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报-三联生活周刊11.22
【点睛】
“你看这个栏杆，都是前人留下来的。我们在做的事情，他们也在这里做过。怎么讲呢，当你把木头放在对的位置，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和500年前的人们对话。”详情请见今日[调查]。（封面图：宁德市屏南县漈下村花桥上，村民们闲话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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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手机报
2022年11月22日
星期二
农历十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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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调查：
[最长木廊桥被烧毁之后（下）]
>>消失的生态
>>守护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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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最长木廊桥被烧毁之后（下）]
◎魏倩
>>消失的生态
对于另外一些研究者来说，这“神韵”来自比材质、桥拱形状、连接技巧更宽泛的事物。比起恢复一座桥，更重要的是恢复木拱桥的营造技艺和生态。
在黄春财60余年的建桥履历中，最辉煌的只有头尾两段。不到17岁就参加万安桥的重修，他是工地上最年轻的桥匠，桥上主墨就是他的父亲和伯父。在地方传统中，主墨这个词取自木匠作业时常用的“墨斗”，一桥之“主墨”其实就是设计师和施工总负责人。在祖师卓茂龙的年代，主墨往往要承担堪舆、选址、定价、设计、组织施工等工作，是建桥时的灵魂人物。因此他们才有资格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桥中央佛龛对面的横梁上，供后人瞻仰功绩。
修桥时，主墨是绝对的中心。标准设计图纸出现前，一座桥要修成什么样，“图纸”只在主墨的脑子里，他只在施工时在现场给其他人随手画一张侧位的结构图，就连桥面宽度都根据木材粗细和质量随机把握。在村庄里，作为桥约的承建方和靠手艺吃饭的大木工，他们享受着全村的礼遇。在新桥修建完成前最重要的“上梁”仪式上，必须由主墨点烛焚香，敬献河神，他还要手持一只公鸡，在桥头桥尾点过，再带领出资的桥董和全村公认的家庭和睦、父母双全的“好命人”等共同踏上桥面祝祷，最后，那只被称为“师父鸡”的公鸡就留给主墨带回家中。
但在20世纪60年代，修完附近古平县的平湖唐宦桥后，正值壮年的黄春财却发现自己慢慢地无桥可修了。
屏南正在发生变化，长桥也一样。村里的人们慢慢不再种地，转而做起茶树菇生意，黑色的种菇大棚在沿岸搭起，种菇赚了钱，这些钱又推倒了长桥溪边黄泥做成、带“骑马墙”和尖檐顶的民居，代之以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房。除了万安桥，人们也在溪流上下游两三百米处修起更牢固，也更方便机动车行走的水泥桥。不到涨水的日子，从万安桥上过的人越来越少，它的交通功能打了折扣。
远方，还有更多木拱桥在消失。修建高速公路，修建水库、水电站，有时候是整个村庄的搬迁和重建，那些记忆里的廊桥不见了。据统计，这20年间，宁德全境因自然因素和人工拆毁的木拱桥达50余座。
黄闽辉是黄春财的“老来子”，今年还不到40岁，也因此没有父亲“主墨”辉煌时代的记忆。在他的童年里，父亲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木匠，为了养家，还开办过一家小厂子。从小在外跟着家人东奔西跑，唯一留有印象的是父亲书柜上总是塞着一卷卷图纸，闲暇时摊开，比着尺子画上几笔，母亲就在一旁帮忙照灯、写字。还是到了十几岁，有一次经过万安桥，父亲对他说，这桥是你爷爷造的，“我很吃惊，也觉得很荣耀”。
直到2000年前后，情况慢慢发生改变。周芬芳记得，2003年，当地一位名叫郑道居的政协副主席对古建很有研究，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对全县境内的木拱廊桥做了个简单普查，记录宽度、长度、高度等基本情况，还汇总桥边神祇供奉状况和基本营造技术，汇编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一次普查中，他在桥梁上看到黄春财的父亲黄象颜的名字，向身边人问起这位黄氏造桥人是否还在本地居住。至此，已寂寂无名了半生的黄春财才被村民们找出来，同时出现的还有他多年积攒的造桥图纸和业余时间制作的桥模。200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推选木拱廊桥营造技艺作为联合国“申遗”项目，成功后，黄春财成为非遗技艺传承人，家族的建桥历史才得以继续传承。
接到父亲叫自己回来学造桥的电话时，黄闽辉还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颗粒混色工作，那时他也刚到父亲初次修桥的年纪，但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全无兴趣。家里人软硬兼施，把他从广州唤回。“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不想学，就在工地上当助手，瞎混”，直到有一天桥梁“落架”，黄闽辉呆住了。
闽东木拱廊桥，主要依靠两组以榫卯相接的木杆件相互编织而成。第一组木杆件侧面看有三条边，被称为“三节苗”，第二组则被称为“五节苗”，二者彼此交叉支撑，互相接力，一般而言，在“五节苗”顺利安装后，木件之间会自然成拱，不再需要施工架。这个过程被称为“落架”。
采访中，黄闽辉用15支筷子为我们重现了这个起拱落架的过程。虽然这种简易结构更多取自“汴水虹桥”，不能完全呈现闽东木拱廊桥的修造过程，但在木条一一咬合，彼此承重，在桌面上隆起弧形时，我们还是像所有第一次见识这一技艺的人们一样发出了惊叹声。2009年春节，黄春财带着两个儿子去央视参加节目录制，他们请主持人站在现场制作的桥梁模型上，观众掌声雷动——这一幕被定格在黄家老屋的墙面上，和那些年他们招待的或大或小的来访贵客合影一起，成为这个家庭最珍视的回忆。
黄闽辉决定向父亲拜师学艺。像祖父和他的兄长一样，他和哥哥黄闽屏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招募同行，在2005年到2015年间，几乎以每年一座的速度在屏南建起了木拱桥。与有荣焉的当地政府也为他们制造机会，有景区开业，想打造地标，都不约而同选中木拱桥。2007年，棠口乡附近漈头村上游修建水库，村庄面临整体搬迁，村民决定将一座清嘉庆年间的老桥金造桥同时迁走。一家当地景区甚至提出高价购买这座桥，无奈村民反对只好作罢。不过，这也给黄氏父子先后提供了两个机会。他们先是承揽了金造桥异地搬迁的项目，又在景区里设计修建了一座新桥。再接下来就是重建百祥桥，为申遗拍摄纪录片修建十锦桥，为福建省运会在白玉村造景，重现“汴水虹桥”……兄弟二人的技艺逐渐娴熟，黄春财老人也上了年纪。
图1：黄春财画出的万安桥的第一张图纸
但每个人都知道，与桥相关的一切仍在消逝。2008年，黄闽辉在施工时从脚手架上摔落河底，肩胛受了伤。他逐渐萌生退意，一度跑到上海去做汽修生意，但一年后为了帮忙建桥“申遗”，他又被家人唤回，从此他负责设计，哥哥负责具体营造，这下他再也没能离开。可是，随着本世纪初屏南的“木拱桥热”渐渐退去，单靠外部力量无法维系造桥技艺的内在生命力，他们兄弟二人日臻成熟的技艺再次没了用武之地。近些年来，他们经常活跃在福建南平市和浙江等地，除了木拱桥，也承接其他房屋、长廊和寺庙的木工活，和家人聚少离多。
除了满墙已经泛黄的照片，黄家的老屋客厅房梁上还挂着“屏南长桥黄氏家族木拱桥技艺传习所”的大红色标牌。见面前，我想象那会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工作室，但走进屋内，这里只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民居，阴雨天气里甚至有点幽暗。最显眼的只有桥——客厅里摆满父子三人建造过的桥的模型，双龙、百祥、金造桥的木质模型用塑料布蒙好，最大的无处安放，只能略显尴尬地骑跨在电视机上方。黄春财刚刚完成的万安桥模型长约两米，气势十足地安放在正厅靠窗的佛龛一侧。卧室里，老人的药瓶旁就是各式各样的图纸，墙上挂着廊桥的照片，床上扔着古桥的展册——这个三年前就无人居住的地方，至今仍是黄春财绘图、做模型的场所，尽管屋里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写字台，每次作业，他都得从屋里找出一块大木板，搭在长条桌上。
这一切都让周芬芳感到遗憾。关于木拱桥营造技术，她更相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提出的“生产性保护”的概念：“要让桥匠不断生产才能掌握技艺，只有不停创造条件，他们的技艺才能得到成长。”但当再次无桥可建时，当年许多趁着“拱桥热”起来的建筑团队只能依靠到处表演“木棍搭桥”赚取收益。
其实，木拱桥修建技艺并非不传之秘，只是具体营造中，有许多需要仰赖长期经验的地方，非口传心授不能明白。但新的出资人、新的使用者和应用方式，也为木拱桥建造带来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建筑“规则”。黄闽辉告诉我，这些年也有很多公司承揽附近县里的木拱桥梁搭建工程，有时候桥快修完，发现“落不了架”，只能加装铁钉铁夹，维持桥梁稳定。“这样的桥受力有问题，到后期会越来越下沉”，还有团队依照图纸建桥，把两端建到了河床上，最终桥体成型，河水不得不跟着改道。
每到这时，黄闽辉总会想起父亲提过的那些古人修桥时流传下来的神奇故事：曾有一位会堪舆的主墨对桥匠们心怀不满，在桥上设置机关，结果桥要完工时两头死活对不上；有时候桥董给的银资超过造桥所需，桥匠就会在梁上留好口子，把钱留在桥上，用作未来修缮基金，于是旧时经常有穷途末路的人，拿竹竿在桥上到处敲打，希望能找到这笔巨资；还有那根神奇的被砍伐后就不被允许放在矮檐下的主梁，那些给苦思冥想的造桥者托梦的神仙，那只自己从来没尝过滋味的大公鸡……可如今，困扰着他的是和桥相关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民宿、水电站、高速路。
>>守护廊桥
临行的下午，在被焚重修的百祥桥上，我们被一行字逗乐了。桥正中央的神龛被两扇不锈钢门锁了起来，上面贴一行红色大字：严禁点香烛，神位不在此，求财必输定——这是来自民间的狡黠智慧。
自万安桥被焚后，当地不少桥梁都加派了看桥人，最古老的千乘桥甚至请人24小时看守，严禁烟火，10月初，他们将桥中央的五显灵官神位移到了桥头，我们到时，新砌好的神龛上刚贴的对联墨迹未干。百祥桥的两位看桥人则是附近白洋村的妇女，三个月来，她们每天要走上近1000米山路，在桥上看守到日落时分。
宁德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缪小龙曾对闽浙木拱廊桥防火情况做过研究，根据他收集到的数据，1949年到1999年间，宁德市境内因火患毁掉的古廊桥共计6座，其中人为失火5座，山火烧毁1座。从消防角度分析，他将木拱廊桥的结构形式称为“一个木材堆柴而成的木垛”，燃烧时木材之间发生交叉辐射，增大燃烧速率，而廊桥修造中采用的主要原料杉木又是一种耐火等级很低的材料，根据现有国家建筑防火设计规范划分，大多木拱廊桥耐火等级为最低的4级。廊桥长期使用，内部结构粉化风干，一旦起火容易产生“轰燃”，形成立体猛烈燃烧，很难扑灭。
周芬芳告诉我，因为廊桥的特殊性质，当地居民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防火习惯，古时的造桥者往往还要在桥外立碑，告诫子孙，要求“一禁两边桥头不许堆积粪草沟土秽物”“一禁夜间往来火把不许火炭坠落桥内”。现在人们到桥上抽烟聊天，手里往往要拎一只水桶，及时熄灭烟头，端午节走桥时，妇女队伍外侧还会有专门举着扫帚的男士，负责扑灭燃香时冒出的火星。这些设计彼此相连，有时会构成周密的民间防火自治系统，在前文提到的百祥桥“桥林”里，村民们依托桥山捐谷放贷，为看桥防火人提供午餐。
但在已经不将工艺繁复的廊桥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现代社会，木廊桥仍然生存于一个悖论中：越多人去使用和行走，桥受到保护的可能才越大；但与日常生活融在一起，桥意外起火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就像2006年的百祥桥，过去地处宁屏官道，是附近两个乡6个村一万多名居民的必经之路，但公路修好，官道逐渐废弃后，它就不幸毁于火中。缪小龙汇总的浙南闽东近年来几次廊桥失火，也大都发生在相对偏僻的桥体上，或是成人纵火，或是祭祀失火、电线短路，因为发现不及时，道路不畅，无法及时扑灭。
而万安桥则是一个反例。虽然起火原因尚未查明，但它“离世”前在种种生活场景中的运用，让它更可能暴露于有意无意的火源中。总的来说，木廊桥真像是大自然的造物，源自山林，又归于山林。
从这个角度看，不断毁坏和重建，似乎也是廊桥的必然宿命。就像万安桥自宋代始建起，历史上曾经历4次毁坏重建，不停遭遇盗火、洪水，但每次桥消失的时候，就会再次出现一座桥。
姚洪峰是这方面的乐观主义者。2011年，他和团队刚刚完成测绘半年，武夷山的余庆桥就遭焚毁。之后桥梁重建，当初测绘留下的原始数据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意识到，“其实在古代，对桥梁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重建，烧了以后重新再建，当然那时桥并不是文物了，只是村民出来生产生活交通的实用品。有时候，巨大的自然力量是我们怎么都防不住的，除了日常保护，现代人能做的，是努力把属于古人的记忆抢救下来，尽可能少地去扰动它，把技术传承下来，以期重建”。
那天站在百祥桥边，我问黄闽辉当年在此修桥时的感觉，他手拍石栏，慢慢说：“你看这个栏杆，都是前人留下来的。我们在做的事情，他们也在这里做过。怎么讲呢，当你把木头放在对的位置，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和500年前的人们对话。”上百年的茶盐古道上，峡谷中山风吹来，吹起他拉链坏掉的皱褶羽绒服，这个满脸胡茬的40岁男人眼里有了光。（参考资料：《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周芬芳、陆则起、苏旭东著；《试论屏南木拱廊桥的文化生态保护》，甘久航著；《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刘妍著）■（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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