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与皖南事变有何异同？5点高度相似，都迟疑不决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标志着蒋军第二次与我为敌达到高潮顶点。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9000余人遭到灭顶之灾，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牺牲，仅有2000余人分散突围。中原突围发生于1946年6月，标志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原突围的过程中，中原军区5万余主力部队兵分6路向西北、西南、东南等方向突围，大部分被打散后打游击，仅有担任牵制任务的皮定均1旅成建制突围。敌军发起突然合围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同样损失巨大、根据地丧失的中原突围，究竟有没有成为皖南事变第二？第一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战一触即发的氛围非常浓厚。无论是中原突围还是皖南事变，实际上我军至少在3个月之前早已洞若观火。换句话说，就是针对敌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和全面进攻，我军事前已经从各个渠道掌握了大量信息。唯一不能确认的就是，敌军发起进攻的确切时间。因此，战事爆发之前，我军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很多家属和机关人员也按照双方协议约定，通过公路、铁路、水运等多种途径进行疏散转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部队的行军负担。第二点，敌强我弱的态势非常明显，硬碰硬绝非明智之举。中原突围之前，双方小打小闹已经有半年之久，彼此心知肚明：大规模“火山爆发”式的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面对敌军局部的绝对优势兵力，硬扛是不可取的。中原突围之前，我军正规部队只有5万余人，被30万敌军步步紧逼、压缩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窄空间，基本失去了大踏步进退和敌军周旋的余地，突围是唯一的出路。而在皖南事变前夕，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仅有9000余人，而云岭北面是日军封锁的长江航道，其余东、南、西三面都是犬牙交错的顽军和友军，形势非常复杂。第三点，中原突围和皖南事变，都错过了最佳转移时机。众所周知，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转移，多次贻误战机。从重庆方面在1940年10月19日发出“皓电”起，新四军军部有足够的时间东移，但决策者舍不得苦心经营的云岭根据地，对转移路线也是顾虑重重，以致屡屡错失转移时机。抗战胜利以后，对于中原军区的去留问题，军区高层有过激烈争议。1980年代中期，当年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新四军5师师长李先念回顾40年前的中原突围，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当初听了张主任的话，突围或许就可以避免。李先念说的“张主任”，指的是中原军区政治部主任张执一。在中原军区是去还是留的问题上，当时延安还没有最后定下战略性放弃的决心，就像后来粟裕的华中根据地一样，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最好的处置方式当然是争取保全。延安派来的书记郑位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张执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中原军区整体北移几百里，和刘邓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军区、冀南军区）合二为一。如果按照张执一的设想，完全有可能避免后来的突围。但是，中原军区5万大军和大量机关、家属人员整体搬迁，需要延安的批准，需要较长时间的操作，也绝非易事。中原突围时，由于书记郑位三刚刚从延安归来，而李先念作为新四军5师师长，部队活动区域遍布鄂豫皖湘赣5省，汇集了晋冀鲁豫、延安等多方力量。这样独特的条件，造成了新四军5师和后来的中原军区，部队虽然有5万之众，难以捏成一个拳头。两位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王震，在突围方向上也意见不一。王树声来自红四，曾是总指挥徐向前的副手。抗战时期，一直在129师刘邓麾下担任副职，抗战后期和皮定均等开辟了豫西为主的河南根据地，是中原军区的“外来户”。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出身于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抗战时期在八路军120师贺老总麾下。抗战后期，王震率领南下支队5000人，前往湘赣粤创建敌后根据地。由于日伪军的层层封锁，南下支队北返和新四军5师会合。在敌人即将发起合围时，王树声、王震就突围方向发生争执。结果会议开了多次，但议而不决，最终还是分成北路和南路几个方向。意见不能统一，必然影响突围效果。皖南事变，由于项英和叶挺的分歧，也出现了在8万敌军合围下作战会议开了7个小时没有结果的情况。最终，白白浪费大半天时间，也错失了抢占突破口的最佳时机。第五点，中原突围和皖南事变，各出现了一支意想不到的奇兵。中原突围，作为偏师和佯装主力的皮定均1纵1旅6000余人，转战千里到达华东军区，全旅3个团的建制居然完好无损。对比李先念、郑位三的北路军左路，王震的北路军右路，王树声、刘昌毅的南路军，建制基本被打乱了。还有留守的吴诚忠、张体学的独2旅，损失重大。这样看来，皮定均在太行山上学的游击战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在皖南事变中，也有一支部队幸运地逃出了顾祝同、上官云湘7个师的层层围堵，最终1000余人分散突围后，在长江边上的安徽无为重新聚集，这就是傅秋涛的1纵一部。但傅秋涛1000余人大多是三三两两分散突围，没有超过百人的大队，傅秋涛所部之所以能够在8万敌军的重重围困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早年结识的青帮帮忙。中原突围并没有成为敌军期望的皖南事变第二，原因有三。其一，中原突围是主动放弃，而皖南事变我军是被动的。中原突围，之所以半年多时间迟迟没有行动，主要还是掩护其余几个大的战略区展开，像林总和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一年磨合，已经渐入佳境。中原突围以后不久，粟裕的华中根据地也战略放弃，主力转移山东和陈毅所部融合。皖南事变则完全不同，由于新四军军部处于被动态势，损失惨重。其二，中原突围的军政主官，比皖南事变的主官更团结。中原突围时，尽管王树声、王震有意见分歧，但确定分路突围决定以后，大家的执行力还是没得说。李先念、郑位三突围到了晋冀鲁豫，王震和359旅重回延安，王树声、刘昌毅等人在陕南地区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被敌军打散，云岭和江南根据地完全丢失。所以，和中原突围有失有得、战略性置换相比，皖南事变的干部队伍损失，是很重大的。其三，中原突围骨干得以保全，皖南事变干部损失很大。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也是主席和延安对新四军军部、中原军区的基本要求。中原突围，我军丧失了中原军区，但是骨干尤其是高级干部得以保全。而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牺牲，被扣留的扣留，叛逃的叛逃，新四军军部不复存在。所以主席和延安统筹考虑以后，决定由陈毅在盐城重建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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