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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商代早期的铜爵，鎜下方有个铭文类似倒立的“J”，这是目前可见最早带铭文的青铜器之一，这次在深圳博物馆的《钟鼎铭盛世》特展中展出。
J爵 上海博物馆
来，你告诉我兽面在哪？
先说槽点
青铜爵是所有人都熟悉却又陌生感的一种器型。熟悉是因为所有人必定知道它，陌生是几乎所有人都误解了它。
爵作为饮酒器已经太过深入人心，大量影视剧中都是如此呈现，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后见之明。因为宋代人说爵是饮酒器，所以就以这种形象呈现而不考虑特权阶级是不是要用一个很别扭的器型来给自己找事？当时是否有专门用来喝酒的器型？以及忽略了早期铜器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功能——礼器。
黑陶杯 龙山文化 私人藏品
是我不能喝水吗？
对于铜爵的展示，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做法——一般都让出水的流口向左，以背面有把手（鎜）的一侧示人，然后展标写着“兽面纹爵”。展出的目的理应是把信息传递给观众。你告诉人家这叫兽面纹爵，又不让人看到兽面纹，定名又很模糊，看到纹饰的人们反应大多两种，一是质疑哪里是兽面？二是将错就错原来这就是兽面。
这不是耽误人吗？这种情况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对铜爵的不重视。
J爵的正反面纹饰拓片
最早的铭文
不过J爵这么摆却是对的。因为需要展示把手内侧的铭文。虽然这个倒写的J究竟是何字我们不得而知，但丝毫不影响此爵成为现存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之一。
早期铜器的铭文多为一个字。过去对于这类文字的解释倾向于认为是图形文字（容庚），族徽（郭沫若）以及早期铭文（林沄）等几种观点，这其实正是文字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
鎜内侧的铭文
其中郭沫若提出的族徽说目前最被广泛接受。他通过对比发现很多早期出现的类似符号的铭文在西周长篇铭文中仍然会出现，除了代表特定的家族族属以外很难再有别的解释。
但族徽并不是早期铭文的全部，也有作为器主私名和表示摆放位置等其他意义的铭文。J爵的铭文应当还是族徽。
铜爵的设计
所有的设计出现之初，必定有所考虑。爵燃烧的时候香气向上蒸发敬神，流要向下倾倒郁鬯敬鬼（孙机）。同时还可能让主持祭祀的神职人员进行熏吸以致幻达到与神灵进行沟通（何驽）的目的。
神面纹是神的化身， 三条锥形的尖足一来方便加热，二来尖足轻点台面的效果是一种刻意营造出的轻盈感，以衬托神面在空中俯视的庄严肃穆。
流口与把手呈九十度垂直，是爵最大的特点。大家可以拿家里的马克杯做一个实验。尝试以把手左侧90度方向的口沿作为出水口向各个方向倒水，你会发现抓着把手无论往哪个方向倒都很别扭，尤其早期的爵还是枣核型或者椭圆形的，倒起来更别扭。
最顺手的倾倒方式，不是抓着把手，而是用右手握住爵的正面，左手扣住把手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稳定作用。这点从早期铜爵要么是掐腰，要么腰腹分明就能看出来，这样的设计为的就是加强持握时的稳定性。
铜爵诞生初期，铜柱并不是标配，有些学者将之解释为对陶器的无脑模仿，这无疑又是侮辱古人的智慧。“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它既然做了，就必然因为需要其中的功能。随着后期爵尺寸越来越大，铜爵很可能继承了铜斝的部分功能，即除了倾倒以外，同时也承担起蒸发的功能。铜斝的没落也源于此。
我搜索的大部分资料似乎都天然的认为爵是饮酒器，认为带把手和流是饮酒的一大特征。但请问今天我们有任何饮水器是有流口的吗？或者我们在使用任何有流口的敞口器物喝水时难道真的会把那个尖嘴怼到自己嘴里吗？
这明显是一个很反智的动作。
你会用尖的流喝水吗？
如果真要喝酒，无论是龙山文化还是商代，我们都有无限接近于今天马克杯的陶杯和铜杯。而且请问，今天我们去拜佛或者扫墓的时候，你难道会在仪式进行过程中把祭品和贡品吃掉喝掉吗？
斜角云纹觚 上海博物馆
唯一目前功能还不明确的就是口沿后侧细尖的尾部。早期陶爵流和尾的区别并不明显，可能是方便两个方向都能倾倒，但发展过程中方向性逐渐明确，尾的造型得到保留可能是为了保持平衡或者美观，当然也不能排除还有向后方倾倒的作用。
至于我们从背面看到的纹饰，其实是整个神面纹的两端，正面显示不完就折到后面去——这种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画面的饱满。毕竟背面空着不好看。
近年来越来越多博物馆已经只将爵定为酒器而非饮酒器，这是一个进步。
铜爵的起源
青铜爵是最早的青铜容器，与鼎，斝，盉，觚等器型都有陶或者漆器的原型不同。铜爵最早出现于二里头三期，它是否直接继承自陶爵一直有所争议，即便不考虑这个问题，陶爵的出现也不过在二里头一期。并没有早太多。
白陶爵 1991年河南伊川南寨遗址出土 河南博物院
在尝试追溯爵更早的祖形时却遇到了困难——没找到。学者们在龙山文化的器型中找到了一系列的黑陶器型如单耳杯，有三足的单耳杯等。其中濮阳博物馆有两件出自安阳汤阴白营（不知道为什么安阳出土的东西会在濮阳博物馆）的黑陶杯和陶簋与陶爵的构造最为相似——有三足，有把手，有与把手呈90度垂直的流口。
驻马店上蔡十里铺也出土了一件相似的器物。但两者分别处于河南东北和中南边，地域不同，时间不同。十里铺原始陶爵大概处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而汤阴白营两件东西分属于典型河南龙山文化和晚期。但二者又偏偏都属于重要的交通路口。
上蔡十里铺的文化构成尤其复杂，早期为屈家岭文化，中期为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融合的中心区域。理论上这类器型出现于此并不奇怪。
十里铺原始陶爵，只找到线图
无论如何，这类所谓原始陶爵的器型在出现初期要么是假圈足，要么是低矮的三足。都与后来二里头的陶爵造型差异过大。有的学者认为洛阳小潘沟，登封王城岗出土的几种相似器物是在原始陶爵的基础上加高，并且融合了封口簋的元素，最终形成了后来的管流爵（吕琪昌）。
我个人认为二里头的陶爵和管流爵本身就是两种不同来源的器型，不宜放在一起比较。这种联系过于牵强。他们之间类似鬶和盉，有影响，并存，并不属于继承关系。
铜爵为什么重要
至于这类原始陶爵和二里头的陶爵也许中间存在缺环，也许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有一点较为明确，所有这类器型全都不是实用器。换言之，爵和它所有可能的祖形从出现之初，就是为礼制服务的专用器物。
根据统计，二里头时期陶爵，陶盉，陶觚和陶簋均为随葬的酒器，根据随葬数量和组合的不同，在93座墓葬中陶爵和陶盉稳稳占据核心位置，占比达到70%。而随葬单件酒器时则陶盉占主要地位，有15件，达到40%，而随葬单件爵的数量只有5件（程嫄倩）。
灰陶爵 二里头出土 河南博物院
而铜爵出现后，从二里头三期一直到二里岗下层二期这段期间内，可统计随葬铜爵的墓葬有9座，其中4座只随葬铜爵，另外5座则随葬爵斝组合（谷朝旭）。
由此对比可见二里头时期只有作为组合器物时，陶爵的重要性才大大提升。当铜爵出现以后成为最核心的酒器没有之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爵地位爬坡的过程。
兽面纹铜爵 上海博物馆 同展出于深圳
陶爵溯源的困难说明它本身是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正如与它配合的盉，斝本身也来自不同区域，被不同族属的人所使用。
爵的出现似乎表达了在传播过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达成的一种共识。从陶器的角度来看，尺寸并不是评判重要性的标准。相反，精致且逐渐具备更多的功能的爵具备了一种天然的优越性，它侵略性低，易于移动，欣赏等特点更容易被不同族属的人所接受成为一种基本器型，与族属本身所推崇的其他器型盉，斝，觚等组成更加丰富的组合。
兽面纹铜爵 上海博物馆 同展出于深圳
爵的发展过程：
横截面基本为枣核型，之后变为椭圆形再到圆形，
底面从平底变为圜底。
器身从掐腰，腰腹不分发展为腰腹逐渐分明，再到不分。
口沿两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三足由矮变高，由细尖足到宽且明显的刀型三棱足。
家爵 上海博物馆 同展出于深圳
早商的墓葬一般一墓只出一爵，稍晚即便出两爵，也必定纹饰，大小不一样。高等级墓葬基本不受此限制。如白家庄C8M7出3爵，盘龙城李家嘴M2出4爵，M1出3爵，杨家湾M11出4爵。
晚商中小型墓依然如此，但大墓则更加夸张，如妇好墓出土40爵，相比之下，花园庄M54出9爵，小屯M18出5爵已经很克制了。
爵的没落
发现甲骨文最多的殷墟二期应该是晚商神性的巅峰，从殷墟三期开始，随着神性的衰落，青铜器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衰退，只是这种衰退带来的影响一开始不明显，毕竟祭祀数量减少也不是不祭祀，但是蝉纹的越来越多和长篇铭文的出现都昭示着青铜器的功能从敬神逐渐转化为对于家族荣誉和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索諆爵 上海博物馆 同展出于深圳
这种变化着实发生在晚商，所以西周灭商其实应该只是继承或者加速了这种变化而非原因。无论如何，从西周中期开始，青铜器的衰落已经变得明显。从西周中期以后，基本就很难看到铜爵了。
目前所见商代的爵都没有自铭。自铭为爵的器物虽然有西周早期的“鲁侯乍爵”,西周晚期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伯公父勺也自铭“白(伯)公父乍(作)金爵”，但其形制已经与之前的爵全然不同。东周以后的文献，仍然总是出现爵与饮酒的记载，但此时的爵已经和商周时期的爵没什么关系了（杜金鹏）。
伯公父勺 西周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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