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70年，小时候住红桥。本人现在黑胖，貌似健壮，小时候却是个病秧子。
那会儿发烧瞧病，医生都会用一根小木板压住舌头看嗓子是否化脓，这根小木板学名叫压舌板，就这压舌板还有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到朋友家做客吃饺子，包饺子得用“馅儿尺”，这物件是一根窄竹片，用来把饺子馅盛到饺子皮里。
他家的“馅儿尺”我越看越眼熟，原来是这哥们儿带孩子瞧病的时候觉得压舌板能当“馅儿尺”用，就“顺”（乘人不备，占为己有）了两个，这哥们儿也真盖了。吃饺子时我老觉得有一股子消毒水味儿，这当然是心里作用了。
小时候院儿里的街坊得了肝炎，我妈听说吃糖能预防，我就没少吃糖。肝炎是没得上，却落下了一嘴虫吃牙，结果是又成了口腔医院的常客。
去的最多的是崇文口腔医院，这医院当时在西花市路北。
拔牙、补牙，啥罪都受过。拔乳牙不打麻药，补牙时钻头碰到神经会疼得激灵一下子。
有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妈带我去锡拉胡同的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口腔医院比崇文口腔医院大多了。
医院规定家长不能陪孩子进入治疗室，这一下我可就没脉了，要离开妈妈我觉得简直是天要塌下来了，胆怯地跟着一队小孩往里走。
看完牙后，终于见到了妈妈，感觉天都亮了。瞧完牙妈妈带我去了东风市场（现东安市场）看玩具，过足了眼瘾，自己也没说让妈妈给买一件（从小就这么懂事）。
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那会儿消炎药用得最多的是四环素，现在满嘴的四环素牙是小时候多病的纪念。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得了一场大病——猩红热。发病最初的症状是高烧。
据说这种病有很强的传染性，我妈吓唬我说，这病不能招风儿，一招风儿就会死，结果我在家待了一个冬天。
得病后街道小医院的大夫去我家消毒，解手都不能去公共厕所，在家接完大便后要拌上石灰才能倒掉。
街道小医院的大夫会定期到家里给我检查，冬天得的病，我能出家门的时候已经春暖花开了，连院里水池子边上的厚冰都化了。
小学四五年级以后，我慢慢的就不爱生病了，体重也随之直线上升，六年级小学毕业时，体重达到了120斤，有人管我叫小胖子了。
看病就得吃药，西药我不怵，咱嗓子眼大，不管几片药一下子都能送下去。咳嗽糖浆分两种，特甜的我爱喝，怕喝那种苦里带甜，甜吧嗖嗖那种。
吃中成药时我妈会把药丸子揉成小球球儿，然后沾满白糖。喝汤药可就费劲了，但我爱看抓汤药的全过程。
我妈听同事说口渴的时候喝汤药会容易下咽，我妈就把这招儿用在了我的身上，别说，还真管点用。
我妈有时候也给我用偏方，有一次我耳朵里出现点儿状况，她就拿熟鸡蛋黄熬油，晾凉了给我灌。
还有就是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把一个苹果掏空当做碗，里面放上冰糖水和鸡蛋一起蒸熟，这个倒挺好吃的。
写到这儿突然想起来发小大勇的经历：大勇从小就有哮喘的毛病，一到冬天就her喽儿带喘的。家人带他去了不少医院，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有一次大勇他妈回老家，带回一个偏方：入冬时用大量生姜捣碎后煮背心，一共要煮三个，煮完背心后不能拧，要自然风干。
冬仨月就贴身穿这三个背心，结果大勇经过一冬天的“熏治”哮喘奇迹般的好了。偏方治大病——在大勇身上应验了，可在我身上却出现过状况……
那一年我都上班了，突发腹痛。那会儿特爱看晚报上 《生活中来》这个小栏目，这个栏目都是介绍生活中的小窍门以及各种小偏方。
曾有一篇是这么介绍的：腹疼发作时用蒜末儿塞于肚脐内，用胶布封口，效果奇佳。我正肚子疼难受，就照方抓药，结果第二天立竿见影——肚脐眼儿烧烂了。
肚脐眼儿里流脓答水儿的，在同事的劝说下我去了同仁医院。一路上我就纠结，这怎么跟大夫说啊，说我用了偏方……
到了医院，护士看完我的伤口都没问我怎么弄的，就把我带到医生那，并对医生说：又来个干净人儿。
护士的话让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医生问我:你是不是洗澡的时候抠肚脐眼来着。我这才恍然大悟，连忙点头答道：是，是，是。护士算是给我解了围，要不我这糗事怎么说出口啊。
我小时候经常生病，姐姐却很皮实，大勇家也是这样。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男孩金贵不好养活吧。
我几乎没去过协和医院看病，和协和医院的一次亲密接触是那一年的一件事。
随着年纪的增长，几次在殡仪馆的“洗礼”，我渐渐觉得生死是必然之事，人死如灯灭，怎样才算圆满的人生呢？
我当时在报纸上看到协和医科大学医学院供教学的尸源不足，2009年，我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捐献了遗体。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首先是顺利降生，无先天缺陷，谁都会得病但是健康成长，一辈子没遇到过战争、大的自然灾害、政治运动，只要不是英年早逝，最后有疾而终这就算完美的人生。
医生的作用就是防止有人插队，时不时把人从队伍里揪出来重新排队，但有人实在揪不动就只好随他了。
人,生于医院，一般也止于医院。
医院也像生命的驿站，来来走走，永不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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