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罗马帝国时代，犹太人复国的期望基本不可能实现了。由此产生的基督教，却把犹太人有关千年王国的理想，从地上搬到了天上，从外在变成了灵魂的救赎——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工作。
严格来说，耶稣本人让犹太民众很失望——他们本来期望耶稣是一个率领犹太人起来作战开疆拓土的领袖，然而他没有。
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告诉大家都不该这么去想，他认为上帝是一视同仁的，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上帝，应该是所有人的上帝。因此，真正的救赎，应该是灵魂的救赎。犹太教的政治乌托邦，被基督教转变为宗教理想。
耶稣拒绝了犹太民族主义，由此基督教获得了整个欧洲。这当然也是耶稣受到犹太教信徒法利赛人仇视的重要原因。
犹太教的政治乌托邦逐渐失去了感召力，而基督教的灵魂救赎，却通过耶稣本人的受难和复活传说，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浪漫主义理想——此生受难，来生享福。基督教把犹太教关注现实生活，转向了关注灵性理想。这毫无疑问是受到了前面提到过的，希腊哲学的影响。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又改变了这个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局面——前面提到的路德和加尔文改革，无意中启动了精神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追求，宗教改革之后，民族国家崛起，底层民众开始觉醒。人们既要求在宗教上摆脱罗马教会的精神枷锁，也要求改变封建政治经济格局。
16世纪初，几乎就是宗教改革启动二十多年后，英格兰的托马斯·莫尔和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出现了，这两个人一个从理论上设计了乌托邦蓝图，一个从实践上探索乌托邦的可行性。
1516年莫尔就写出了《乌托邦》（全名很有意思：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意又有趣的金书）。莫尔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反对罗马教会的腐败统治，更反对当时英格兰的政治腐败，借此抒发了个人充满了基督教天国情怀的乌托邦。从他这里开始，基督教的天国和灵魂救赎，再次回到了现实社会改革层面。
德国的闵采尔是路德宗的再洗礼派，相当于原教旨主义，则干脆要求回到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在人间重建千年王国。他不同于莫尔的地方在于，他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实行人人平等。途径方面，他主张暴力革命。
1525年这位老哥领导了德国米尔豪森地区的农民起义，没收封建贵族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财产公有制。后来起义失败，闵采尔英勇就义。
这可能是最早的一次富具共产主义色彩的农民起义。
闵采尔的起义失败之后，其他有着乌托邦理想的再洗礼派教徒们，开始转向和平方式建立乌托邦。
1534年一个叫詹·马蒂斯的面包师率领再洗礼派教徒占领了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敏斯特城，开始建立自己的公有制乌托邦敏斯特公社。这个乌托邦因为提倡多妻制而遭到围攻失败。
时至今日，再洗礼派在全球仍有大量信徒，他们过集体生活，拒绝现代交通工具。
毫无疑问，基督教教徒们的这些乌托邦实践，就是基督教的天国理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桥梁。
7.后殖民时代基督宗教的发展
这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当代基督教的扩张情况。这当然是我们最敏感的。
自进入20世纪，基督教就在持续向亚非拉地区拓展，这一进程被称为“上帝在南下”。有趣的是，很多基督教学者认为，这意味着西方基督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南方基督教时代开启了。预计到2050年，拉美的基督教信徒可达6.4亿，非洲的基督教信徒可达6.33亿，届时欧洲的信徒只有5.5亿。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欧洲的年轻一代对于基督教的热忱已经完全不再，加上大量亚洲宗教信徒的迁移，欧洲的基督教土壤将趋向薄弱。
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随着时间推移，位于现代化最高端，拥有霸权地位的美国，对基督教的宗教热情不仅没有减退，反而越来越成为基督教的重要领地——作者认为，这与美国的宪政体制和基督教“圣约”传统密切关联有关。
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霸权地位，及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纵横捭阖，也与其自20世纪以阿里不断强化的清教徒意识有关——正像四百多年前的克伦威尔以为上帝“清君侧”、代行公义为名，砍下国王的头颅一样——美国人清教徒式的热情，也让他们坚信自己承担了代替上帝执行公义的职责。
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黄金——这是当年英格兰建立世界霸权时，开创的向世界殖民的模式，在继任的美国手中，被玩得越来越熟练——以上帝之名为自己的言行背书，占据道德制高地，以实利为手段来维系和强化自己的地位。
基督教只是在亚洲保持了弱势地位。从大历史角度来看，这很好理解——基督教本身也是诞生于亚洲的宗教，且亚洲其他区域都有比基督教更悠久的宗教。伊斯兰教就是亚洲第一大宗教，而且预计是到2025年就将超过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怨念纠纷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纠纷还将伴随着美国清教徒式的霸权扩大而进一步扩大——20世纪中叶英美两国运用石油运输管道，强行把阿拉伯世界拆散成诸多小国，并且把以色列强行楔入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带，这一举动进一步把两种宗教文化矛盾和纠纷，拓展到了政治领域。
今天的伊斯兰教国家越来越趋向宗教不宽容，就是要从文化层面抵制西方化。当代伊斯兰教国家做得非常明智的一点就是，不反对现代化，但坚决抵制文化和政治上的西方化。
有趣的是印度教。印度教相比伊斯兰教，显示出了大得多的宽容度，历史上印度教与基督教相处就一直较为融洽。
到18世纪，英国利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英国对于印度的重视程度，显著地高于中国，可以说是精心地培育了几代亲西方文化的高种姓知识群体，对于维系英国的控制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进入20世纪后，在民族独立的大趋势影响下，觉醒后的印度也开始寻求回归印度教，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
到今天，印度也精心地维持着一种平衡，一方面是一边倒地亲西方，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保持鲜明的印度教文明特色。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至少有四百年时间，但其黄金发展期却是在近四十年间——改革开放之后。2011年的信徒估计数量在6000-8000万之间。不过，顶峰时期已经过了。随着中国国力增长，新兴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抬头，传统的儒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成了默契，政主教从的秩序依然占据首位。
回过头看美国自身，何尝不也是在走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有过短暂的开放和反思浪潮——越战问题引发，到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又回到了新教清教徒式的文化氛围中。
尤以小布什总统上任之后，因为他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者，所以他开创了一个风气——用宗教术语来替代政治术语，如“邪恶国家”、“新十字军”之类的，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美国政界。
911事件之后，美国甚至形成了清教徒同仇敌忾地与伊斯兰terror组织斗争态势。God bless America一直喊到今天——2020年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这呼声可谓从上到下。我就亲眼见过，南方浸礼会牧师的祝福和保佑卡，在南方一些州是逐户逐户发放的。
过去四十多年，好莱坞大片和东西部沿海国际都市的光环，掩盖了美国精神的实质。这些大片和光环展现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很表层的美国。
这些大片的制作，以及在国际都市生活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移民实在太多，所谓的自由主义氛围较为浓厚。绝大多数到访美国的中国人，都是在发达的、代表高度商业化和国际化的大都市，看到的只是这一面。
真正能代表美国本土文化和精神实质的，还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部、南部各州，也就是牛仔农场和棉花地里的小屋那种美国，这些地方才是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精神所在地。
以我不长的在南方州旅行经历感受，大多数美国老百姓过的，其实是很循规蹈矩的生活，节奏平缓，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呆着，南方小城市一到晚上就都是静悄悄的，街上几乎没人。
一到周末，家家户户几乎是全家上教堂。教堂才是这些南方城市唯一热闹的地方。
2020年疫情肆虐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有关骚乱新闻，也只是如DC、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大部分的中部、南部疫情更为严重的州，老百姓也都安之若素——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保佑，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基督的血。
所以，当代美国对基督教的回归也同样是非常显著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说是当代全球趋势。
由此反观三十年前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就能发现其目光如炬。我记得当时诸多学者对“文明冲突论”进行了批评，认为其过分强调了宗教因素，过于悲观之类的，结合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来看，亨廷顿至少比批评他的人们看到了未来潜在的危险。
最后，想着最简短地总结一下中西方思维方式的绝大差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经验式的，一切必须在生活实践中领会，所以思想成果就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也正因为注重实际，所以崇尚“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恰好是反过来——“眼见为虚，思想为实”，从两千五百年前的毕达哥拉斯就提出了“数”是万物的本质，这就是典型的不相信经验和感官，只相信思辨的方式。
欧洲人自古至今就认为感官很容易欺骗我们，包括印度的思想家们如佛陀本人，也如此认为。唯一能依靠的，是人的思考。
所以，中国人不习惯玄而又玄的思辨，欧洲人则不相信简单的感官经验。中国人注重感官经验的自由，西欧人注重思想自由。
可是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恰恰就是从怀疑日常经验开始的——哥白尼想为什么一定是太阳围绕地球转？牛顿想为什么苹果落地与月球运转不会是同一件事？爱因斯坦想为什么光速不能是恒定不变的？德布罗意想为什么物质不能是波？这些没有一件事，是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的，都是他们纯粹的思辨和思想实验出来的。
我们的理性就像一个狭小的器皿，而宗教的真理就像浩瀚的大海，如果一个狭小的器皿装不下大海，我们能够指责大海吗？——德尔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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