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讲到“吃”，从希望吃饱到能够吃好，从饮食到美食，在我们这批“50后”的记忆中，“吃”是一幅五味杂陈、弯弯扭扭的波形图。
1957年，淮海路上的老松盛小吃店
1972年，上海街头
1980年，上海
1987年，上海街景
在“吃”的问题上，从小爹爹姆妈就给我们兄妹俩做规矩。比如一大一小两只生梨，先拿的人不能挑大的，必须拿小的。我们被“告诫”，先拿的人只能拿小的，这叫“谦让”。也就是讲先拿的人定规（一定）吃亏，所以我和妹妹都喜欢“谦让”，“阿哥先拿”“妹妹先拿”。后来才晓得，古年八百代就有“孔融让梨”的故事了。
又比如，饭菜上桌，大人没有动筷前，小囡定规不能先动筷的；搛菜不能上下乱翻；不能用筷子搅汤盆，必须用调羹；不能觉得哪一只菜味道对自己胃口，就盯着那只吃；饭定规要吃干净，想吃多少盛多少，不能剩饭；不能抬着饭碗出去走人家（串门）；不能盯着别人家小囡吃东西看，这样不礼貌，你们是“有教养人家”出来的，不是“野蛮小鬼”，不是当“馋佬呸”……啊呀，规矩多得莫佬佬（很多）。要是违反了哪一条，姆妈定规会拿出一把量衣裳的竹尺，打上几记手心。有辰光姆妈发起齁（发怒）来，手心会被她打得血血红。
1972年，上海小朋友在家中
都说老底子（过去）上海人的早餐离不开四大金刚（大饼、油条、豆浆、粢饭），其实那些年我们并不是天天有“资格”吃“四大金刚”的。记得那辰光家里早餐几乎千篇一律是泡饭（或者白粥）加乳腐（不是白乳腐就是红乳腐，或者是酱萝卜干）。一两个礼拜改善一下生活，姆妈才会从绢头包里翻出几张角票，让我去买点大饼、油条回来。大饼有甜大饼咸大米，油条分嫩油条老油条。
记忆中弄堂里的叫卖声，常常激活我舌尖上的波形图。卖五香豆的，爆炒米花的，氽油墩子的，挑酒酿担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闹猛得不得了。
爹爹欢喜吃油氽臭豆腐，蘸点辣火酱，外焦里嫩，香！姆妈欢喜吃酒酿，弄堂里有小贩挑过酒酿担的，她经常会喊住他，买上一小缽斗甜酒酿。我和妹妹跟着姆妈分食甜酒酿，吃得眉开眼笑，面孔红彤彤。
爹爹看我们这么喜欢吃甜酒酿，有一天他买来一包酒酿药，说是自己来做甜酒酿。我看着爹爹变戏法一般，把一锅子饭盛进砂锅里，像撒农药一样，把那包药粉均匀地撒在上面，还在饭当中挖个洞，然后把砂锅小心翼翼地放进捂窟（用作保温的草包）里，再在外面包上一件老棉袄。爹爹讲，孵甜酒酿就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样，要保暖，让药粉慢慢发生化学作用，一锅子饭就会变成一锅子甜酒酿了。他告诫我们“不要掀”，说是三天以后，甜酒酿就“孵”出来了。
其实大人越是讲“不要做”的事情，小囡越喜欢“做”。我老是掀开砂锅盖头，看看酒酿有没有“孵”出来？隔几个钟头看看，隔几个钟头看看。后来发现像是有白茫茫的一层东西，在发生“化学作用”。我时不时掀开了看看、看看。到了第三天，爹爹兴致勃勃地打开捂窟，掀开砂锅盖头，尝尝味道，酸的！垂头丧气的爹爹又“试验”了几趟，一趟也没有成功过。其实他一直不晓得，是我一趟趟掀开捂窟出的毛病。姆妈不再让爹爹浪费粮食了，而爹爹总是辩解，没有浪费没有浪费，酸了，就让它酸下去，可以做成“老白酒”。于是我经常跟着爹爹咪上几口有点甜咪咪有点酸叽叽的“老白酒”。我想我会得喝老酒，并且酒量还不错，恐怕就是那个辰光打下的基础。
1971年，上海人家
我最欢喜过年了。过年的辰光，能穿上新衣裳，拿到压岁钱，顶顶有劲的是，可以吃到鸡鸭鱼肉等平常吃大不到的好东西。姆妈是朱家角人，过年辰光，外婆总会带来自家做的蒸糕。糕面上铺一层枣子、桂花、糖冬瓜，糕的里面夹一层豆沙。朱家角的熏青豆是很有名的，还有扎肉……春节里，吃的东西多，馋痨了一年，可以放开肚皮吃。
过年还有一个规矩，年夜头（大年夜）端上桌的鱼，是定规不能吃光的，至少要保留一根尾巴，“吃剩有鱼（余）”，讨个口彩。平常我们家难般（很少）烧红烧肉。到了春节里，姆妈烧起红烧肉，总是扑扑满的一砂锅，浓油赤酱。不过这锅红烧肉，要从年夜头一直吃到正月半。姆妈每次都把吃剩下来的红烧肉，放进竹篮头里，吊得高高的，说是怕老鼠偷吃，也是怕我们小囡偷吃。过了正月十五，一切就又回到了“泡饭 乳腐”的日脚。一个月只吃几次荤菜，没有大鱼大肉，只有咸菜炒肉丝、猪油菜饭之类的“小荤”。当然难般我还能咪上几口爹爹做的有点酸叽叽的“老白酒”。
（未完待续）
（来源：上海文联：作者：庄大伟，责任编辑：张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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