续逛一回大街。路上大约10分钟的时间，大家彼此可以交流课堂以外的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是很新鲜而庞杂的，便于大家熟悉学校和愿意了解的一些人和事，更便于我们了解彼与此。
我们高一普通新生只有一个班级，人数在50人左右，另外还有一个职业班，两班人数约有百人。这不奇怪，教育在迫切需要发展的阶段，低年级的学生总是比高年级的多，比如初中部每个年级都最少是两个班，升入高中阶段，一部分要进入重点中学，一部分顶尖人才还要提前到一些中专学校，比如梅城第一师范之类的来分流，成绩更差些还不愿意按部就班读书的学生，就到了职业高中。比如“梅城市第五高中”，因为生源不如四中，就响应国家教改政策，改革成了“梅城第二职业高中”。
根据我的同桌李世锦的研究，我们这帮“亲同学”来源甚广，几乎覆盖了梅城东半部城域。梅城城北有一座小山，叫序山，小山比较有名，因为山里有几个玉石矿洞，这里盛产的玉石便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距离序山脚下不远的“七里园”，都有我们班的同学。“七里园”，顾名思义，就是距离梅城七里的一个庄园。有几个同学像王勇、杨建民、张敏放学的时候，都是走同一路出城往北走。
像我这样，放学后过河往南走的，当然也不能独行。
前面我说过了，徐丽丽虽然没有来，还有3个同学，他们是皇甫杰、张玲、叶宝文，我们两男两女，倒也不管男女，都能有个人相伴同行。
李世锦的研究结论是，这两拨人，可以分为“城北派”和“城南派”，但是两派联合起来也没有中间派人多，算是少数派。中间派的主流里又有两拨，一是四中教师子弟或教师亲戚子弟，比如庄晓东、蔡秋实、张萌萌直接就是教师子弟“太子党”；二是直接从四中初中部升上高中部的同学，这部分人至少有二十几个。我记得的就有班长张志军、劳动委员孙梅城、副班长李栋、体育委员乔庆和文艺委员乔平、学习委员赵梅月等。这些同学对校史和学校相关人事的了解，那绝对算是权威人士。在任课老师面前，起码比我们先混个脸熟。李世锦就把他们习惯称为“哥老会”。
我说，不对吧，那还有很多同学不在这三个组织呢，那又该怎么算呢？
李世锦就有点不耐烦了说，其他的，那就得算散兵游勇，不能形成合力，那就算无会派吧，不对不对，那就只好叫他们“自由派”啦。
六 恋爱风闻
进入高中课程多了，“老师党”自然也可以最少能编制一个班，但是我们的老师有兼任高一和高二最少两个班的，比如像政治老师、体育、音乐、英语、物理、历史课的，那基本上就是课堂上口若悬河，课堂下神龙见首不见尾。两位语文和数学主课老师则是专职的——他们两位岁数上显得偏大，听说数学老师也就是带我们班读完高中，就正式退休了，语文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和新生见面第一课，班主任老师向学生做自我介绍，估计他教课的年代多了，对程序性的语言不大热衷，第一句话照例该说我叫某某某，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先生直接在黑板上写下“黄党堂”三字，所有老师中就属他的肚子大，但是讲起话来一脸浩然正气般的严肃。
他特意说到，堂是堂堂正正的堂，党是共产党的党。他还自我介绍说，已经教了二十几年的书，党龄也有20年了。
我们班同学金哲课下就此评论道，当时看班主任的名字，怎么看怎么像黄堂堂三个字。金哲眼睛近视，说起话来多少有点口吃。听起来就感觉像是说了一个荒唐，再说了一个荒唐，听到这个掌故的人不免莞尔一笑，于是班主任老师私下里，就被我们叫做“黄堂堂”。
现在想来这一幕，我还是心里感到有点亲切和一丝感动。我认识一个著名作家老师，从党委宣传部门一直干上来，已经享受处级领导待遇。他写了一本书，由于我的疏忽，直接把他原来出书的作家简历，给搬上了书的勒口位置，他的简历中有显示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书出版后，这位老师非常生气，他的理由是，现在当作家的，谁还把中共党员这个身份堂而皇之的写在书上。我一想也是，现在全国的党员都已经超过八千万人了，谁还把这个出身当回事呢。你看当年黄堂堂老师，还愿意把这个做一次特别强调，起码说明那个时代的人是有信仰的呀！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怀念那个时代，因为我们也有信仰，我们相信那个时代的诗歌与纯真的爱！
数学老师叫刘伯忠。他本来教数学的，介绍自己的时候先给我们上语文课，古代分伯仲季，伯是老大，我今年57年了，估计比你们父母都年长，你们要是愿意叫我大伯也行。
听起来倒也家常。不过，后来我观察发现，一次刘大伯讲函数抛物线讲到兴奋处的时候，可能发现后面有位叫苏琪的同学正打瞌睡（苏琪就是我们说的阿苏），就说二伯我要拿粉笔砸你啦，真不把二伯我放在眼里呢。
我觉得刘老师很可能在家弟兄中是老大，但在家族中可能就是二伯了，老头说走了嘴。因为后来无从考证，只能暂时存疑。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头儿。
我们当年的学校在外面有句名声远播的说法：“四中四中恋爱成风”。
这是一句广告语。
这句广告语，对于当年四中的领导和老师们的权威，是一种挑战和轻慢。我有当过广告人的体验，感觉这个总结从技术角度看，确实不够贴切，更明显的缺陷是显然没有特色和个性。假如你说“一中一中恋爱成风”也朗朗上口呀，往外处说呢，你假如说“北京四中恋爱成风”，那还就不得了了！北京四中可是全国名校，可能还要追究你的损害名誉的责任。但是我进入四中，却是真真切切地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
所以我的看法是，别看这是一句貌似创意水平不高的稀松平常的广告语，但是肯定有它传播的市场和渠道，而且，主创人员很可能来自我们学生，大家这种积极传播的热情，充分表现了其生动性。
有一则同学中流传甚广的传闻：四中女生中有一位花痴大姐，曾经和要好的同班女生说过，愿意和哪怕大街上不认识的某位青年去接吻，但是她运气很好，恰好同班有一位男同学愿意助人为乐。不过，他们两个人选的位置，有点不够隐秘，大白天在人民公园约会，被其他同学看到了，于是就遭到了风闻言事。这种新闻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可以想见，越描越黑也是有的，这位花痴大姐弄到最后，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就只好转学与四中拜拜了。
我想，这则传闻是个个案，我听到的时候，当然应该是前面不知哪一届学姐的传闻轶事了。还有，比如我们放学的时候，学校院墙两边的马路上，经常会有成堆的外校装束的哥哥，或者社会上的明显不是学生的男青年，在旁边候着等人。那样的场景，绝对不像现在的家长在学校门口接送小学生的场景，而似乎是专门为某一种人群而设。
这似乎也可以作为某一个佐证。
梅城四中在解放前，就叫“梅城女子中学”，越是在强调女权的民国时代，说明女同胞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还是比较多的。解放以后，全国人民男女都一样了，就没有必要再专门办一所女子中学。况且，女子专门学校如果不要招收男生，就只能会便宜男老师，对女学生的成长明显不利——那样“男女搭配学习不累”的格言，也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了。所以，中国中学阶段的女子专校，很多都不能长久甚至短命，是绝对有道理的。
说了这么多，我的结论是，“四中四中恋爱成风”这句广告语，绝对不会是梅城四中的主题广告语，当然也更不能代表校风，但是既然有其流布土壤，想来也应该是，梅城四中其中的说明标签之一。
七 正副校长
我们四中的校长叫党恩宽。我们学生并不敢直接叫他“老党”，老师们也不会这样直呼领导，但是，一般老师同志们之间谈话说起来就叫他“老党”。时光如梭飞逝经年，你可以忘记当年某位任课老师的名字，但是校长的名字断不会模糊。因为每个学生的毕业证上，都要盖上校长的人名印章，和公章一起作为权威的证明。这种证明，对学生来说是一种过程的被认可，对校方来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认证。如果学生健忘了班主任也还好，社会上照样承认你是某位校长的学生。民国的蒋总统就是当过黄埔军校的校长，电影上演的国民党军队里的将军，无一不是以蒋校长的高足而觉得高人一等。校长什么时代，都应该是个很不错的职位。
这是一位在教育战线兢兢业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师，至于在校领导岗位上的历史，我并不了解。只记得他个头很猛，得有1米8的样子，长脸，身材瘦削，戴红色的眼镜框，经常穿黑色皮鞋。我注意到他并仔细观察过，是因为校长上班下班并没有专车，而是使用和我一样的28“永久”牌坐骑。我感觉他的坐骑新旧程度，大概和他的工作年限是相适应的。
据说校长也快退休了，“永久”和“飞鸽”品牌，不过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之别，档次是一样的。
任何一所学校的名人大腕，第一个就是校长，校长人人认识，类似认识大部分都不够对等。因为假如校长不认识你，这种认识几乎就是白搭。
我们那时候每天上午四节课，每两节课之间不是休息十分钟而是时长翻倍，一节课也才45分钟嘛。所以我经常和班里的同学皇甫杰、周庆、王千里、李世锦等人一起走出校门去逛街。不是去逛菜市场，我们学生不负责买菜做饭，当然也不是去购物。再说，伸手向父母要零花钱的年纪，也不可能有购买能力。我们直接到长春街上去，沿着长春街北行，可以直接通到新华路上去，沿路除了有一家白铁门市，还有一家打铁门市，一家照相馆，两家卖服装的，还有一家卖民俗戏曲曲艺道具的，还有一家新华书店。所以，你只要掌握好速度和时间，蜻蜓点水或走马观花，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有两回失算了时间，一回就是因为逛戏曲店，另一回就是逛书店的时候，多看了一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种叫《五角丛书》的小本本几眼。当时我还买了几本，五角丛书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每本定价只要五角钱。结果无一例外迟到了。这正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
这两次迟到，第一次是我和周庆同学一起回到校园的，校园里已经显得空荡荡了，那个戴红框眼镜的瘦高老头，就在学校门口背抄着手看着我们。
他并没有像黄堂堂那样看起来一脸不悦，而是稍微欠下身子，打开手中的笔记本，并取下耳朵上夹着的钢笔问，你们是那个班的？哦，叫什么名字？周庆，是庆祝的庆吧？石久勤？还是石赳琴？那，你们赶快回教室吧。
第二回是崔波涌同学喊我一起去的，崔波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回校，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后面。这就叫“牛被人偷了，逮着拔橛子的”了。
老党校长就还是问，又干什么去了，我记得上次就有你，哪个班的？哦，你叫什么名？哦，这名字看起来有点熟。你还买书了，我看看什么书，哦，《鬼文化》和《外国爱情诗短萃》，你——你，你过来一下，跟我到办公室去。
我想有点不得了呀，校长亲自在他办公室里接见我，看来这事玩得有点大了。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老党只是拿着我买的两本书，在办公座椅上坐下来在翻看，而我就在一边干站着。这时候进来一位三十出头的大姐姐，看起来长相清秀，体格健美，一身运动装束。她向党恩宽校长似乎在说，学校建设软硬件的配套有什么问题，教职工的房子要摆上议事日程之类的。老党扶了一把眼镜，就把书还给了我，我出门的时候，还不忘提醒我一句，慢点！
从那以后，老党校长在校园里见到我，如果他愿意，是可以直接叫出我的名字的。这让我们班的一些同学有点惊诧莫名——知道底细的相顾一笑，不知道底细的，还以为我是校长的亲戚呢。而我被老党那次接见以后，我还知道了那位漂亮的大姐姐，就是我们的副校长，等到我们高中毕业以后，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的毕业证上加盖的印章，已经不是党恩宽校长了，而是“英健”。
英健，就是这位大姐姐。她是才从一所市里重点中学调过来接任副校长的，看势头，大有可能接替老党主持全校工作。
老党同志德高望重，北京名牌示范大学毕业，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一辈子。小英同志年纪尚轻，长期主要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因为带“体育特长生”，保持了较高的升学记录。所以市教育局有意让小英同志到四中，从副校长位置开始抓抓专业，希望能够提振升学率。这个消息，让那些喜欢体育的男生振奋得不得了，毕竟能跟着一位美女姐姐一起搞体育锻炼，那是极令人眼馋的幸事。但是，这种可能性在高一时候，毕竟还不过是曹操口中的杨梅。因为按照成规，高二才会分文理班，到那个时候学生冲刺高考，才有可能成为英健老师的学生。这就叫做“先美了半拉子”。
高一的时候，我们经常见到老党和英子两位校长，一起在校园里行走，有时候是一起到各个班级里转转，有时就是一起下班的时候。两个人一人一把自行车，一起推着往外走，似乎一边走路，一边还在谈着工作。如果不是推着车子走路的时候，两个人也是一起并肩行走，英子老师有两次，几乎是用两手搀着老党前行。英子身高也有快1米7左右，加上美丽大姐的脚上有高跟鞋，两个人行走起来，很能让看到的人有紧张压迫感。
在我们学生的理解看来，“小英搀着老党走”的镜头似乎表明，一是小英同志很尊重老领导和老同志，二是老党愿意让小英老师扶一把，充分体现了对年轻同志的信任和期望。
八 课间操
我前面交代过了，上午四节课之间有一次20分钟的课间大休息，学校就是不让学生逛街，事实上很不容易做到。因为学校教职工家属院和学生教室、教师办公室、包括食堂等都在一个院子，学校大门是对外唯一的出口。那时候虽然改革开放了，学校经费上并不充足，学校大门，也不是现在的电动不锈钢折叠门，动动手指就可以自动开关。况且外边送报纸的，学校食堂采购送菜的，到家属院里串门找人的一拨接一拨，你要让看门的小杜老师，不断地开关一对厚重的红木大门，估计一天下来，小杜同志该罢工了。说起来事情虽小，实施起来却有点复杂。
想来，这就是为什么老党同志经常要在校门口，带着笔记本和钢笔溜达的原因。这正是管理全在细节，教学管理真的无小事呀！
但是这个复杂的问题，在小英老师分管业务那里，很快得到了解决。学校很快推出新制度，课间20分钟要以班级为集体，重温学习广播体操。课间操也分两部分，先是学生在座位上，跟着学校广播做眼保健操，老师要在现场监督，二是做完眼保健操，要整队到教室前空地上，做第五套广播体操，两项科目完成，基本就只剩下上厕所的时间了。
这一招挺绝的！说起来，就是为了学生健康有个好体魄，而在我们班金哲同学的法眼看来，这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只是他没有想到，第一把火是从课间操开始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小英老师以后亲自担任总教练，居然轮训教我们跳起来一套时髦的健美操。原因是，第五套广播体操太老套了，广播操音乐前的背景台词就是毛主席语录，第一句话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广大师生做起来感觉也怪怪的，那时候就不要说播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了吧，但是大街上、马路边的小店里放的流行音乐，往往都是《热情的沙漠》、《想你的时候》、《相约到永久》了。所以，对老套的动作，进行一次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记不得小英老师教的健美操名字叫什么，只记得其中有个经典动作——要用一只手卡着腰窝，另一只手要岔开五指，两条腿要踏着音乐节拍，和腰身一起扭动。说实话，这种健美舞女生跳起来很是养眼，我们男生看起来往往两眼放光，而男生跳起来，感觉就像是一群野猪在模仿水蛇走路，真的对不起劲爆的音乐。所以男生学习起来就没有积极性，大有应付搪塞教练之嫌。
小英教练于是又推行一项新政，每天早上早自习，所有班级课前20分钟，要集体到四中操场上跑步去。英子姐姐就在操场上，脖子里挂个吹哨等各个班，学生跑完步以班级为单位，再带回教室上课。我们一身的精力正无处发泄呢，只是我们班主任黄堂堂肚子很大，跟着我们跑，就不免气喘吁吁，他看起来脸色倒是更加严肃了。
据我们事后的观察，英子姐姐的“三把火”不是一烧了之，而是一把火变着方法换着角度烧了很久，一把火烧完了还有另一把火。
我们原来的教室所在的教学楼，是一座两层白色平顶楼房，第二学期就搬到有点古韵味道的老楼去了，因为两层白楼要加高变成四层。教室里一边上课，我们还能听到对面白楼，建筑工人们热火朝天的施工卷扬机忽忽闪闪上下。我们的任课老师中，不断出现有刚毕业的师范生的面孔。这些刚出道的年轻哥哥姐姐们课讲的好不好，拿高一新生来做个试验，是最好的选择。
记得有个哥哥来试讲物理，可是一说话就脸红，惹得前排黄海霞、乐美华和乔平几个女生，掩口胡卢而笑。女生一笑，这哥们更是满脸红晕，完全呈现出醉态。那一段我们如看小品，好在拿来做实验的课一般都不是主要学科，我们也乐见年轻面孔，他们的确欠缺课堂经验，但是还是有点新鲜的思想，为我们的课堂气氛总算带来了一丝生气。
我还记得，有一位美女姐姐，来上过语文课，讲读的是一篇论语里的文章。一般学校不会拿主课来进行试验，我之所以印象深，一是这位姐姐确是给人惊为天人之感，二是上课那天，老党和英子校长居然和黄堂堂一起，也在教室后排就坐。端的如此气氛紧张，那姐姐却不慌不忙，先朗诵一遍课文，再进行释义讲解，还穿插了参考书外的孔子周游列国遭遇尴尬的故事，间或中间对大家做出启发性地提问。想来那个形式，就类似今天的百家讲坛，听得大家直呼过瘾。
这堂课，真让我们觉得，以后干脆就让这姐姐，来调换黄堂堂算了。
我后来听到坐到靠后排的孙梅城同学说，当时，他看到两位校长面容慈祥，而班主任的脸色似乎更见严肃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来上过课的老师，讲的好的与讲的不好的，与我们时任老师没有一毛钱关系。以前老师怎么教，现在还是怎么教，这让我们多少有些失望。
九 走马灯
小英校长烧的第三把火似乎没有“着”起来。
据我们班的权威人士观察，因为学校有了一批新的经费，学校老师中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老教师们希望，优先改善教师的住宿条件。学校领导层的意见并未统一，为此还开了几道会议进行沟通。至于新进老师，或者实行“末位淘汰制”，这个理念还比较前瞻，在重点学校还处在试验阶段，在四中，还根本施行不起来。你没有那么多生源和班级，新的来了老的怎么安置呢？再说，老人一点错也没有，他们岁数大了，只能证明，他们为革命和国家教育事业奉献的时间和青春更多。
这些我们学生刚开始并不是很了解，也是有次在课堂上，再次听到班主任在强调他20多年的党龄时，才有所察觉。
小英校长毕竟还年轻，老党校长既然还在台子上，副校长当然得听正校长的。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小英校长还得从副校长开始做起。
自从那位美女语文老师，来骚扰过正常的课堂秩序后，我们的课堂秩序和以前比，就显得有点躁动不安。班上有几个同学，特别是崔波涌和皇甫杰、周庆，他们恰好还是语文程度比较好的，崔波涌这人作文好就更有说服力，听说他还连续在市里的《作文与指导报》上发表过文章。这些同学一比较，好像就看出点门道，对黄堂堂的教学就有点抵触。老师叫回答问题的时候，或者不回答，要么回答就使个拗劲，多多少少还带点尖酸的意味，好像班主任借了他们的饭票没有还一样。
班主任干脆以后就不提问他们了——一群不知道深浅高低的娃子，都是白眼狼呀，平时白表扬你们了！
黄堂堂有点撑不住台面了，我心里觉得挺有意思。对皇甫杰和崔波涌几个人印象很好，我们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不过，老党一连几回到我们班上来听课，还找个别同学在校长办公室进行了接见。
“擒贼先擒王”嘛，班里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高一下半期开学两个月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对我们的情绪打击很大。我们数学老师大伯全无征兆，忽然在一个周日，突发心脏病驾鹤西去了。那时，我们掌握的函数抛物线不管口朝上还是朝下，不管离坐标前后远近，都能做到举一反三。再有两年就可功成身退的数学大伯老师，他用风趣幽默的讲课风格，把抛物线从底部抛到半空，又实实在在落到了我们的心底。这就像完成了一幕告别剧目一样，然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连句再见都没有说出口。
我们很有点受不了，追悼会上，我看见我们班一多半的同学都去了，我看见赵梅月和乐美华几个戴眼镜的女生，不住地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又擦。我和周庆、孙梅城几个人，也是眼圈一阵阵地发紧。
后来，我们当然就换数学老师了，换了一个年轻的好像没有多久又不干了，最后又换了一个岁数大些的女老师叫李清。这位老师本来担着二年级的班主任，跟我们这帮生猛小子本来也是四下不靠，估计就算义务帮忙或者叫“买一赠一”，真还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我听到学习委员赵梅月有次说，她有点恨数学大伯，因为他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他不该走！赵梅月这么一说，我们也觉得恨数学大伯确实有点道理。
因为老师面孔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已经惹得几位家长到学校，找老党校长来交流意见了，老党校长有时候很忙，英子校长就负责接待。
英子是个副校长。家长们据说还算明智，大家坐一起沟通，就有了共识。毕竟这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过渡，中途换将，战场大忌也。
英子校长说，请你们相信，再有两个多月就是新的一个学年了。到高二，我们一定会考虑一个新的教学班子。家长代表于是又有了新的希望，此事就暂且不提也罢。
只不过，我们班上就是在此阶段，转学或者到外地的就有了六七个人，男生中就有苏琪，苏琪就是阿苏，这家伙居然随亲跑到新疆去了。男生嘛，这不算太遗憾，遗憾的是有几个女生也走了，真不知道这些女生们作何感想。
作为男生，就像看到有几盘秀色可餐的大菜，被人生生在餐桌上被撤走了。那感觉，简直就是有点让人，想把自己手中斟满酒的酒杯给摔了。
（二水崔这货真是啰嗦，大家都在看该怎么烧毛呢，光介绍学校，介绍完了还要介绍老师，别着急，下回就开始了。这群坏小子绝对有故事。未完待续，下回更新10~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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