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去世后，血腥玛丽短暂地恢复了天主教阵地，对支持亨利八世的新教徒进行了血腥镇压——她是那位被亨利八世抛弃的凯瑟琳皇后的女儿。
当然这种行动遭致了中下层贵族的一致反对，很快就让玛丽倒台。大家拥戴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成就了一代明君。
伊丽莎白一世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并且在1563年通过国会颁布了39条教规，一边拒斥罗马教廷，一面也遏制国内的新教势力，走非常经典的英格兰实用主义路线——什么对国家利益有利，就用什么。安利甘教在伊丽莎白时代定型。
伊丽莎白一世采用安利甘教这一体制，是很典型的以实用主义精神实行意识形态管理的例子。
她站在改革的立场上，不走回天主教的老路，也不采用新兴阶级的清教徒激进改革态度，一切观点的取舍都以有利于英格兰发展为标准，国家权力高于教权——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站位。
既不与全世界为敌，也不遵从罗马教廷，既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
于是，英格兰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莎士比亚、弗兰西斯·培根、埃德蒙·斯宾塞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她任用的海盗头目弗雷德里克，打造出了强大的英格兰海军，击败了无敌舰队。
最重要的，她的宽松政策，使得资产阶级得以快速壮大发展——资产阶级的激进意识形态代表——清教徒群体崛起，为下一步改革奠定基础。
再说说新教的第三个派别——加尔文宗。
加尔文宗是一个共和国宗教，主要依赖民众支持建立起来的。加尔文教派把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和国家事务都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模式。
在新教三大派别中，也只有加尔文宗获得了世界性——路德宗主要在德国范围内，安利甘则主要在英国范围内——只有加尔文教传播到了全世界。
后世韦伯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指的加尔文宗。
瑞士本土最早开始改革的是民众神父乌李希·茨温利，他受到路德启发，也启动了瑞士的宗教改革。后来瑞士爆发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茨温利阵亡于战争中。宗教改革的大旗就落到了在日内瓦的加尔文头上。
加尔文出身教职人员家庭，条件优越，在巴黎大学学习并获得了学位，年轻时是巴黎人文主义团体中的核心人物。
16世纪三十年代，他也经历了一次思想震撼，从人文主义转向了宗教，并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归正宗”。他因此被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政府视为异端，驱逐出境，到了瑞士日内瓦，进入日内瓦议会主持宗教改革工作。
从16世纪中叶开始，加尔文就主持了日内瓦市政，同时继续倡导宗教改革——政务大权和宗教大权在握。
加尔文宗最大的贡献，或者说差异就体现在，路德宗注重精神自由，赋予了个人信仰和精神以神性色彩，而否决了外在的善功。
加尔文宗则提倡，精神领域的纯洁性和世俗领域的善举都是需要的，是可以相互确证的。也就是说，人除了要有坚定的信仰，还应当在世俗生活中有所表现——节俭、勤奋、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这都是成为上帝选民的标志。
也就是说，路德强调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字，个人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信仰获救；加尔文则强调上帝的决定论，人活着不是为了精神自由，而是事事处处都要增进上帝的荣耀，这种增进体现在道德上的虔信，以及外在事功上的勤俭节约和财富创造。
加尔文本来是个极为严酷的原教旨派，奉行严苛的生活，但他的教义却为世俗生活，尤其是从事生产性活动、财富性活动，提供了一种道德支持——追求财富变成了一种善举！
恩格斯的评价很中肯：加尔文的教义说明，商业的自由竞争的成功或失败，并不系于个人的活动或技巧，而是命定的，商业竞争本身也被认为符合道德追求。
而且加尔文宗的教会体制是共和制的，连神的国度都可以是共和制，那么何况人的国度呢？
加尔文宗还提倡“天职”观念，认为人的天职就是通过劳动和节俭这一积极的社会活动，增进上帝的荣耀。由此导致的“不停歇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克勤克俭，就是信仰纯真的证据”这一宗教观念，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石。
可以说，也正是瑞士日内瓦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既符合加尔文本人的信念，也为他提供了这样一种实验平台——既从事宗教的纯洁化工作，又积极地处理政务，把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加尔文自己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整天除了处理政务和讲道，就是忘我地读书和写作，把他的神权共和国打造成了一座古罗马军营。
全欧洲渴望改变的信徒对其趋之若鹜，加尔文宗随着16世纪开始的移民潮，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包括著名的清教徒克伦威尔发动的1640年革命，还包括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
宗教改革不仅是新教的产生，还有罗马天主教自身的改革——清理整顿，并且产生了著名的罗耀拉主持的耶稣会这样的组织，对于端正天主教名誉和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紧接着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又发生了三十年宗教战争，一直到1648年大家签订了威斯特法利亚条约，才正式平息纷争确立了各教派并立的局面。
自17世纪中叶至今，宗教改革形成的宗教格局一直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世俗生活领域，新教徒和新教伦理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欧洲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
四、基督教与科学理性
罗马教廷权威的瓦解，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民族国家观念的树立和崛起。此前老百姓只知道教会，知道自己的领主，不知道有国家、有国王。随着大家各自为战——教随国定，即信奉什么教派由国王说了算，国家观念也就起来了。
17世纪中叶之后，基督教内部的分裂已经定型，宗教宽容也就成了各个邦国认同的宗教政策，先是应用到基督教内部，然后应用到了基督教外部，最后演变为一般性的理性宽容精神。
17世纪，率先实行宗教宽容的是荷兰联合省，有先进和开放思想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于是蜂拥而至，当时无法公开发表的许多论著，都是在荷兰出版的——洛克的《论宗教宽容》，笛卡尔的《方法谈》、《第一哲学沉思集》等（很高兴都读过）。
接着就是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如惠更斯、列文虎克、斯瓦默丹等在科学理论和技术上的贡献，敝号在《海洋与文明》随笔系列中提到的格劳休斯提出的国际法、海权论，也都是在这个时期的荷兰。
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实行宗教宽容之后的基督教，与科学理性精神取得了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局面——理性主义者既可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可以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运用理性思维去认识世界，认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运作模式。
基督教与理性精神结合的一个产物，就是英国的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的哲学基础是英格兰的经验主义——也就是实用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是把上帝看作一个合乎理性的创世者，他是创设了一套规则之后，让世界按照这套规则运行的，而且，很有可能，在创世之后，他就“休息”了，再也没有干预过世界的运行。
自然神论由是把一切神学教义都纳入到理性范围内加以分析和解释，成就了一种理性主义神学。
自然神论科学家们批判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不加分析和仅仅依赖启示的信仰。既然上帝是按照一种理性原则创造世界，那么，自然的东西就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可以认识的。
自然神论与此前的经院哲学最大的差别，在于“自然”，即不像经院哲学仅从形而上学的概念角度论证教义，而是面向自然，面向世俗生活，面向经验世界，使用工具和思维来解析经验世界。
自然的理性，必然就是上帝的理性，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
1662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宗旨，最好地说明了这种自然神论的态度：检验一切制度、学说、原理、假设、要素、历史和实验，对所有见解抱怀疑态度，小心去判断它。
除非经过详细的辩论与明确的见证，否则绝不接受任何意见，更不去附和它。这些详细的辩论与明确的见证都是经过真正的实验归纳而来，这类实验所得出来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
时至今日的我们，看看这段话，想想当下我们的鼓噪。
17世纪下半叶的怀疑主义、理性主义思潮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学界、政界和宗教界。在自然神论、泛神论、无神论的搅动之下，上帝的信仰一退再退，到了斯滨若莎那里，退到了道德伦理领域，影响了卢梭的道德情感理论，进而为康德的道德哲学、道德神学开辟了一条道路。
斯滨若莎的神学和伦理学，是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思想桥梁——上帝在理性和自然领域，已经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上帝仅限于思维抽象领域，思维的实体领域。
与此同时，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治理之下，发展为欧洲的超级大国——很快就结过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旗帜，在17世纪中叶启动了第二次复兴——古典主义文化运动。
对希腊罗马美学的热忱再度在法国的宫廷间兴起，产生出一批目眩神迷的明星——高乃伊、莫里哀、普桑和笛卡尔。这群人创造的辉煌文化成就，才把欧洲宫廷和贵族文化提升到了我们今天认知到的档次。
这种古典主义雍容华贵，脱去了中世纪的沉重和陈腐气息，人文主义精神勃发，形成了影响到今天的高雅格调。古典主义的核心原则就是理性、人性和自信。
这股理性主义精神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革命运动——它一头是冷静沉思的笛卡尔，另一头则是热情澎湃在断头台旁的罗伯斯庇尔！
理性主义也和当年的基督教一样，走向了一种迷狂的境界，造成了18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动荡。僵化的理性主义蜕变为机械主义，反过来和中世纪罗马教会一般排斥人性和良知。这又引发了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发端于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运动。
浪漫主义运动本质上，是基督教对理性主义狂飙的一种反击，以及宗教情怀的回归——人们意识到，良知、至善和道德情怀是确实存在于人们的内心的，是机械理性所无法揭示的，这正是上帝依然存在的证据。
以上即是全书的内容。
回顾起来，基督教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宗教史，同时还是西欧人思维发展史，认识论史。
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有影响到人类社会直至今天的基本要素——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现代科学精神、民主政治制度、民族国家观念、国家本位主义等等，对于我们而言，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确确实实来源于基督教文明的伟大事物——共产主义。
认识历史，认识我们来自哪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