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代的正统论
（一）论历代的正统性
郑天挺整理了历代对正统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 正统的标准
关于正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陆深的观点，即正统应包含统一国家和得国正当两个标准。他在《燕闲录》提到：
“盖有正而不统者，若周之东迁是已，晋、宋之南附之；统而不正者，若秦、晋、隋、元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史家正统，宜曰汉、唐、明，而宋不得与焉。”
在他看来，历史上有正而不统的朝代，如东周，东晋、南宋；也有虽然统一但不正的朝代，如秦、西晋、隋、元，以及王莽的新朝；史家所认为的正统王朝是：汉、唐、明，而宋并不在此列。
2. 华夷之分
在个别朝代的认定上，尚存在些许不同的意见，比如，王祎把秦、西晋归于正统；朱熹以为汉、唐都不够纯正，只算是“变中之正者”。但在民族性上，各家的分歧更大。
方孝孺坚持汉主中国论，见《逊志斋集》：
“正统之名何所本也？曰本于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虽微，而其大要不过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由周以来秦、汉、晋、隋、唐、宋，皆尝一天下主中国而朝四夷矣，正统必归焉。”
胡翰也认为，朝代的正统须遵循天纪、地纪和人纪，强调中国由汉人治理，否认夷狄入主中原的正统性。详见胡翰《胡仲子集》卷一《正纪》。
杨维桢则在《正统辨》中写道：
我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喻，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自属也。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统正而大者皆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
这是肯定了宋接唐的正统，元又承继了宋的正统。新朝代为前朝编修史书，也是承继正统的一种表示。
（二）明代的正统性
对于明代自身的正统性，明人非常自信，见《苏平仲文集》卷二《代翰林院劝进表》：
“伏以缵百王之正统，莫大乎宅尊，得万国之欢心，宜先于建极。益惟体元而居正，斯足应天而顺人。”（25页）
明得天下之正，堪称历史唯二，明太祖可比作汉高祖，见宋濂和方孝孺的观点如下。
宋濂《翰苑续集》卷五《大明日历序》：“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八《题刘养浩所制本朝铙歌后》：“今天子起布衣，除群雄，十余年统一四海，与汉高祖无异。”
五、明太祖对元帝位的态度
（一）承认元之帝统
1. 明人视元代为胡虏
明代早期视元代为夷狄，见《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朔，“诏曰：'……自赵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国，讫今百有余载，其运乃终。’”明太祖讨元檄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与后世孙中山的早期革命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几乎一致。
直到明朝后期的万历二十二年，朱鹭在《拥絮迂谈》中仍写：“太祖扫逐胡元，再辟宇宙，为古今圣主。”
2. 承认元代的正统
不过，郑天挺也发现有一些史料竟然没有一句提及元代的正统性，也不蔑称其为胡虏，更有称赞元朝的，如《虞文靖公真赞》：“故蜀国文靖虞公以硕学雄文，际遇文皇帝，师表海内。”（29页）这里的文皇帝是指元文宗，用这样的称谓显然是承认元代的正统。
王祎在《王忠文公集》中，多次称元为国家、国朝。在他作于元代的《端本堂颂》、《日月山祀天颂》、《兴龙笙颂》里，更是称颂元备至。
卷三《经筵录后序》：“今天子以上智之资，诚明并至，动合天运，优入圣城，临御日久将遂跻斯世于靖嘉，而犹迪文是先，典学为务，乃至正更化之始，荐开经筵，博延儒流，敷绎古艺。所以广资政理，参求化原，而成帝王之治者也。”（65页）
在官方层面，明太祖也逐渐承认元朝的帝统地位。据《明太祖实录》，在明太祖称帝告天文、明太祖即位诏中有如下文字：“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明史》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如“曩者我中国宋君奢纵怠荒，奸臣乱政，天监否德，于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
在收复失地时，明太祖不仅禁止随意杀人，还要求保全元朝的宗室，不搞侮辱性质的献俘仪式，称“朕初以元世祖君主中国时，有恩及民”，极尽亡国保奴之礼。详见：
《明史》二《太祖纪》，洪武元年七月，“辛卯，将还应天，谕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明史》二《太祖纪》，洪武三年，“夏四月……丙戌，元帝崩于应昌，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五月……甲辰，李文忠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子，买的里八剌……六月……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乙亥，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二）尊元的原因
经过整理史料，郑天挺还发现，即使在明代，尚有人追念元代，其中包括一些名士公卿。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
（1）元代的刑律比较宽仁，囚犯很多是老死而不是被杀。
（2）元英宗、元顺帝都实施德政，比如免除田租，惩治官员，选拔人才等。丞相脱脱实施了改革，也颇得民心。
（3）民间传言顺帝为宋恭帝的后人。（当然，这只是讹传。）
（三）尊元的本意
有人以为，朱元璋起兵是为了复兴汉人的天下，并称徐达为征虏大将军。这些历史不见于明太祖本纪及徐达本传，是因为清代修《明史》时作了删减。郑天挺分析，朱元璋尊元有如下三个目的：
1．明太祖承认元的帝统，是不想恢复宋，以便于明朝的新立。
2．明太祖又主张胡人不应入主华夏，本意是要自己称帝。
3．明太祖称颂元帝，是让万民尊敬君主，即也同样服从自己。
一言以蔽之，明太祖的这一系列操作都是为了增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六、元明时代的宗教
（一）秘密宗教
与统治者的态度相反，秘密宗教对农民是有吸引力的。农民往往利用宗教进行各种反对皇权的活动，这成为中国农民起义的一个共有特点。正如马克思在《中国事件》写道：“以前不久，在中国……开始了革命酝酿。（指太平天国革命）……目前的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但这是东方各种运动所共有的一个特点。”
（二）白莲教
1. 弥勒佛降世
依据佛教的说法，燃灯、释迦、弥勒三佛各自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历代以弥勒出世作乱的很多，如《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盗数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
元代的红巾军起义也是如此，见《元史》四十二《顺帝纪五》：“（至正十一年，1357，五月）初，辛亥颖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颖州。初，滦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
2. 白莲教的斗争性
白莲教（原书中有时作”白莲会“，为白莲教的旧称）起于南宋初期，为佛教支流，信仰弥勒净土，又称弥勒教。弥勒教相信未来会比现在好，但它是消极的、等待的、寄空想于未来的，没有斗争性。
当时的其他几个宗教也同样没有斗争性。摩尼教怀念过去，相信未来和过去一样。道教主张无为，认为一切都是假的、空的、清净的，能保持目前的状况就好。佛教也反对斗争，认为人生是苦的，乐土在另一世界。
元代人民受到封建地主和民族歧视的双重压迫，不满当时的现状，希望将来可以恢复过去。弥勒、摩尼的教义符合了人民的这种愿望，但劳动人民是要生产的，不能出家，也不能单纯的崇拜一个宗教。于是，迎合人们需要的白莲教就出现了。它杂糅弥勒、摩尼，以及民间迷信等佛道的因素，既不出家，不吃斋，也不天天拜佛。
白莲教包含了摩尼教义，不是等弥勒佛降生，而是弥勒已经降生了，所以会直接行动。白莲教又杂糅了弥勒教义，认为未来更胜于今日，自然就增加了信心。可见，白莲教一直以简单、灵活的教义和行动组织人民，号召人民。它的教义也是随时发展的，可以是反封建的（宋、明），也可以是反礼法的（元、清）；可以反宋朝统治者，也可以自充宋朝统治者的子孙（韩林儿）；可以崇拜甲（弥勒佛），也可以崇拜乙（明帝）；可以收容贫民，也可以收容地主。
正是因为白莲教糅合了多个宗教，并不断地发展，更有斗争性，所以它才能领导元末的农民起义。
（三）朱元璋反元反对白莲教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提出了反元反对白莲教的口号。
反元很好理解，假使只反元不反教，则与红军无别。提出反红巾，是明太祖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政策，不致其为敌所用。
郑天挺的明史讲义包含广泛，以上仅摘取少量独特的章节，以表明他的研究方式和思路。原讲义中有许多其他的内容，更值得深入学习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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