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即将召开，不少代表、委员纷纷提出自己的建议，给国家机关进行参考，这是民主的体现。有委员建议取消罪犯子女报考公务员的限制，主要理由是罪刑法定、罪责自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其子女也会有犯罪倾向。从一些文章来看，反对取消限制、维持现状的意见居于多数。有的理由是，保留这种限制，能够对想要犯罪的人形成威慑，他们要犯罪之前，要想一想对自己的子女的影响。有的理由是，犯罪分子的家风不好，其子女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体制本身就要求更高的家风。法官的父母是罪犯，法官还能公正审判吗？有的理由是，如果取消这种制度，一些重大犯罪分子，比如贪官，他们的子女不受影响，继续进入体制，以后重要的岗位将由这些犯罪分子的子女把控，想想都后怕。这些子女还会想着利用自己的职权为父母翻案，或者继续成为父母违法犯罪的“保护伞”。问题，一个人真的要犯罪，难道考虑到子女可能要考公务员，就会打消犯罪的念头？有的人没有子女，想犯罪时，还会考虑一下以后自己的子女要不要考公务员的问题吗？凭什么说，犯罪分子的家风不好？难道没有犯罪、考上了公务员的家风就一定好吗？只要公务员没有犯罪，其家风就好？家风好不好的标准是什么？法官能不能公正审判，不是看他与案件有没有利害关系吗，怎么就扯到他的父母了？一个犯罪分子本身就有很大的能量，单靠对其子女考公的限制措施，就能遏制他们为所欲为吗？子女即使是公务员，就能够滥用职权，帮犯罪的父母翻案吗？另一方面，以罪责自负来作为取消罪犯子女报考公务员限制的理由，可能并不是那么充分。罪责自负的意思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针对的是“刑事责任”，父母犯罪，只能由父母来承担刑事责任，而不能由子女来承担刑事责任。此时，罪责自负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父母犯罪对子女考公务员的影响，体现在《公务员法》领域，这已经不受《刑法》调整，故以刑法中的罪责自负批判《公务员法》实施过程中的作法，不那么有效。考公务员，意味着进入所谓的体制。体制考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体、组织，具有集体主义的色彩。所以，一个人是否被录取为公务员，不会只考虑一个人。一个人是否在政治上的干干净净，就不是只通过他一个人的成绩、言行进行判断，也要把他的家庭、学校生活考虑在内。仅仅从个人主义考虑是行不通的，而罪责自负也是个人主义的体现。圣人般的道德洁癖，与集体主义结合在一起，不仅要求自己没有污点，而且家人也不能有污点。你与家庭是无法割裂开来的。人们也不会独立地只对你一个人进行评价，株连思想、集体主义根植于我们的传统、血液之中。你的家人犯罪，虽然说是你家人的事情，但其他人就会对你进行指指点点，你的为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人们接受不了父母是罪犯的公务员。前述反对取消考公限制的理由，虽说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却是“民主”的。诚然，根据最基本的法律，父母与子女是不同的人格主体，取消罪犯子女考公限制，符合人格的尊严、自由、独立精神，但也要看到，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仅靠一个罪责自负的刑法原则就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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