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制九州制度与天下一统思想
　　
　　 黄河“九字”之曲处，为古河套之地，“九字”之“竖横折”构成的地域以北，为冀州；
　　 黄河之南底部与长江对应处大约为两条近似平行线，距离约1000里，江河之间为豫州；
　　 豫州以南（对应长江以南）为扬州；
　　 黄河“九”字之“竖”以西至今张掖（流少之地），约1000里之遥，张掖以南近1000里为四川梁山，梁山以北之地，为雍州；
　　 梁山以南至长江（近1000里）为梁州；
　　 梁州以东长江以南为荆州；
　　 扬州之东长江与淮河之间（近1000里）为徐州；
　　 淮河与济水之间且东至大海（1000里之遥）为青州；
　　 济水与黄河（古河道）之间且以东至大海（千里之遥）为兖州。
　　 大禹治水之黄河、长江、淮河、济水称为四渎。这河道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在大禹时代，是如何度量明白呢？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人的恢弘和智慧。　　
　　 在帝舜时代，所统治的天下已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抚交阯，北及幽州，广袤数百万平方公里。
　　 治理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度而又要保证国泰民安，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王，更需要一个使天下各部族甘愿顺服的制度设计。
　　 显然，像斯巴达、雅典这些占地百十平方公里、公民不及5万的城邦国家那样，由全体公民（每次公民大会实际参加者不足万人）投票表决来议决国事的方法根本行不通——卢梭和孟德斯鸠也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位比较不赞同在法国实行共和制。
　　 于是，大禹便分两次（第一次在涂山，今陕西潼关；第二次在会稽，今浙江会稽，别说在今河南伊川）召集天下部族首领协商意见，大家同意按各部族与大禹所在都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距离远近，将全国分为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明确各服之地及百姓与大禹部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
　　上述五服之地，连夏都安邑500里，理论上方5000里（禹贡九州计625万平方公里），对于大禹的时代来说也太大了。
　　实际上荒服之地并不受帝禹节制，甚至影响力都很小，夏代君王实际统治的地区以“要服”之内为主，称为王制九州（因《礼记.王制》而得名），而绥服之内被史家称为禹贡九州（因《尚书.夏书.禹贡》而得名）。
　　 这王制九州实际上正是帝禹划分的九大行政区域，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梁州、扬州和荆州。
　　 这九州之名，今天还在使用，其范围大约限于北恒山（今河北曲阳县西北）、南衡山（今湖南衡山县东南）、西张掖（今居延县东北）、东东海构成的差不多方形的区域，大约225万余平方公里（即方三千里），《礼记.王制》估算的面积为田八十一万亿亩。
　　《礼记.王制篇》对“四海之内”的叙述为：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至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这里，江指长江，河指黄河，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所辖东部地区，分别有淮河和济水（以潜入低下，大约在今河南济源、山东济宁、济南沿线）。
          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称中国（王畿及诸夏地区）为华夏，称边疆各族为远人，称包括华夏及边疆各族在内的四海为天下，周武王称自己为天子，对远人实行与王畿及诸夏地区不同的政策。
　　 这一差等政策的实质还是大禹的九州五服制度，只不过周代所统治的地域更为广大，禹制五服的方5000里已经不能尽括，因而五服被改造成九服，且将原来大禹的都邑扩大成为“王畿”，即君王直辖地，大小方千里（25万平方公里）。
　　 王畿之外每远离王畿500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和藩服，构成方九千里的王国，九州概念已经不能函括，便用四海之内来函括。
　　 九州九服之内为教化之地，九服之外、四海之内为教化影响之域，而四海之外，按照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大概就是所谓的天下了。当王道教化能遍及天下时，大一统理想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