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瘟疫与人》：瘟疫如何影响世界格局？

 关于作者

 

威廉·麦克尼尔，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 1963年，他以一部《西方的兴起》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关于本书

 

《瘟疫与人》是较早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从疾病的角度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著作，也是较早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著作。在它之后，疾病、细菌、气候逐渐从历史的背景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哥伦布大交换》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本书的启发。

核心内容

 

很长时间以来，史学家都把疾病当成是历史事件的背景，是一幕幕历史大戏中的配角，但是这本《瘟疫与人》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它们非但不是配角，而且还是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格局、国家的形态以及文化的样貌。 

 

解读文稿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瘟疫与人》，这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瘟疫对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会说，瘟疫带来的无非是痛苦和死亡，还能有什么？但这只是局部的观察，假如放大到宏观的人类历史上看，瘟疫施加给人类的作用力要复杂得多。

咱们先通过一个历史事件来感受一下。

16世纪初，欧洲人进军新大陆。其中有一场关键战役，是1520年西班牙军队进攻阿兹特克帝国，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这是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西班牙以不到1000人的军队，征服了整个阿兹特克帝国。历史学家一度把这次胜利归结为武器和计谋的功劳。但是，深入细节你就会发现疑点。首先，双方的兵力差距非常大。阿兹特克帝国一向有全民皆兵的传统，所有成年男人都必须佩带武器，这使得整个帝国拥有作战能力的实际人数不下几十万。平均每个西班牙士兵，要面对上百个阿兹特克战士。其次，后者的武器也没有那么落后，他们锋利的长矛、大刀，轻巧实用的棉制盔甲，都让西班牙人自叹不如。那么，该怎么解释西班牙人的胜利呢？

一个更有新意的答案就在这本《瘟疫与人》里。话说，当年西班牙军队一共发起过两轮攻势，第一战惨败，落荒而逃，随后，他们又经过精密的筹划，发起了第二轮进攻。意外的是，这回直到进军到阿兹特克帝国的城下，都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一兵一卒的抵抗。推开城门后，他们发现，遍地都是阿兹特克人的尸体。杀死他们的，是西班牙人第一轮进攻中留下的、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生物武器：天花。这种疾病曾经在欧洲肆虐，西班牙人在与其缠斗的过程中，自身已经产生了抗体，但是对大洋另一边的阿兹特克人来说，天花如同死神降临，它帮西班牙人消灭了阿兹特克人的躯体，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并最终取得胜利。

很长时间以来，史学家都把疾病当成是历史事件的背景，是一幕幕历史大戏中的配角，但是这本《瘟疫与人》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它们非但不是配角，而且还是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格局、国家的形态以及文化的样貌。《瘟疫与人》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从疾病的角度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历史学家，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学者。有学者认为，这本《瘟疫与人》是把疫病纳入历史诠释范围的开山之作，在它之后，疾病、细菌、气候逐渐从历史的背景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哥伦布大交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麦克尼尔的启发。

麦克尼尔在书中把传染病如何影响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等做了完整的论述。比如，阿兹特克帝国为什么快速崩溃？蒙古帝国为何成为欧亚大陆的梦魇？在众多信仰当中，为什么佛教和基督教快速兴起？印度种姓制度是怎么形成的？中国古代，人们为什么先开发黄河流域，而一度忽视了更丰饶的长江流域？这些疑问，都可以从疾病学的视角得出新的解释。

接下来，我将分四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咱们先忽略政治和社会因素，把目光聚焦在人和瘟疫之间，看看过去几千年里，这场博弈的基本规律和底层逻辑。两者之间，一直在努力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

首先，由于过去的医学不够发达，没有疫苗，也缺少有效的治疗手段，所以人类对抗瘟疫主要靠自身的免疫力，人类和病菌之间的稳定关系，基本是靠生物的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在这场博弈当中，双方一直在开展一场持续升级的军备竞赛。一方面，人类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免疫力，避免被病菌杀死；另一方面，病菌也在努力攻破人类的免疫防线，又不能用力过猛，假如杀光宿主，自己也就没了存身之地。

在这场竞赛中，病菌有一个明显的优势，繁殖速度快。它们产生下一代所需的时间比人类短得多，基因突变的速度也快得多，而人类则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每次出现新的疫病，人类都会先经历大规模的死伤，然后再经过几代人的时间获得免疫力。根据历史统计，这个痛苦的适应期大约需要120年到150年。

适应期过后，病毒虽然还在，但是因为人类产生了抗体，它们已经没法再感染免疫力比较强的成年人，只能感染儿童，而且症状也轻得多，于是，原本致命的疫病就变成了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等。这些儿童病一般不会特别严重，精心护理就能康复。但是，死神并未离开，一旦这些病毒入侵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族群，也就是处女族群时，就如同狼入羊群，杀伤力迅速爆发。而且青年人更容易感染，死亡率更高。

换句话说，一旦疫病在某个族群里变成儿童病，这个族群在产生抗体的同时，也无意中获得了强大的生物武器，一旦他们接触某个处女族群，就很可能给对方带来灭顶之灾，就如同西班牙人的天花毁灭阿兹特克帝国一样。打击过后，又将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调适期，人类产生抗体，疫病再次变成儿童病，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下一批处女族群。一旦发生迁徙、贸易、战争，或者任何远途的人口流动，这个脆弱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这就是过去几千年一直循环往复的，人类和疫病博弈的基本规律，这个逻辑一直贯穿到现代医学出现之前。

第二部分

接下来，让我们装载着这个底层逻辑进入第二部分，瘟疫如何塑造世界格局。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传染病的迁移史。从狩猎时代到农耕时代，从贸易到战争，很多重大的人类活动都伴随着疫病。

疫病对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深入突破，始于农耕文明的诞生。

起初，病菌和其他动物一样，栖息在自己的地盘。狩猎时代，人类经常迁徙，在每个地方逗留的时间都不长，被感染的几率有限。而且感染者往往很虚弱，跟不上迁徙的节奏，被落在大部队之外，这就意味着传染源消失了。随后，进入农耕时代，人类有了固定的耕田和食物来源，不用再为了猎物东奔西走，人口密度大幅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正所谓凡有收益，必有代价，人类为自己创造家园的同时，也为病菌提供了温床。灌溉农田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繁殖环境，高密度的人口提供了传染路径，这使得疫病在农耕社会初期开始深度传播。

随后，跨国贸易的出现，进一步给病菌创造了机会。公元200年左右，地中海、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趋于频繁，天花、麻疹等原产于印度和非洲的传染病在东西方相继出现。之后的100年，各地人口大规模减损，直到公元900年，欧亚大陆才发展出了稳定的疫病模式，人口恢复增长，很多疫病也变成了地方性的儿童病。再加上山川河流等自然屏障，各个族群彼此隔离，形成了相对稳定且封闭的疾病圈。

不过，古代的贸易活动毕竟规模有限，对疫病的传播既频繁又零散，真正毁灭性的传播，其实是来自战争。假如说贸易是疫病传播的涓涓细流，细碎且持久，那么战争就如同滔天的洪水，一涌而来，足以致命。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瘟疫都是由战争引起。

第一次，是14世纪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它的病原地是喜马拉雅山麓。1252年，蒙古人入侵云南和缅甸地区，带着粮食、财宝等丰厚的战利品满载而归。沾染着鼠疫的跳蚤和土拨鼠，就潜藏在这些战利品中，顺路被带回草原。对蒙古草原的感染，肯定不等于对整个亚欧大草原的感染，这需要时间。接下来的100年，就是鼠疫杆菌在欧亚大草原的蔓延期。

其实，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已经模模糊糊意识到，土拨鼠身上可能带着什么不好的东西，只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而他们的预防手段也同样充满了神秘色彩，比如土拨鼠只能射杀，绝不能设陷阱捕杀；还有禁止接触没精打采的土拨鼠；假如住所附近的土拨鼠有生病的迹象，就要马上拆掉帐篷搬家，远离厄运；等等。但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蒙古骑兵对这些生活中的禁忌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在进军欧亚大陆的过程中，快速机动的蒙古骑兵，给鼠疫打通了一条通往整个大陆的快车道，使它们突破空间的局限，到处散播。

1346年，鼠疫在蒙古军队中首次暴发，当时他们正在围攻克里米亚的贸易城市，加法。瘟疫迫使他们撤退，但病菌却留在了加法，并从那里起程，沿路一直传到地中海，后来又进入北欧和西亚。而当时的欧洲，人口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再加上气候恶化、冬季变长、粮食减产，社会生态已经呈现出疲态。这一切，都为鼠疫的毁灭性登场铺平了道路。14世纪中期，黑死病全面暴发，染病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短短几年，这场大瘟疫就杀死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每三个欧洲人就有一个死于黑死病。

同时，黑死病对欧洲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灭亡。当时的欧洲社会分为三个阶层，教士阶层、战士阶层、农民阶层。处在最底层的农民阶层，必须向贵族领主交纳大量地租，自己只能勉强度日。在黑死病暴发期间，大量的农民病死，耕地荒废。农民变成了稀缺的劳动力，他们开始向贵族领主要求更高的待遇。这是欧洲历史上，农民第一次向贵族讨价还价，单向的压榨关系遭到动摇。农民开始为自己争取权益，这也间接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黑死病也为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此前，欧洲人一直被天主教统治，他们认为教士是神圣的，但在黑死病面前，教士也和普通人一样死去，他们的教义对此又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这就使天主教逐渐失去了公信力。没有了思想禁锢的欧洲人，开始有了自由思想的启蒙，为后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换句话说，14世纪的鼠疫，永远地改变了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由战争带来的另一场大瘟疫，是16世纪的美洲大瘟疫，也就是天花。与黑死病沿着陆地传播不同，天花的传播跨越了整个大洋。前面说过，天花帮助西班牙人取得了胜利。此前，阿兹特克帝国总人口是2200万，然而，到了16世纪末，人口只剩下不到200万。随后，这场瘟疫在美洲流行了近一个世纪，先后抵达印加帝国、巴西、北美东北海岸和加拿大的安大略地区。在已经产生抗体的欧洲人中死亡率不到10%的天花，在美洲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中造成的死亡率超过90%。

与一般的武力征服不同，由瘟疫带来的死亡，不仅摧垮了印第安人的身体，也摧毁了他们的信念。在他们看来，瘟疫是神灵的惩罚，但是这个惩罚只针对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则毫发无损，这说明神灵是站在西班牙人这边的。同时，西班牙传教士也竭力对那些迷茫的印第安人灌输类似的解释。在迷茫和痛苦中，印第安人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屈从于侵略者，身体上接受他们的奴役，精神上接受他们的信仰。这种从身体到心灵的彻底征服，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全面瓦解，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从此之后，几乎每一场来自欧洲的传染病的造访，都在重复这个过程。可以想象，假如没有天花，欧洲人就不会轻易取得胜利，西方文明更不会主宰这片土地，也就没有美洲大陆后来的崛起。这就是第二次由战争引发的大瘟疫，它改变了美洲大陆的主人，进而也改变了之后几百年的世界格局。

以上我们说了瘟疫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总结一下。战争和瘟疫彼此作用：首先，战争使瘟疫传播，同时，瘟疫在战争中又充当了隐形的生物武器，改变了战争的结果。其中有两场战争尤为关键，其一，是14世纪蒙古骑兵进军欧亚大陆，导致黑死病暴发，其二，是16世纪欧洲人征服美洲，导致天花蔓延。这就是第二部分，瘟疫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第三部分

下面第三部分，咱们说说疾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塑造。在山川陆地的版图上，其实还隐藏着一幅肉眼看不见的疾病版图，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正是这幅疾病版图，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轨迹。我们选取了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作为观察样本。

先说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地上有两条生命线，长江和黄河。其中，长江的气候更为温热，降水丰富，远离旱灾，农作物的生长条件更好。同时，长江的地质结构，也让它发生洪灾的几率比黄河小得多。总之，从自然条件上看，长江流域显然更适合生活，而且这里也没有大规模的原住民，不存在军事上的征服障碍。但奇怪的是，直到汉代终结，长江流域的开发都非常有限。从咱们的先祖驯化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之后，差不多过了1000年，长江流域才出现了类似的进展。而且对长江流域的开发也不是出于主动，而是迫不得已。从东汉末年开始，军阀混战，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一部分农民逃往江南地区。随后，从东晋到隋唐，尤其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开始大幅南迁。到了两宋时期，北部少数民族掠夺中原，使得北方人口进一步南下。直到南宋建立，才正式标志着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

你看，由北到南的迁徙并非出于主动，而是为了逃避战乱，不得已的选择。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前往气候温暖又没有战乱的南方呢？其中的阻碍，我想你已经猜到一二，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瘟疫。拓荒者在向南进发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峭的疫病阶梯。司马迁在《史记·货直列传》中曾经提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也就是江南气候潮湿，人不能长寿。从史料上看，被派往南方的官员往往任期很短，而且死亡率高得出奇。今天看来，直接造成伤害的显然不是潮湿的气候，而是居住在潮湿环境中的病菌。在黄河流域，天气帮了人类大忙，寒冷的冬天杀死了大量病菌，而在温暖的江南，病菌可以一年四季肆意繁殖，长年累月，这里就充斥着大量北方人从未经受过的疫病，比如登革热、疟疾等等，它们就在这里等候北方移民自投罗网。

由于病菌的阻隔，迁徙的过程一直很缓慢，直到唐代，也就是8世纪左右，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人口密度都不高，到了400年后的南宋，成千上万的农民才遍及华中和华南地区。可以想象，移民的过程是缓慢且痛苦的，人们要面对从未经受过的疾病，然后在漫长的调适期里和它们逐渐适应、共存。所幸，中国人完成了这个艰难的融合，相比之下，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则没有彻底完成类似的融合。

公元前800年左右，印度的文明主要集中在西北部，而南部则是相对落后的森林民族。在西北文明南下，企图消化掉森林民族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阻碍，就是病菌。两个族群遭遇时，都携带着各自的病菌武器，彼此制衡。这就使得先进文明无法把森林里的原始社群彻底消化掉，只能用种姓的方式兼并他们，也就是作为稍低一等的、半独立的有机体，纳入文化联合体当中。这就是后来种姓社会的雏形。

以上就是第三部分，疾病对一个国家内部形态的塑造。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一张疾病版图，民族的迁徙和交融，也伴随着疾病的交融。交融的程度，直接影响国家的形态，比如中国完成了交融，实现了经济中心的整体南迁，印度没能彻底交融，导致了种姓社会的形成。

第四部分

接下来，进入第四部分，说说瘟疫对文化的塑造。

过去几千年里，人们虽然无法用科学解释瘟疫，但对瘟疫的观察，却让我们总结出一套远离瘟疫的方法，以仪式的方式流传下来。比如，有的宗教禁食猪肉。要知道，过去的养殖条件可不像今天，猪的饮食相当庞杂，包括腐烂的动物尸体、粪便，还有各种不干净的东西。假如猪肉没有彻底煮熟，人一旦吃进去，就很容易感染寄生虫。所以，在麦克尼尔看来，古代禁食猪肉的宗教习俗，本质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恐惧之上，它可以减少病从口入的几率。除此之外，另一个宗教仪式，沐浴，则能够避免因皮肤接触导致的感染。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中都有沐浴仪式。

但讽刺的是，年深日久，这些仪式最初的功能在传播中逐渐被人们淡忘，再后来，仪式被彻底神圣化，反而成了疾病传播的途径。比如，为了庆祝宗教节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聚集在一起集体沐浴，这就为疾病寻找新的宿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你看，疾病对文化的塑造，催生了一套颇为实用的制度习俗，这些习俗以文化的方式留存下来，但有的习俗在传承和演绎中，却又渐渐背离了初衷，甚至发挥了反作用。

另外两大宗教，佛教和基督教，在宗教文化上也或多或少受到了疾病的影响。佛教源自印度，与寒冷地区相比，传染病在印度的发病率显然更高；基督教形成于耶路撒冷等城市，人口密度比较高，传染病的发病率也肯定高于人口稀疏的地区，所以从一开始，两种宗教都把突如其来的疾病看作理所当然。他们都劝导人们说，死亡是对痛苦的超脱，是进入极乐世界或者天堂的必经之路，在那里，生前受到的所有不公和痛苦都将得到补偿。

在公元251年的罗马大瘟疫中，一位基督教主教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大概意思是，瘟疫对异教徒来说是灾难，但对上帝的仆人来说则是一场拯救。那些死去的人中，正义者被召唤去开始新生，非正义则被召去受刑，所以，这场瘟疫凸显了正义，测试了人类的灵魂，它暴发的正是时候，而且很有必要。这套解释对正遭受瘟疫的人来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安抚。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疫病，基督教和佛教才建立了一套适用于痛苦、疾病和乱世的思想和情感体系，收获了大量的追随者。

除了对宗教的影响，瘟疫对文化的塑造也深入日常生活。在大部分农业社会，早婚和多生孩子都是一种美德，也是天赐福泽的标志。当然，繁衍后代是生物的本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医疗条件落后，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也可以抵御疾病带来的不确定性。

以上就是第四部分的内容，瘟疫对文化塑造，它影响了宗教文化，也催生出了一系列的仪式，同时，这些影响也深入日常生活。

总结

以上就是这本《瘟疫与人》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值得一提的是，《瘟疫与人》中的很多观点是作者麦克尼尔的推断，缺少详尽的科学考据，但是，从疾病的角度观察人类历史，仍然是一次很有价值的思考。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要点。第一，人和瘟疫之间的博弈，是一场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当人类产生抗体、疫病变成儿童病，两者之间就形成了共生共存。第二，这种平衡很容易被打破，一旦发生战争，瘟疫将成为生物武器，和人类同步进军，它们不仅改变了战争的结果，也影响了世界格局。第三，瘟疫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家的内部形态，人在跨越地理版图的同时，还要征服看不见的疾病版图。第四，瘟疫影响文化，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瘟疫迫使人类演化出各种各样的预防手段和心灵疗法，以宗教文化的方式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