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是否恪守官箴，恪守的程度如何，是吏治与世风好坏乃至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 封建社会对于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有不少规戒，即所谓官箴，亦即做官的守则。官员勤政清廉，就被称为“不辱官箴”；渎职贪残，则被称为“有玷官箴”。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不少督促官员恪守官箴的措施，包括皇帝亲自对官员训诫、建立监察制度、惩办违法乱纪官员、在地方衙署中设立戒石铭、在官员上任仪注中进行官箴警诫、在官吏教科书中辟有论述官箴的专章等。一般官员在表面上对于官箴也不敢轻视，做有违官箴的事时往往要顾忌三分。如许多官员都在自己的衙署中挂上有关官箴内容的楹联，其中不少都是官员自撰的，一些官员还在日记中用某些官箴自警自诫。但是，从总体来说，不守官箴的官员仍是大量的，违反官箴的事情也是普遍存在的。官员是否恪守官箴，恪守的程度如何，是吏治与世风好坏乃至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清代康乾盛世，恪守官箴的官员相对较多，到了晚清衰世，顾惜官箴者便越来越少。官箴的内容很多，这里着重谈谈三纲五常、戒石铭、为民父母、清慎勤等几种。
一、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更是做官的基本道德。清朝统治者不仅以此作为礼教之本，在整个社会中大加提倡，更将其作为最基本的官箴要求来约束官吏。《歧路灯》在写到做官之法时特别提到六个字：“三纲正，万方靖。”反映了清代官吏以三纲五常作为基本官箴的实况。清代官吏上任的仪注中也含有告诫官吏要恪守三纲五常的内容。官员到任进署后，先举行拜仪门、拜神、拜阙、拜印诸仪式，然后聆听敲梆子。头梆七下，意为“为君难为臣不易”；二梆五下，意为“仁义礼智信”，又为“恭宽信敏惠”；三梆三下，意为“谨慎勤”。三梆过后，官员升堂。敲梆子之仪，意在告诫新官要时刻牢记皇帝在上，做臣下的必须按照三纲五常的要求去做，必须忠于职守，勤政爱民。
二、戒石铭
清代州县衙门大堂的前面都立有一座碑，碑面北，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州县大老爷坐堂时一抬头，便见到这十六个字。这座碑称为戒石铭，又叫戒石箴，是皇帝用来戒饬官吏奉公守法，不得贪赃虐民的。一些衙署的楹联中还有取自戒石铭的立意或与之相通的内容。湖南督学署联云：“才要真爱，名要略爱，总之己要自爱；天不敢欺，人不可欺，实于心不忍欺。”又某衙署联云：“阳奉阴违，天有难遮之眼；民穷财尽，地无可剥之皮。”虽然官衙中有戒石铭赫然在目，但很多官员熟视无睹，根本不理这一套，照样贪赃残民，使戒石铭成为一纸具文。对此，有人在每句铭文下面各加了一句话，加以讽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转吃转肥”即越吃越肥，“来的便著”即遇民便虐。
戒石铭上的十六个字，源出五代时后蜀主孟昶颁行天下的一篇“令箴”，原文有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宋太宗择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颁行天下。至南宋赵构又以黄庭坚所书这十六字“颁于州县刻石”，州县衙门奉谕将刻石立于公案之侧，称为“戒石”，遂相沿为制。至明代奉新制，立碑于头门内甬道之上，以便官员出入时经常看到。清代沿之。
三、为民父母
州县官应“为民父母”、爱民为民，这是清代州县官的重要官箴。州县官俗称父母官，人们对所认为的清官、好官，也多赞誉为“民之父母”、“爱民如子”。这种官为父母之说，既反映了州县官直接治民的特点，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州县官应该“为民父母”，即应像父母爱子那样爱民的官箴。《牧令须知》对州县官何以称“父母官”及怎样“为民父母”有较清楚的说明：“牧令(州县官)民称父母，何也?盖因其有教养之责，与民休戚相关，故称其父母。使其顾名思义，常存惠爱之心，为牧令者，当以目前之赤子，如膝下之儿孙。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恶丁役之虐我民，则管束不得不严；恶盗贼之劫我民，则缉捕不得不力；恶差徭之累我民，则支应不得不减；恶稼穑之苦我民，则催科不得不慎；恶荒歉之乏民食，则仓储不得不备；恶旱潦之害民田，则水利不得不行；恶词讼之妨民事，则审理不得不速……”在大量的衙署楹联中，也可看出关于“为民父母”官箴的一些观念，如认为官民关系如父母与儿孙的关系，父母应慈爱儿孙，父母官不易做，民不可欺，应该做真父母而不要挂羊头卖狗肉等。这些楹联，如江南许多州县署挂的：“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母恩情。”贵溪县署联：“民不可欺，常愁自折儿孙福；官非易做，怕听人呼父母名。”遵义县署联：“到处皆称父母官，要对得自家父母，方可为人父母；此中易作子孙孽，须顾全百姓子孙，以能保我子孙。”无锡县署联：“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清代官员中践行“为民父母”官箴者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的。《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就是一个。他晚年曾在贵州思南府印江县做过一任知县，即以父母官的标准要求自己。道光本《印江县志》载：“李海观，字绿园，能兴除利弊，爱民如子，疾盗若仇。”他在书中塑造的清官形象荆县尊、娄潜斋、谭绍衣等，正是他本人为官的写照。书中对父母官的议论，反映了他对父母官形象的理解：“俗语说，知县是父母官。……第一句要紧话，为爹娘的馋极了，休吃儿女的肉，喝儿女的血。”意即做父母官的要爱老百姓，决不能压榨、残害百姓，否则便是吃喝儿女的血肉。清初小说家、曾任深泽县令的刘璋(《斩鬼传》的作者)在民间也有父母官之誉。据载，他执政“严而不猛”，“民情吏治间留心久”，“任四载，民爱之，皆曰贤父母哉”。
清代大量的父母官有名无实。他们虽表面上也以“为民父母”为官箴，但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某县署大堂赫然悬挂“爱民犹子，执法如山”的大匾，其县令却贪黩成性，于是有人续匾文讽刺曰：“爱民犹子，牛羊父母，仓廪父母，供为子职而已矣；执法如山，宝藏兴焉，货财殖焉，是岂山之性也哉。”一说续文为：“爱民犹子，金子银子，皆吾子也；执法如山，钱山靠山，其为山乎。”有的官员始为清官，人们赞为“父母”，但后来变为贪官，人们便加以抨击。嘉庆年间秀水县令某刚上任时，清廉公正，官声颇佳，士民赠以匾云：“民之父母”。不久该县令一改旧操，广通贿赂，有人便在匾侧题一联云：“漫道此之谓；谁知恶在其。”
四、清慎勤
“清慎勤”是清朝极为重要的官箴。清帝曾亲自加以倡导，如康熙二十年，玄烨御书“清慎勤”三字，遍赐京师与各地衙门。《牧令须知》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当官之法，惟清慎勤三字。”州县衙门大堂正中的暖阁上常写有“清慎勤”三个大字。很多衙署楹联中都有关于“清慎勤”的内容，或言做官责任重大，当以“清慎勤”对之，或言只有做官“清慎勤”才无愧于天，或着重强调“慎”字的重要。如宁波府署联云：“念厥职匪轻，休戚与六邑相关，曰慎曰清曰勤敏；求斯心可问，是非惟群言是度，不宽不猛不因循。”广东抚署联云：“充无欲害人心，不忧不惑不惧；行可以告天事，曰清曰慎曰勤。”桂林抚署联云：“行所当行，不为已甚；慎之又慎，未敢即安。”
关于“清慎勤”的含义及其主旨思想，《牧令须知》做了详细的说明。所谓“清”，是指明于义理之辨，绝其嗜欲之私，专心事君尽职，不好利，不好名，不以自家妻子为念，做到念清、神清、心清，做清白良吏。所谓“慎”，即事事为民计身家，慎于事而熟思审处，审案要慎，取予要慎，不以幽独昧天良，处处如鬼神临鉴，如诸葛武侯一生谨慎。所谓“勤”，即视国事如家事，时时持未雨绸缪之思，怀痛痒相关之念，审理公务要勤，查禁赌博要勤，治水要勤，防盗要勤，勤以补拙，勤则寡过。“清慎勤”三字合而观之，其主旨即视国如家，视民若子，如此则可操守清，持躬处事不敢不慎不勤。“清慎勤”除作为一般官员的官箴外，有些官职还因其自身特点，被认为特别需要守此官箴。如刑部官员濮青士曾作《提牢琐记》，对狱官尤须守此官箴做了论说：“清、慎、勤，官箴也。箴，提牢(狱吏)尤亟。众狱所归，竿牍易行，清则绝之。猾役作威，大盗阶厉，慎则制之。躬理巨细，耳目入微，亵毋嫌渎，烦不惮劳，勤之谓矣。”
清代官员中堪称清官、好官者，都是在“清慎勤”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著名者如清官于成龙(字北溟，与包公、海瑞齐名，时有“天下廉吏第一”之誉)、施仕纶等。雍乾时曾任笔帖式、主事、知州，颇有政绩的徐世琏也可说是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在笔帖式任上，他得到户部的好评，被褒为“行走勤慎”，并因此而升为户部云南司主事。他的老师在《教言》中要求做官要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为民为国当个良臣，他便努力按照老师的话去做。他曾劝做千总的弟弟要“勤以持身”，即“栉风沐雨，不以为劳；带月披星，勿以为苦”。他自己就是照此行事的。其突出政绩是扑灭蝗灾，他写的《历阳捕蝗记》是此项政绩的实录。在清代官员中，有违“清慎勤”官箴者是举不胜举的，特别是晚清，吏风败坏，“清慎勤”三字几乎谈不上了。作于晚清的《牧令须知》说到当时的吏风是：对于所谓立身之道、报国之忱、勤民之隐，皆置之度外。一旦得官，唯利是图，尸位素餐，其节不清，其心更昏昏如醉，谈何慎勤。即使有所谓清者，大半也是有其貌而无其实，不过是为邀名图官而已。
关于“清慎勤”的缘起，清人王之春《椒生随笔》云：“‘清慎勤’三字为司马昭训长史之言，见《三国志》。”宋代，“清慎勤”当已成为普遍行之于官场的官箴，《牧令须知》云：“清慎勤”三字，“宋吕文勤之官箴也”。宋人笔记中记一年轻进士向当参政的同乡老前辈求教：“做官有什么秘诀?”回答是：“做官要勤、谨、和、缓。”此四字诀与“清慎勤”甚为相近。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谈到另一种说法，即：“清慎勤”三字是明太祖朱元璋规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