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中的老师们

无论您远走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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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文章专栏

本期特约文章专栏作者：刘涵华教授

安阳市四中是我的母校，1970到1971年，我在那里读了两年高中，那时是两年制。近年有暇怀旧，才觉得母校有许多东西值得回味，尤其是想念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 

图片由臣本布衣提供

我的班主任姓孟，教我们数学。说话做事都“直”，性子也有点急。一看到大家走神儿，就会放下写了一半的数学公式直接开训，口头禅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有一回，因为有学生顶嘴，课堂有点失控，几经隐忍后，他终于像受了委屈又不服气的孩子一样愤愤地责怪起我们来。十六七岁正是不懂事又要面子的年纪，所以就有些同学不喜欢他。

但他教学很认真。那时我数学不太好，常会硬着头皮去他办公室问数学题，每当他眼睛盯着我“掰开又揉碎”地讲题时，我心里总是怕他说我笨，于是越听越不明白。后来我躲过他的目光，站在别人身后“旁听”，反而很快就听懂了。

我数学不算好，物理却很行。物理老师叫王天铭，瘦高个儿，宽肩膀，戴一副眼镜，有点像《白鹿原》里的朱先生。王老师给我的印象永远都是笑眯眯的。在校园或街上，只要看见我们，总是乐呵呵地打招呼。课堂上，不管是讲杠杆原理，还是讲电压电阻，他都会拿出一套又一套教具，一边讲一边操作示范。

王老师40年代末毕业于名校，1952年做了教务主任。1957年被解职，回归本行教数学。我们入校时他刚改教物理。学校的教具大都在几年前“史无前例”的开场锣鼓中，被义无反顾地“革”掉了，那些小小的教具都是王老师自己动手重新做的。1979年，55岁的王老师再次回到教务主任岗位，直到1984年退休。过了一些年，忽听到王老师去世的消息，我们感到深深的惋惜。

化学老师叫李晨三。那时他大概是学校年龄最大的老师了，头发已经全白而且稀疏。他的家就在学校对面下洼街的家属院，横穿过一条街就到了。学校和家属院之间，有一座过街天桥，当时，这恐怕是安阳老城独一份儿的景致了。校园这边属天桥北面，一溜高台上从西到东共四个教室，我们班是第三个。李晨三老师总是在上课前几分钟从天桥那边走过来。下台阶的时候，他先是扶墙而立，然后慢慢向下伸出一只脚，踩稳了，另一只脚再小心翼翼跟下来。等李老师一阶一阶挪下来站到教室门口时，上课铃声也就快响了。

近些年同学聚会，只要一提到李晨三老师，大家都说他化学教得好，还有人即兴背诵当年他教我们的“化合价歌谣”：“一价氢氯钾钠银,二价氧钙钡镁锌……。”但化学对我而言就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以至于多年后我的噩梦就是“马上要考化学了！

地理老师姓高，是个不修边幅大大咧咧的人。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衣着总是有几分随意，有时外衣下面会露出针织汗衫布，在他走来走去在黑板前板书时，会轻轻摇曳起来。

大概是是没有教材的缘故，高老师的地理课基本讲成了“各国概况”。一般就是先讲国旗，伸手就用彩色粉笔画出来，然后讲地形地貌、种族物产，兴之所至随手画出的地图和山川河流，几乎可以直接拿去制版印刷。“如火如荼”的年代，高老师的“各国概况”就像是一扇窗户，可以举目远眺，让我们知道除了“地大物博”外，还有更辽阔的世界。

那时还开音乐课，有不错的音乐教室。教我们音乐的是个女老师，姓顾，南方人。她大约三十多岁，钢琴弹得好，嗓音也独特，有点像关牧村。每当她示范新歌弹唱时，我们总是集体陷落，忘乎所以地陶醉其中。临近毕业，音乐考试有两项：一是视唱，每人临场发一个约10公分宽的纸条，上面是一段手写的简谱，要求我们看一遍后直接唱出来；再有就是无伴奏唱首歌。我当时得了个100分！

听说顾老师还健在，时有去看望老人家的念头。她肯定不会记得这件事，可我知道：这个100分对我意义深远。就是从那时起，一向胆怯自卑的我有了自信。

教体育的是周老师，体育考试是三步上篮和百米短跑，我的成绩不错，在班里的女生中算是第一名了。因为事先打过赌，所以要兑现，我既高兴又有点心疼地给大家每人买了一根雪糕。

还有黄景新老师，教我们政治。他三十多岁，中等个，方脸庞。上课很用心，喜欢把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内容融进来，我们便觉得既新鲜又深刻，比“谁谁接见了谁”的“时事政治”含金量要高多了。

难忘那年那月丨刘涵华提供

高中实在是人生至关重要的节点。这些老师们有些焦虑，但也奋勇，今天看来又弥足珍贵，以至于我们能够幸运地依凭着它，触摸到世界的天光。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活蹦乱跳的我们也早已白发苍苍。高中毕业后我开始教书，一直教了四十年。现在，我的很多学生也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文化和文明算得上是老子所说的“道”；那么，这“道”就是一代代老师传承的。千百年来，老师们心怀锦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自己的生命铺展开来，交给了那些背着书包的孩子和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至于这个世界会回报什么，那就要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