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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蒋宋联姻与寻求日本的支持
蒋介石辞职下野后，在奉化的雪窦寺住了一段时间。表面上如闲云野鹤，不问政事，实际上仍然将手伸向各地，通过自己的原班人马直接、间接地操纵和影响时局。一位到过溪口的外国记者写道：“如果说蒋将军是在隐居，毋宁是一种神话。”
为了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以便东山再起，蒋介石决定暂时置身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之外，出访日本。9月28日，蒋介石一行十人自上海启程。10月3日，蒋介石到神户，即与宋子文赴有马温泉见宋母，征求她对自己与宋美龄婚事的意见。宋母表示同意。
据当事人回忆：蒋介石显露出“平常所没有的兴奋神情”，对旅社老板娘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蒋宋联姻，是蒋介石这次日本之行的重要收获。
10月23日，蒋介石到达东京。同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称：
“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
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田中表示：
“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希望。为此，在国际关系允许的条件下，或在不牺牲日本利权等条件下，对您的事业，将不惜给予充分的援助。”
蒋介石则称：“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田中听到蒋介石说到志在统一全国时，脸色为之一变，他建议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
对于“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蒋介石不想和田中辩论，进一步提出，中国之所以排日，是“因为日本帮助张作霖引起的”。田中则表示：“日本绝对没援助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资，就是替张作霖说话等也从未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对此，蒋介石含糊其辞地说：“如果日本支持他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便容易解决，排日运动当可绝迹”。
蒋介石与田中的会谈，未能达成协议。11月8日，蒋介石归国。
二、制造事端孤立特别委员会
10日，到达上海，加紧策划，为复出掌权多方活动。
蒋介石要重新上台，必须首先扳倒特别委员会。9月27日，由蒋介石亲信控制的江苏、浙江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联合通电，指责特委会“破坏党的系统，破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万难承认”。同日，山东、奉天、直隶、绥远、吉林等省及北京特别市党部等也发表宣言，否认特别委员会。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大会主席提出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赞成者与反对者当场发生冲突。
反对者指赞成者为西山会议派的走狗。黄杰跳到桌子上历数特委会不应存在的理由。当日，市党部逮捕持反对意见的左元白、黄杰、曹明焕、逢化文四人。第二天，由陈果夫控制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一哄而起，捣毁市党部，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迫使国民政府将四人释放。
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中央党务学校代表谷正纲演说，大呼“打倒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口号，台下随声呼和。会后，由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前导，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进至秀山公园附近时，军警出面堵截，勒令解散。谷正纲出面交涉时，军警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一布店学徒和一浴堂工人，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受重伤，五日后不治身亡；另打伤数十人。史称“一一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置身幕后的蒋介石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谈话。蒋称：
“此等举动，在革命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不仅前所未有，且为革命历史之污点，只有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命令军警开枪屠杀请愿之民众，万不料革命政府下之军人亦悍然为此惨案。倘不能将应负责者加以适当之惩戒，则革命政府与反革命军阀毫无区别。”
11月25日，蒋介石在接见中央党务学校代表时更公然表示：“如办理不当，我来领导你们革命。”同时，南京市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和市学联等单位组织惨案后援会，指控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王昆仑、谢持等为主使犯，潘宜之、居正、高方、张贞、沈竟、任西萍等为惨案凶手，要求国民政府严惩。
西山会议派分子本与此案无涉，不愿背负恶名，邹鲁、谢持等一面发表声明，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查明真相，“拿办凶犯和煽动之人”。谭延闿深知此事内幕，对邹鲁等人说：“假使是单纯的共产党暴动，悉行拿捕，自属易办。实则此事发动，上海有人在主持。党内之争，愈办必纠纷愈多。”在蒋介石的明暗操纵下，反对特委会的活动不断升级。
11月28日，中央党务学校党员学生抬着袁大煦的尸体和伤亡民众的血衣游行。并在特委会门前“陈尸请愿”。李烈钧被迫接见游行者，并向死者敬礼。他对学生表示：“当严办凶手，以谢国人。”
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并以“待罪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身份发表声明：
“这惨案的负责者之罪，应十倍于'三一八’惨案之段祺瑞；应百倍于'五卅'惨案之英帝国主义者。”'负责究竟是谁，自然是政府，尤其是我们三个就职而办事的常务委员!我们三个人良心上决不愿有所推诿”。
这样一来，特委会组织的国民政府就完全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三、借汪精卫之力而又搞垮汪精卫
蒋介石在指使亲信制造事端的同时，又继续联合汪精卫派，以共同对付特委会。11月16日，蒋介石在上海市党员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因汪精卫力促，由日返沪，与汪合作不成问题，18日，汪精卫到沪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争取蒋的支持。19日，汪对记者称：“商洽结果，颇为圆满，会议前途，可卜乐观。”
汪精卫此次到沪，携带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等提案多条，本希望顺利实现汪蒋合作，推翻特委会，但风云突变，广州政变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内各派集矢的对象。李济深怒不可遏地发表谈话，指责顾孟馀、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借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名，发动叛变。同时，吴稚晖、张静江以及西山会议派的李石曾、张继等人也蜂拥而起。吴稚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汪精卫“说话太甘，手段太辣”，声称汪精卫反对特委会是“借打破酱油小碟子，来做分家当的理由，只有乡下婆娘才开得出口的”。
西山会议派甚至发表通电，骂汪人粵为“重张艳帜于珠江”。11月25日，汪精卫发表谈话，声称对于特委会，“兄弟主张和平补救”，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则“主张激烈反对”。“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不妨采用；否则，不能不出于激烈了”，汪精卫的辩护，不仅未能平息众怒，反而招来了更猛烈的攻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执、监委员有谭延闿、何香凝、戴季陶、宋子文、经亨颐、孙科、丁超五、伍朝枢、何应钦、褚民谊、周启刚、王乐平、李济深、王法勤、朱霁青、甘乃光、蒋介石、于右任、汪精卫、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陈树人、吴铁城、缪斌、李宗仁、陈果夫、王宠惠、蔡元培、张静江、邵力子、吴稚晖、潘云超33人。会议由蔡元培担任主席。一开始，蒋介石即联合汪精卫以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
会议议决，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关系人员。在审判前，被指控的谢持、居正等十人即行停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会议并命汪精卫、戴季陶、丁惟汾、伍朝枢、谭延闿起草第四次全体会议言。
4日，开第二次预备会议。由汪精卫主席。首先讨论特委会存废问题。吴稚晖提出，汪精卫“曾参与特委会，不应反对”。汪答：“本人谅解特委会产生经过，但反对其代行中执会职权。”谭延提出特委会“时效已过”，可以取消。
当日会议议决：
一、特委会于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在预备会议时，重要军政应由“预备会议商办”。关于第四次会议地点，粤方委员赞同在南京，但须有保障；二、组织中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9人，由全体会议推选；三、中央党部各部改组案，推李石曾、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组织审查委员会。会上，宁方委员再次提出广州事变一案，但为蒋、汪所拒绝。会议决定粤案“于四次大会上解决”。
预备会议上，蒋、汪两派一致行动，宁方处于被动地位。为打破这种局面，谭延闿、蔡元培、孙科、张静江、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伍朝枢、吴铁城、李石曾十名宁方委员决定拒绝出席5日的预备会议，改在南园李济深寓所开谈话会，商讨应付汪蒋联盟办法。谈话会决定集中全力对付汪精卫一派。
12月7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三人与共产党的关系。12月8日，开第三次预备会议。由蒋介石任主席。会上，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馀、汪精卫三人案，要求停止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
李济深也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指责何香凝、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令他们“退出议席”，由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
宁方的提案刺中了汪精卫的痛处，汪精卫于无可奈何之中只能声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已被特委会取消，无权作出决议或提出议案。他表示：对吴稚晖等人的提案，将“置之不理”。两方态度激昂，引起激烈争吵。在乱哄哄的局面中，蒋介石以调解人身份出现，他在《致中执监委员诸同志书》中称：只须四中全会正式开成，南京特委会与粤变等纠纷均可迎刃而解。他提出：
“此次全体会议，为我同志唯一忏悔之机会。忏悔之方法，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尽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
蒋介石这番貌似不偏不倚的意见，增加了汪精卫等人的幻想。12月10日，在预备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汪精卫、何香凝、王法勤等ll名粤方委员联名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提案声称：“如此则应付时局，负责有人，而关于根本方法，亦得于会议中从容讨论，期于至当。”汪精卫个人并附带声明：如此案实现，“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的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汪精卫等人的提案当即为会议通过。会上，蒋介石并提出对俄绝交案。
他认为：“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必须加以封闭；待“革命成功”后，再设法恢复邦交。会议作为一项秘密议案加以通过。会议随即议决次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四中全会，由蒋负责筹备。关于党务、军事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预备会议至此结束。
提出请蒋复职，是汪精卫玩弄的一个“拥蒋自救”的小花招。对此，李宗仁看得很清楚。他后来说：“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振党权。”
四、制造舆论寻求复职
宁粤相争，结果两败俱伤：先是西山会议派分子声名狼藉，特别委员会被宣布取消；继而汪精卫逃亡，汪派中委溃不成军。12月31日，邓泽如、古应芬将查办汪精卫等九人的结果报到南京政府，声称汪精卫及其党徒对于广州事变，不独参与逆谋，实为发纵指示；以致“养奸成祸，害国殃民”，要求明令通缉归案，依律严办。蒋介石故意拖延处理，以袒护汪派。
这样一来，激怒了胡汉民。他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决定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与孙科、伍朝枢二人以赴各国考察政治、经济为名，离开上海远游。
只有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顿失重心，各派系长期纷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得不单独对奉系张作霖作战。蒋介石自日本归国后，冯玉祥即频频致电蒋介石，拥蒋复出。1927年12月1日，冯玉祥电蒋称：
“为今之计，惟盼吾兄东山即起，主持一切，使各方军事有统一办法。否则，行见我革命军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
12月2日，冯又致电阎锡山，约其一致拥蒋。阎锡山在奉系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难于支持，赞同冯的意见。12月11日，冯、阎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复出主持军政。电称：“倘能得如所请，弟等当负弩前驱，愿听指挥。”
20日，蒋介石嫡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会同徐州前线各将领也联名通电，吁请蒋介石“以党国为重，总领师干”。26日，上海市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发表宣言及通电，表示“竭诚拥护蒋氏复职”。在一片拥戴声中，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偕谭延闿、杨树庄、何成濬、陈立夫等人由沪赴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1月6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接收南京特委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工作。1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从2月2日至7日，会议历时六天，共通过有关党务、政府和军队组织等各方面议案二十多项。
会议宣言称：
“军阀之命运多一日苟延，即统一的大计迟一日实现，而民众实际之痛苦稽一日解除。”因此，“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于右任向大会提出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提议由“大会决议，下令全军，责成各总司令、各总指挥，限两个月内会师北京，完成统一，肃清残余军阀，布告人民息兵”。提案由会议通过，并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统筹全局，从速遵办”。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彻底推翻了国民党“一大”、“二大”和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各项政策，自此，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名存实亡。蒋介石成了会上唯一的胜家。
不仅“四一二”政变以来的各种行径得到肯定，而且将政敌一一剪除。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进一步实行个人独裁奠定了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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