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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16)李悝变法:法家思想与魏国霸权

孔子“隳三桓”失败,说明儒家那套理想虽然美好、高大上,但在春秋战国这种大争之世确实行不通。正儿八经的儒学传人,子思、孟子这一派,就沉寂下来专心搞研究了,基本不参与政治。儒家其实是非常入世的,很想积极参与政治、改造社会,但在春秋战国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孟子也到处游说诸侯搞他的“仁政”,但无一成功案例,总的来说还是他自娱自乐。战国时期,在政治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基本都是法家。

法家学派的思想家、政治家基本都是儒学弟子。孔子的六经在战国算是基础教材,不管赞不赞成孔子的观点,要想学文化,就得向儒家学者拜师。

儒家的思想来源于儒,古代君主的礼仪顾问。那法家的思想从哪里来呢?

法家思想的来源于战争、来源于军事纪律。法家的“法”,最开始就是从军事纪律里边演变出来的。因为军队讲究严刑峻法、号令统一,军队的统帅必须享有绝对权威,违法军令一般都会被处死。战争是一个会带来大量人员伤亡的集体行动,为了避免出现更多军人的死亡,必须不惜动用死刑来保证号令统一和统帅的整体部署得到贯彻执行。对诸侯国而言,最高军事统帅只能是国君。在长期的战争中,国君掌握了越来越强大的军队,这就必然让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内部,也能够像军队一样号令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

分封制体制下的国家没有一套可以全国通用的法律,国家的运行主要是靠尊卑有序的宗法体系来支撑。它是一套服从体系,而不是法律体制,诸侯服从国王、公卿服从诸侯、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弟弟服从哥哥。就是按照这个尊卑关系听话就行了,不需要具体的法律条文来界定权利义务。贵族和诸侯服从国王,但在他们自己的封国内部,怎么管理人民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中央政府管不着。

国君要强化自己的权威,就要把军队的那种整齐划一的命令体制用到国家管理上。而且,在战争中获得军权的新型军事勋贵们,也希望打破传统贵族们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垄断,重新分配利益格局。这种背景下,才诞生了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的基本思想有三个:

第一、尊崇君主的绝对权威,保证整个国家不分长幼尊卑,都统一服从君主的意志。

第二、制定严刑峻法,保证违反法律的人得到严厉的惩处。法家学者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水是很温柔的,但溺水死亡的人却很多;火是很猛烈的,但被火烧死的人却被溺水死亡的人数少得多。就是因为水看起来无害,让人放松警惕,而火一碰它就会被灼伤,因此人们就知道避而远之。国家的法律也应该像火一样,稍微一触犯就必然遭到严厉处罚,这样人们才会遵纪守法。

第三、奖励军功,奖励耕战。只有在战争中立下功劳,或者增加了农业收获的人才能升官。这里的增加农业收获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能够给国家交更多的粮食,是为军事行动提供更好后勤保障的意思,也是围绕着服务于战争来展开的。通过奖励耕战,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国家的军事能力,在春秋战国的混战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士人阶层逐步的掌握军权和政权。

西周后期、春秋时期,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人口和新开垦的土地都大量增加。对这些自由开垦出来的土地,以前那种“井田制”的封建管理办法就不好用了,只能是征税。要征税,那就是政府职能要强化,新开垦土地的地主政治地位要上升,夹在政府和新的自耕农和地主阶层之间的封建贵族的地位不可避免的就要下降了。这种政治地位的变化,就是通过奖励耕作来实现的,谁交的粮食多,谁的政治地位就高。

通过奖励军功,新兴的军事勋贵们凭借军功升官进入政府高层和获得更多的土地。那些传统的依靠分封世袭来获得官位和土地的贵族,他们如果不能在战争中立下功勋,就会被逐渐的取消做官的特权,并且剥夺世袭分封的土地。这就为出身于非贵族家庭的普通人进入统治阶层打开了一个上升通道,也就是通过战争来建功立业的通道,有利于选拨优秀人才来管理国家。

总之,法家思想的三个基本思想,都是围绕着战争来展开的。尊崇君主权威,就是把军事统帅的权力运用到政府管理中来;制定严刑峻法,就是把军事命令运用到国家法律中来;奖励耕战,就是强化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当中的地位。法家的法律,主要是强调用军事管理体制来改革分封制的国家制度,代表了军队或者说军事勋贵集团的利益诉求,也体现了战争对国家法律体制管理体制的推动作用。

法家主推的“法”也与战争密切相关。军队是纪律最为严明、处罚最为严厉的地方。春秋时期郑国的宰相子产“铸刑鼎”就是在阅兵仪式上。这是有记录的第一次正式把刑法条文铸造在大鼎上公之于众,是中国公开成文法的开端。之前周穆王也制定过《吕刑》,更早的还有传说中的《禹刑》、《汤刑》,但都没有公开,讲究的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仅供执法者使用。子产“铸刑鼎”的时机,是在 “蒐(音“搜”)礼”上。蒐礼就是西周时期的阅兵仪式。西周和春秋战国的文献里边经常所某某诸侯“蒐”于某地,就是他在某地阅兵的意思。上古时代,春天的军事行动叫做“苗”,秋天的军事行动叫“蒐”,冬天的军事行动叫“狩”。大型的典礼活动在每年秋收完成以后搞比较合适,慢慢的就形成了秋天大阅兵的蒐礼。刚开始的时候,用来公布重大的军事决定,后来就是军国大事都在蒐礼上决定并公布。在蒐礼上铸刑鼎,表明了刑法与军事纪律的密切关系。

大规模战争是中华文明国家治理体系从原始走向现代的基本推动力。

法家的三大思想在当时都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特别是君主集权这一条,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奠定了关键基础。我们今天研究法家,不能说法家的精华就是法治、糟粕是君主专制,这是错误的,法治和君主专制都是法家思想的精华,代表了它所在的那个时代进步的方向,也代表了新兴的平民阶层通过耕战来打破封建贵族统治的进步诉求。在战国时代,法家的这三条都是进步的,说它落后,不够民主法治,那是两千年以后的事儿。

前边我们说的战国时期第一个霸主——魏国。它从三家分晋里边分出来,春秋末期第一霸主晋国被内部三大家族瓜分成了三个国家:赵国、魏国、韩国。赵国在北边,魏国和韩国在南边。魏国占据了山西南部平原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实力最强,成了战国的第一个霸主。魏国称霸的三个关键人物:魏文侯、李悝、吴起,都是儒家弟子变成了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学生,他当了魏国的宰相,用法家思想来主持变法,最重要的就是改革了世卿世禄制度,魏国国君自己以前就是晋国的卿大夫,以卿大夫的身份瓜分晋国,当然不会再允许这种事情在自己国家出现,李悝变法,就取消了卿大夫世袭做官的权力和在自己采邑里边的治民之权,做官掌权要靠本事靠政绩和军功,不然就只能得到一些高贵的头衔但不掌握实际权力,采邑还是可以有,但只是采邑的税收归领主享用,采邑里边的人民不归领主管,而是由政府任命的官员直接管理,至于在采邑里边建立自己的军队这种事儿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简单来说就是保留卿大夫家族的地位和财富,但剥夺他们世代掌握军队和政府实权的权利。

改革以后,实权就掌握在国君和新一代政府官员手里。这些政府官员,包括军队的军官,都是根据在耕作和战争中的功劳提拔起来的。政府官员只服从国君的命令和法律,在君主的法令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所谓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李悝是担任宰相掌握政府,他的另外一个同学吴起,就担任军队的总指挥掌握军队,也是按照法家思想来改革军队。世袭贵族的军权被剥夺了,吴起这种平民阶层出身的职业军官掌握兵权,只服从君主的旨意,而且只有君主可以合法拥有军队,其他任何贵族家族都不允许再拥有军队。吴起采用严格军事纪律来训练和指挥魏军,建立了著名的“魏武卒”,就是武装步兵。这些步兵都是精挑细选的,全国上下选出来五万名士兵,一旦当选,就发给全家一百亩土地,保证全家衣食无忧,然后认真训练,装备也都是最精良的。纪律极为严格,违反军令的立刻杀无赦。

吴起是平民阶层出身,没有旧贵族的架子,长期坚持跟士兵同吃同住,有士兵受伤了他还亲自去护理伤口。史书上就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说,在一次战场上,有个士兵抢先充分杀进地方阵营砍死了几个人回来准备受功领赏,结果吴起说,没有命令就冲锋,违反军事纪律,当场就给斩了,这说明它纪律严明。另一个故事说,有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吴起亲自给自己的儿子疗伤,不仅不高兴反而痛哭起来,说吴起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他在战场上一定奋不顾身的冲锋,随时可能牺牲阵亡。所以她要痛哭。

这样一支新式军队,打起仗来自然是杠杠的。吴起当上统帅,首先就拿秦国开刀。秦军完全处于被吊打的状态。共和433年(公元前409年)和434年,吴起带兵连续两次击败数量是自己好几倍的秦军,轻松占领了河西之地。魏文侯在这里设立了河西郡,任命吴起担任首任郡守。秦军后来多次反攻,都被吴起带领魏武卒轻松击败,还乘胜占领了函谷关,彻底封闭了秦国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秦国与中原的联系中断,面临着灭国的危机。

与此同时,魏国还打着帮助赵国和韩国的借口,北上消灭了赵国北边的中山国,南下攻击韩国旁边的宋国,并赶跑了支援宋国的楚军。

又过了几年,吴起的部下又带着魏武卒去打齐国。这一回是联合赵国和韩国一起打,史称“三晋伐齐之战”。这个时候晋国已经被韩魏赵瓜分了,但晋国国君还名义上在位。齐国就借口三晋以下犯上违反礼制,跟韩赵魏搞摩擦,想吞并三国特别是赵国的土地。共和437年(公元前405年),齐国执政的田氏家族内斗,失败者跑到齐赵边境的城池,请求赵国出兵相救。此事关系到韩魏赵三家的共同利益,于是决定联合出兵,以魏军为主力。吴起缔造的魏武卒再次以少胜多、吊打齐军,攻入齐长城、活捉齐康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战争胜利以后,三晋觉得已经完全没必要再留着晋国国君这个傀儡了,不仅没啥用还尽给自己添麻烦,就让被活捉的齐康公去找周王,请求周王公开分封韩赵魏三大家族领袖为诸侯国国君。毕竟齐国是历史悠久的大诸侯国,齐康公又是周王朝开国元勋姜子牙后裔,代表周王室镇守东方,办这种礼仪性事务比较合适。齐康公为了活命,只能照办。周王接受了齐康公的请求,三家分晋在形式上最后完成。

齐康公完成任务,被释放回了齐国,但颜面威信已经扫地。田氏家族早就掌握了朝政大权,借着齐康公兵败被俘的倒霉劲,干脆也学习三晋,废掉齐康公,自己找周王给封了个国君头衔,完成“田氏代齐”的动作。

“三晋伐齐”之战把魏国的国际地位推向了顶峰,魏军接连击败秦国和齐国两大强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军事扩张都取得成功,控制了河洛平原、河西平原两大物产丰饶之地,经济军事实力俾睨天下,霸权水平已大大超过了晋国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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