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开
胡适之先生在《中学国文的教授》里，对于中学怎样学文言文，有一个很新颖的观点：“第一学年，专读近人的文章。”
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距离“古代”不远，胡适之先生出于私塾，学过“四书五经”，却推荐中学生“专读近人的文章”。
这确实可惊诧至极。与当时的前辈硕儒或当代时俊相比，胡适之先生虽然“旧学不行”，比现在的“国学大师”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但是他并没有泥古，也没有直接“拿来主义”，而是提出了新观点。
我想起来大学母校的前辈施蛰存教授，不记得在哪一篇文章里，他说过，学文言文，要倒着读，从晚近时期的作品，往回逆着读。
我大概是二十多年前读到这句话，至今念念不忘。
十年前编写《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系列，我曾有一个愿望，选编一部《文言散文分册》。选编的主旨是改掉《古文观止》的那种儒家宏大叙事、家国天下的传统选文，而用传统美学、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方式来选入。
然后晚清、然后明代、然后元朝、然后南宋、然后北宋、然后五代、然后隋唐、然后南朝、然后魏晋、然后两汉、然后先秦……
如此倒溯，一下子豁然洞开，看了上千篇文言文，不亦乐乎。
这样一看，民国时期那些惊艳出世的大师们的文章，是最好不过的文言文了。比之”唐宋八大家”，有过之，无不及。
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晚清到民国时期，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这些晚清以致民国的学人，走出狭隘文化圈，感受到文明的冲击，拓展了视野，开阔了思想，拥有了前人所未有之大胸襟、大视野，他们的思想，是活性的，他们的行动，是迅速的，他们的语言，是强烈而有感染力的。这些，都是前人所不能比拟的大时代、大变局下的大文章。
相比之下，固步自封、内循环以至于一潭死水的旧中国，腐儒们自得其乐、夜郎自大很久了，身体虚弱、贫血头晕而不自知，还在那里摇头晃脑吟诵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就显得十分的“不及物”了。腐儒们被崭新的世界打开大门，一下子就头晕眼花，倒地不起来。而一大批热血沸腾的青少年，在那三四十年间成长起来。他们中很多都是出过洋留过学的“新青年”，饱受新文化、新文明、新知识、新文明的冲击，拥有新知识，以对比研究的方式，可以更深刻地反思自己曾有的旧文化。如此强烈的对比，内心的旧栅栏一下子就被“雨打风吹去”，吹了个东歪西倒稀巴烂。
现代著名神话学者、诗人闻一多的名诗《死水》，可以说是这种回望旧文化而产生震惊感之大作：“那是一潭绝望的死水”。
“死水”是无可救药的，无论什么东西丢进去，都会沉没，都会生锈，都会化为乌有。
比闻一多更早，更有震惊感受的是晚清巨人。如魏源奉林则徐之遗命开始编写的惶惶数十万言的《海国图志》，在大清内部遭到冷遇，却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最早感受到西洋文明之宏伟的外交家、诗人黄遵宪也写过惶惶数十万言的《日本国志》，虽然成书后呈送过李鸿章、张之洞等高官，后来也是被束之高阁的。然而，《日本国志》同样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被日本学者奉为圭臬。晚清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字几道）先生翻译了《天演论》《等外国名作，他的文章《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都是一时之作。
中小学语文所选入的文言文中，历朝的游记最多，从《与朱元思书》到《小石潭记》到徐霞客的《雁荡山游记》，多是这类。而晚清著名学者康有为先生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却是迥然不同的大开眼界的文言文游记作品，也是晚清时期国人眼界大开的，反思国内文化与政治变革的杰出作品。
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先生在一战结束后，与几位学者结伴去巴黎做和约游说团。他先到了英国伦敦，仔细参观和寻访了英国国会等地，大受震动，回国后用白话文撰写《欧游心影录》。这是民国时期最重要游记之一，从上海、广州、香港、河内、新加坡、马六甲、斯里兰卡、印度洋、东非到红海、过苏伊士运河直通地中海到欧洲的这条海上黄金之路，被他写得令人心驰神往。后来，民国时期无数青年俊彦都沿着这条海路前往欧洲求学，留下了大量的游记作品。此外，梁启超先生的文言文作品《新民说》，洋洋洒洒数万言，结构详细，逻辑严谨，一气呵成，于清末文化反思时期的影响之大，现在实难想象。百年以往，迄今为止，再也难有梁任公那样宏大格局和热情高涨、兼通中西的文化巨人了。梁启超先生的文言文名作非常多，如《少年中国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都是振聋发聩的杰作。
清末民初的文言文好作品太多，不胜枚举。这些作品后来倒不怎么流传了。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思想太活跃，格局太大。时代变化之后被打入冷宫，而遭冷遇。
重新拜读这些作品，我十分感慨。我们曾有这么丰富的宝藏，无奈世人不识，教育界无知，身在宝山，却只挑选几片顽石塞进学生脑袋里。更有甚者，以腐朽的《三字经》、蛮横不通的《弟子规》来作为范本，强行逼迫学生们服用糟粕，更是令人震惊且愤怒。
清末民初文言文的格局之大，气象之新，都是前所未有的。非要比较，勉强地可以比之先秦百家、魏晋名士。
相比之下，胡适之先生乃是后起之秀，在美国留学多年，兼通中西，反思透彻的真正洋务派。他少年时期读了太多严复、林琴南、梁启超等前辈的文章，自然也深受影响，将心比心，以自己之赤子诚挚推荐，这实在是值得重视的观点。
胡适之先生认为时人的文言文作品更加面对现实，受到西风东渐的冲击之下都是直抒胸臆，攸关现状的直击心灵之作。与历朝大家名作相比，这些时人之作谈的都是现实问题，遭遇的都是现实的痛苦，因此，这些时人的文言文作品，更加能入我心。
胡适之先生提倡“我手写我口”，提倡言之有物，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比较温和，但是更加切近时世。对中学生学习古文提出自己的建议，胡适之先生为何不从快从简，直接说背诵《四书五经》或学习“唐宋八大家”呢？为何不推崇清代腐儒编写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文章集《古文观止》呢？恐怕因为那些文言文章，大多数实在是腐儒之见，以腐朽之思想选腐朽之文章。作为文献可以学习，但不必磕头膜拜。现在“国学大师”比蟑螂还多，满地爬来爬去，提出了不少谬见，流弊深远。什么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今后长大再理解之类的。与胡适之先生的诚恳建议相比，可见“国学大师”们之浅陋且无趣。人生也有涯，腐朽之作，不学也罢。
胡适之先生举例说：
“……例如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行严、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此外还应该多看小说。林琴南早年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朱树人的《穑者传》等书，都可以看。还有著作不多的学者，如蔡孑民《答林琴南书》，吴稚晖《上下古今谈序》，又如我的朋友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做的古文，都可以选读。平心而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等在内——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论理也好，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
各位看，“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论理也好”，这是胡适之先生的核心观点。
读文言文，不必呜呼哀哉胡乱摇头晃脑，满口酸腐之气。以胡适之先生的妙见，我们完全能以独特的视角，来寻找并且阅读真正的好作品。
民国时期的文言文好作品太多，不胜枚举，选不胜选，无论选谁不选谁，皆有遗珠之憾。好在我们不是写惶惶专著，不必面面俱到，而是找合适自己的作品来读。如果确实能够在无穷作业之外找到空闲时间，可以顺藤摸瓜地继续读其他作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嘛。
清末名家林琴南以文言文翻译的《茶花女遗事》等，也是学习文言文的好材料，因为故事生动，催你往下读。读得多了，就习惯了，就不再有畏惧之心了。
语言，无论文言文还是英文，都要放在作品中，才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存在。因此，语言学习不能空对空，而是要实对实，要在具体作品中学习，才更有效果。
文言文学习一定要多读作品，读够一定的量，培养了基本的语感，才能逐渐熟悉并有感悟，获得真正的认识。阅读的作品越多，你的语感越好。青少年处在人生中学习的黄金时代，他们具有思考、过滤、举一反三和培固能力，会不断地汇流，而成江河。
阅读有一个效率的问题。你不能几分钟、一小段、一小节地学，而是要读满半小时、最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长时效”阅读，你读到的陌生词语，会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反复出现。有些会反复了十几次，你总是会记住的，于是就在我们脑袋里形成了“深记忆”。以此为基础进行再思考、再写作，孩子就可以进一步“逻辑化”，形成知识吸收、思考、过滤、输出的整个过程。
如此，才是“高效率学习”。
如“小古文”的这种浮皮潦草的学习，只鳞片爪、浮光掠影，学了东忘了西，知乎不能者也，浪费时间，是典型的低效率学习，不如不学，不如留点时间发呆，胡思乱想。
2020年9月20日于T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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