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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医钱艺是如何治疗脑病的?有关的药方有哪些?

钱艺是清末太仓名医,字兰陔,晚号隐谷老人,膝下三子皆从父授业行医,秉承家学,悬壶济世,闲暇之余将临证经验编著成册,著有《证治要旨》《念初居笔记》等。

阐述医理通达透彻,上溯内难根源,下引唐宋支脉,重温病之学,又博采众长,临证用药机圆法活,屡起沉疴,其学术价值颇丰。

《慎五堂治验录》是其临证经验的重要体现,是娄东中医学术流派的代表著作之一。

强调医者须“学、问、思、辨、行”五者俱备而得名,警示后人学医需慎学、明辨、审问、慎思、笃行。

医案医话记录详细,病种多样,内涵丰富,辨证经典,用药考究,具有典型的世医家范,不失为指导临床辨证施治的参考。

故挖掘其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丰富娄东中医学术流派具有重大意义。

重视热邪、伏邪致病,临证辨治重视清泄热邪、搜剔伏邪,透邪达外,息风化痰、肃清机窍,同时养元扶正,滋水平木,安魂定志,恢复神机功用。

神昏伏邪入心,治以清泄透邪达外

“钱邦周子,辛巳闰七月十九日。微寒壮热,汗出热不凉清,热甚神昏谵言,伏邪蕴于阳明少阳,所谓二阳合病也。”钱氏遵张机六经辨治和解少阳,清降阳明,“治以法清泄之”。

药用益元散、青蒿、半夏、桑叶、生姜皮、蝉衣、郁李仁、杏仁、夏枯草、藿香、蔷薇花露。

复诊时应汗出有减,“仍热甚神昏谵语,钱氏认为伏邪胶着,深入营分,治以清透”,继予碧玉散、知母、藿香、半夏、生姜皮、大豆卷、青蒿、牡丹皮、蝉衣、桑叶、白薇。

方中较前方增加牡丹皮、知母泄营分热邪,藿香、白薇、大豆卷攘中除湿,透邪达外。

再诊时,热势已去,病转为安,则去知母、藿香、大豆卷,加鳖甲、夜交藤养阴安神,香稻叶建中扶正。

“持此法续治三十有日,诸症有减”,神志转清,继追穷寇,搜剔伏邪,此时邪传表分,当宣肺气。

药予青蒿、枇杷叶、桑叶、蝉衣、淡豆豉、川贝母、白薇、栀子、藿香、杏仁、蔷薇花露善后而愈。

又一案,“苏和尚女,壬午,南漳泾。温邪内陷心包,身热片时,神昏不语,不饮口噤,目定颧红,四肢瘛引。”

追问病史得知昨日鼻衄,是否以热入营血,钱氏暂勉拟芳香开泄,待神志转清再商他治。

药用鲜石菖蒲、薄荷、白薇、金银花、鲜生地黄、玄参、连翘、牡丹皮、羚羊角、菊花、大豆卷。

再诊时神志已清,肢痉亦平,可自主进食,唯身热未凉,舌红口渴,似乎邪有转出之机,乃以乘势达之,继予清透宣表达邪之法。

予鲜生地黄、薄荷、连翘、淡豆豉、川贝母、玄参、金银花、栀子、犀角、白薇、桑叶收功而愈。按: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和外在表现,病邪侵袭清窍,扰乱神明则可见神昏。

钱氏在病机变化中注重伏邪致病,认为六淫之邪多从外而至,由卫及血,可直中心营,亦可伏而晚发,或伏邪变生他邪、伏邪受新邪引动等均可塞其心膻或阻其脑窍。

常见致病伏邪为风温、湿热、暑湿等邪热扰心而致神机受损,昏聩神迷,如“暑湿之邪蒙扰三焦,逆走膻中,神明为蔽”。

“温邪内陷心包,身热片时,神昏不语,不饮口噤,目定颧红,四肢瘛引”。钱氏临床辨治重视清泄热邪,搜剔伏邪,透邪达外。

正如“暑热入营也,生机仅存一线,其在芳香由营透卫乎”。钱氏治疗善于因势利导,根据病邪性质及疾病阶段分而治之。

如中二阳合病,先予清泄,热不得解,深入营分,继予清透,邪传卫表,继追穷寇,治予清宣,又如案二中,热神神昏,当以泄热醒神为先,热退神清。

正胜邪怯之际,一鼓作气,乘势逐邪外出,两案治疗轻重缓急有序,先后次第分明。

善用碧玉散、益元散清解暑湿热邪;选牡丹皮、白薇、青蒿入营清热;用金银花、连翘、薄荷、淡竹叶透热转气;喜用鲜药养阴清热。

多以“露”“汁”入药便于服用,且存性养阴,如甘蔗汁、梨汁、藕汁、藿香露、白荷花露、蔷薇露等。

中风风痰阻络,治以息风涤痰开窍

“遂卒然昏仆,口噤涎流,目直肢痉,脉形软弦”,发病迅猛,风中脾络,肢痉不用,钱氏认为此乃风痰阻滞机窍。

当搜风化痰,予全蝎、天竹黄、竹沥、钩藤、僵蚕、半夏、石菖蒲、天麻、桑叶、天南星。药后目能转动,肢痉亦平,病速告愈。

“内风凌脾,先予投资寿解语法,不语转为骂詈不避亲疏”,症似加重钱氏认为此乃“阴病转阳,是为顺候”,继予息风涤痰开窍之品。

如羚羊角、鲜石菖蒲、远志、龙齿、桂枝、僵蚕、胆南星、竹沥、天麻、石决明、茯神、香附汁,药后狂言止,思绪清,前药减少继服而愈。

又一病者“头旋跌仆,肢痉撮空,牙禁闭,脉弦数”,中风之症,兼有身热汗出表证,钱氏言此“外风引动内风”。

治予息风化痰,药用羚羊角、桑枝、桑叶、钩藤、石菖蒲、天麻、僵蚕、竹茹、天竹黄、半夏、甘草,药汁送服至宝丹芳香开窍,药后效显,牙关得开,神识亦清。

通过询问得知四肢麻木已有三载,当知久病乃阴血虚衰,前方适当调整,加石斛、白芍、黑豆等养阴生津、培补肝肾之品善后。

按:中风因发病卒然,变证多端且凶险难愈,列为中医四大顽疾之首,历代医家多认为风邪致病,唐宋以前以外风立论,唐宋以后从内风论治。

清代叶桂《临证指南医案》阐明了“精血衰耗,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内风时起”的发病机制。

钱氏集各家之论,认为内风是病机关键,内生风邪均从肝而来,肝阳亢极化风,或阴虚欲竭生风。

可由外风引动,常夹痰携热,上扰清窍,直冲巅顶,阻滞经络,或直中脏腑,深达心营,阻滞机窍,如“肝木化风,夹痰上冲”“内风夹热痰上逆”。

“风中脾络,风痰阻滞机窍”“肝木化风,夹痰上冲,冲犯阳明则痛吐,冲及心膻则神昏不语,周身机括不灵,半身不遂矣”。

钱氏在上述三案中均从风痰阻络辨治,急性期予息风涤痰开窍之法,善用天麻、钩藤、石决明、桑叶、白芍、菊花平肝祛风,配以化痰通窍之物。

如竹茹、天竹黄、竹沥、半夏、天南星等,用石菖蒲、远志、郁金、冰片等开窍醒神,善用全蝎、羚羊角、僵蚕、蝉蜕等血肉有情之品加强祛风通络之用。

病情缓解期治病求本,以滋养肝肾固本培元,用药多选鲜石斛、白芍、枸杞、熟地黄、黑豆等。

眩晕风阳上潜,治予滋水平肝定眩

郁砚香,年六旬有余,患眩晕耳鸣,多方求治予酸敛腻补,俞服俞剧。迨至秋末,进食后脘痞呕恶,医用芳香消导亦无所效,知饥思食,大便半月不解,诸医皆谓不治。

钱氏诊之“脉则弦大,舌色灰黄”,认为阴液亏而燥屎不下,肝肾虚而眩晕耳鸣,治病必求其本,宜滋水以生肝,然便燥不通是为标。

予咸润之品养液通肠,稍佐和阳息风,便解再商培本。药用肉苁蓉、栝楼、半夏、枳实、石斛、桑叶、天麻、菊花、旋覆花、稻叶等,一剂便通,诸恙霍然。

再拟滋水养肝之品,如枸杞、生地黄、白芍、麦冬、石斛等。

钱氏认为眩晕耳鸣皆因肝虚夹痰而风阳上潜,正值秋令肝血益衰,反乘胃土,胃伤则容受运化失司,以致食阻中宫,液伤则大肠失润,便结不解。

众医者不得其理,补之消之不中病机,是犯了实实虚虚之诫。

另一案,钱氏言此乃肾虚肝强,治当滋水清肝,予生地黄、天门冬、茯神、半夏、当归、牡蛎、骨碎补、黄芪、杜仲、沙苑子、陈皮、菊花,用龟胶二两、藕粉二两收膏而治愈。

按:钱氏论治眩晕遵《黄帝内经》中“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之旨,同时吸纳先贤“无虚不作眩”。

“无痰不作眩”的理论,认为乙癸下亏,则水不涵木,木旺风起,易夹痰旋升,迷乱神机,阻滞清窍,发为本病,故“肝虚魂升于巅”是其病机关键。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注重结合五脏生克制化理论,探究肝木风升之虚实,顾及相关脏腑功能。

如因水不涵木,当滋水育木,如产后“耳鸣眩晕,乃阴亏阳亢”;或精血亏虚,当约营摄肾,如案血下若注后“眩晕难支,如立舟车之上,此乃营虚不能约束,肾虚无以固藏”。

或风木阳亢,当折木息风,同时知肝传脾,宜健脾实胃以助纳运,扶土抑木,同时杜绝生痰之源。

钱氏强调临证辨治当详究病史,探明病因,区分标本缓急之势,勿犯虚虚实实之诫。正如案一肝虚为本,肠燥便结是标,故先养阴通腑,再补肾定眩。

案二中眩晕时作,病程较长,恐急攻不能速效,且脾胃功能未损,乃选膏滋调摄,是为固本养元,久久为功。

用药常选生地黄、熟地黄、天门冬、骨碎补、杜仲、石斛、沙苑子、枸杞子等补益肝肾,用牡蛎、龟板等咸润之品降逆养阴,佐石决明、天麻、钩藤、龙齿、菊花、桑叶等熄风定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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