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慎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继续密谋在中国关内发动新的事变。
当时，前清末代皇帝溥仪居住在天津，关东军高级参谋土肥原贤二前往天津，企图在天津挑起事端，制造“天津事变”，趁乱挟持溥仪到东北当傀儡。土肥原贤二自信可以手到擒来，带走溥仪的同时，掩护关东军进军关内。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密谋的事变却被天津市警察与保安队一举挫败，而打败他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学弟，解方。
【解方将军】
解方原名解如川，吉林东丰人。学生时代，解方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交好，两人一同到日本求学，后解方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按照学校要求，他进入日本陆军第3师团第6联队当兵。其间所在部队被派到山东镇压抗日活动，解方愤然离队，决不当日本人帮凶。后日本方面为拉拢奉系势力，允许解方完成学业。1930年解方回国，张学良安排他去天津，成为市长张学铭的左膀右臂。
此时，天津不允许中国驻军，只有警察和保安队，但这些队伍腐化严重，人员素质差，毫无战斗力。解方等爱国人士立即着手整顿，严肃纪律，大大提高了天津市警察和保安队的战斗力。正是因为有了解方等人对天津武装力量的整顿，才使得日本未能成功发动天津事变。但当局畏敌如虎，专心对付我军，对日本方面采取绥靖政策，居然迫使张学铭辞去天津市长的职务，解方等人也愤而辞职。随后，解方到河北的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的51军工作。
【张学铭】
1935年，51军被调到西北打内战，于学忠安排解方负责与张学良联络等事宜。解方明白老蒋这是让东北军与红军互相残杀，一石二鸟，他不断劝张学良停止内战，不要再为老蒋卖命，但张学良固执己见。
到西北后，解方得以更多地接触红军与革命思想，意识到我军才是真心抗日，并且是唯一能拯救中国的。当时地下组织员苗勃然在西安工作，任务是在东北军爱国官兵中传播革命思想。不少东北军的军官都与苗相识，解方也就此与组织取得联系。
在与苗勃然的交谈中，解方的思想进步很快。他开始进一步劝说张学良，一方面向张学良汇报东北军上下对内战的厌恶，渴望打回东北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向张学良介绍我方的主张，让张学良意识到红军没有把东北军视为仇敌，东北军应该与红军携手促进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2月，张学良派解方到广西考察民团，实际上是试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解方从广西回来后，向张学良转达了李、白二人劝张学良不要继续为老蒋卖命的态度。在解方以及其他爱国东北军将领的劝说下，张学良开始与红军接触，立场发生了转变。解方则在同年4月加入组织，正式参加革命队伍。此时解方还不知道，半年多以后的那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他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军抗日将领于学忠】
此后解方对外帮助张学良联络其他抗日力量，对内则在东北军中发展组织成员。10月，张学良将解方纳入自己的心腹组织“抗日同志会”，这个组织由东北军内部张学良的心腹之人，且积极抗日的人士组成，张学良甚至将自己的密码本交给解方，允许他紧急时刻便宜行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解方在兰州接到张学良密电，要他率51军起控制兰州绥靖公署朱绍良部，并将兰州的中央军以及警察、保安队等武装缴械。
此时，于学忠与51军的三个师长都在兰州，解方找到51军参谋长刘忠正，刘看到电文后不知所措，解方安慰他说，于军长在的话，一定会按照电文行动，三个师的参谋长都是值得信任的。刘忠正听了解方的话，决心按电文行动，他召集三个师的参谋长，以及张学良驻兰州的联络参谋，研究行动方案。解方主持了会议，并亲自部署，给各部队安排分工。
【报道西安事变的报纸】
51军各部迅速行动， 首先秘密包围了兰州绥靖公署，以及特务机关等，51军军部则以宴请名义，请来绥靖公署内的各位高级官员，这些人一到军部就被软禁。解方亲自带领51军113师冲进绥靖公署，首先将特务队缴械，然后将电台文件等收缴。甘肃党部、保安团、公安局，以及中央军全部被控制，飞机场、银行、电报局等要害单位也被占领。第二天于学忠回到兰州，解方与于学忠一起部署兵力，防范中央军可能的行动，确保了兰州的稳定，解方紧接着和于学忠以及甘肃省府发表了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声明。
【兰州民众支持抗战，声援张杨】
就在东北军、西北军即将与红军达成联合抗日的大好局面时，东北军内部发生“二二事变”，支持抗日的王以哲被害，引发东北军内部混乱，加上南京方面的挑拨，东北军被迫东调。解方在上级安排下，前往安徽蚌埠继续在东北军中培养骨干。他以51军110师为重点，在其中大力培养爱国官兵，吸引优秀官兵加入组织。但此举很快引发南京方面的警觉，要求撤销110师番号，解方向于学忠建议，把110师分成4个营，分散到51军其他部队，这样即可以应付南京方面的命令，又可以保住这一支优秀的骨干力量。
七七事变后，51军驻扎青岛，开始真正和日军作战，解方也终于实现了他抗日的愿望。1938年，51军调往鲁南。这里局势非常复杂，日军、伪军、地方军阀、东北军、八路军交织在一起，作为外来的东北军处处受制，不仅要与日军作战，还要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挑衅，接连受挫，士气消沉。此时解方已经升任少将，担任114师的师长。他不仅要指挥战斗，还主办报刊《启明》，向全军官兵传播抗日局势，51军的官兵可以了解国内国际的局势变化。解方通过保证传播抗日理论，为大家鼓舞士气，一扫全军消沉低迷的局面。
然而随着抗日局面的焦灼，51军内部受到顽固派拉拢的军官开始排挤解方。牟中珩继任51军军长后，开始不断制造摩擦，枪杀我方成员。解方并没有与他正面冲突，而是向于学忠汇报，让于学忠知道牟中珩企图把51军拉入内战泥潭，再次充当炮灰。于学忠深明大义，以鲁南战区司令的身份撤了牟，由周毓英担任51军军长。解方排除障碍后，放开手脚发展，大力加强51军的军事素质，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然而就在解方热火朝天的开展工作时，51军工委书记被捕，为保证安全，组织安排解方等脱离51军，前往延安。到达延安后，解方受到了毛、周首长的接见，此后留在延安工作。
【解方代表中方参加朝鲜半岛和平谈判】
解方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担任志愿军参谋长，工作能力与作风得到大家的赞扬，并参加了多次和平谈判，展现了他文武双全的一面。1955年授衔时，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与解方在朝鲜共事的彭老总发现解方只是少将时，不由得感叹：如果解方是少将，自己顶多是个中将。虽是半开玩笑，但也是对解方能力与贡献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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