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塞麦尔维斯不懂英文，没有读到过此前老霍尔姆斯的论文，那时候学术交流也不发达，所以他没有机会去借鉴老霍尔姆斯的方法。他只能自己想出一个简单的防治方法——洗手。
他马上制定了一个规范——从解剖室里出来，要去查房的医生和学生，都必须先在产房前的洗手台前洗手，用氯酸钙洗，要求很细，必须用刷子刷每个指甲缝。这个制度推行一个月之后，第一诊区的死亡率就从18%降到12%，第二个月降到了2%！
紧接着第一诊区就发生了一次产褥热回潮，虽然很短暂，但塞麦尔维斯没有放过，他仔细检查各个流程，再次有了新发现——产房有产妇因为其他疾病有脓肿，医生和护士检查完这个产妇，接着就检查下一个，可能就把脓肿里的毒质带给下一个产妇。
那么这就意味着，导致产褥热的毒质，还不仅仅是尸体毒质，即便是普通的其他脓肿毒质，都可能导致产褥热。
1848年底，塞麦尔维斯把这一系列发现总结成了论文，后来被誉为微生物致病理论的序曲。他再次修订了清洁流程——只要是接触过又脓肿的病人，医生和护士都必须立刻洗手清理，再处理下一个病人；而且，有脓肿的病人要单独隔离。
这下彻底解决了第一诊区的产褥热高发病率问题。
当然，这也彻底得罪了主任克雷恩——把产褥热致病原因归结为了解剖教学，这就是把那么高的死亡率归到了他克雷恩的头上。克雷恩立刻动用自己的政治人脉，通过奥匈帝国卫生部，否定了塞麦尔维斯的发现。
讲政治的氛围，总是与科学和真理之路冲突和相悖。
只有专业圈子，才有识货的人——此前塞麦尔维斯的老师罗基斯坦基和斯哥达都支持他，尽管这两位大师也都崇尚解剖，但在事实面前，他们都愿意改变自己的理论——这就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并不是硬着脖子不认事实。
两位导师都建议塞麦尔维斯再进行精确的实验，要实行有控制的、可重复的实验，以实验结果来说话，才能应对一切质疑。
塞麦尔维斯的短板开始出现——其一，他不懂，也不愿意去做烦琐而精确的实验，动手能力也差；其二，他不喜欢写作，尤其不喜欢，也不会写论文。——这是那种典型的经验型、直觉型天才的表现。
没有能够说服医学界的实验结果，又没有能够引起临床医生注意的论文和方法，当然就让塞麦尔维斯的天才发现，只能藏在自己的兜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被各种人们转述。
而且，他的发现还引发了一起悲剧——1848年，德国著名的产科医生米凯利斯，听说了塞麦尔维斯的产褥热防治法后，立刻采用，很快就实现了自己诊所产褥热的零发病率，但这却击垮了这位产科先驱的精神——就在他听到塞麦尔维斯的防治法之前两个月，他为自己的侄女接生，结果引发产褥热导致侄女去世，由此他联想到，从前有多少产妇死于自己之手，无法接受这惨痛的事实，于是卧轨自杀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何当时医学界对于塞麦尔维斯的发现颇为矛盾。加上有克雷恩这样的政治医生在，他尽一切政治力量阻止了医学界对塞麦尔维斯发现的检验、检查、资料调阅。
1849年3月，塞麦尔维斯的合同到期，克雷恩立刻解雇了他。
1850年5月，他的恩师罗基斯坦基当选维也纳科协主席，拥有了相当的地位，于是敦促塞麦尔维斯组织自己的论文，在维也纳科学大会上进行一次宣讲。塞麦尔维斯没有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正式在大会上做了有关产褥热病因和防治方法的宣讲，引起了学界轰动。
此后又进行了两次答辩，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他最接近成功的时候。
然后他拒绝把自己这三次宣讲答辩的材料整理成论文公开发表——这可能是他多年受到克雷恩压制的一种逆反心理吧，这也就导致了他的悲剧。
1848年之后，欧洲各国革命风潮遍起，年轻人们都渴望改变，大部分也是起源于他对压制的反感，塞麦尔维斯也参与到了反政府的政治风潮中，这让他在维也纳大学里倍受责难和批判。
其后，由于不满维也纳大学和总医院对他职位的任命和要求，塞麦尔维斯居然不辞而别离开了维也纳，回到了故乡布达佩斯。
此举完全把他的支持者——罗基斯坦基和斯哥达两位学术巨头都推向了他的对立面。
不重视表达与沟通，只想安心做一个临床医生，而天分又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性格和天分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悲剧人生。
塞麦尔维斯回到匈牙利后，到了圣克洛斯医院求职，由于他有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头衔，加上有临床经验，又不要工资——因为他父亲经商厉害，家底子厚实——所以就拿到了圣克洛斯医院住院部主任的职位。
在主任职位上，他可以顺利推进自己的防治制度，很快就把圣克洛斯医院的产褥热发病率降到了1%以下。1855年，因为这些业绩，他被任命为布达佩斯大学产科教授。
在圣克洛斯医院和布达佩斯大学期间，他再次做出新发现——这就是个临床思维极强的天才——床单也是致病源，除了医护要洗手、脓肿要隔离，还得清洗床单。这些组合手段，让圣克洛斯医院的产褥热发病率连年保持在1%以下，确乎是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关注。
不过，他就是不肯发论文。
在他忠实的助手弗莱彻的敦促和帮助下，1858年他才在布达佩斯唯一的医学期刊上正式发表了产褥热病因的论文。
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虽然在产科技术上是欧洲第一——他于1863年做了匈牙利第一例卵巢切除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能够做这样大的开腹手术而不引发感染，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无人能当——但塞麦尔维斯的受迫害和偏执情绪越来越强烈，严重影响了他的学术造诣和思路——他后来写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不仅编排凌乱，而且充满了对当时著名学者和医生的人身攻击，越来越自命不凡。这几乎就是把自己往绝路上推。
1864年之后，塞麦尔维斯的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挥霍无度、自言自语不说，经常粗暴对待同事和手下，到后来干脆是经常到大街上演说，逛妓院。家人只好把他送去精神病院，1865年8月，他在被送进精神病院两周之后，离奇地去世了，死因是败血症！
回顾这个神奇的悲剧性的人物，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的天分与缺陷都非常明显，几乎常人都能识别出来并避免的错误，他都犯了。可是他的临床思维却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他只是不喜欢实验和理论，他认为凭借经验和临床数据就足以说明一切，伟大的发现并不只能从显微镜和实验室里作出。
如今，他的这条路被称为New Pathway，即医学培养模式中，区别于科研型的临床型。临床型相比科研型而言，是直面病人，就像塞麦尔维斯始终关注的产妇本人状态一样，要考虑的，是技术与人性，研究与心理的平衡，是一种职业感和神圣感。
让我颇多感触的，就是塞麦尔维斯的慈悲心肠——即便是在晚年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在应激状态下，他的第一反应也是保护产妇安全。联想到他1847年第一次作出发现时，他对自己罪孽的深深自责，那种自责和悔恨的心态，很有可能也是造成他后来偏执和受迫害心态的原因之一。
1985年，医学史作家纽兰德去实地探访塞麦尔维斯作出伟大发现的地方——维也纳总医院产科第一诊区，结果发现，整个医院甚至都没有人知道塞麦尔维斯是谁。
好容易找到了一位老看门人，那人才说，我知道那个地方。带着纽兰德到了第一诊区旧址，旧址的走廊上有一块铭牌——这里是塞麦尔维斯工作过的地方，1847年他在这里做出了那个伟大的发现。
两百年后，这位圣徒，只留下了一块钢冷的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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