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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能用上iPhoneX是最牛逼的酷，或者在华尔街挣了一笔钱，你让我认为你们最酷，那我是绝对不认的。
文 ✎ 崔一凡 黄昉苨
编辑 ✎ 张慧
2017年11月9日，《滚石》杂志迎来问世50周年的纪念日。但能纪念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少了。
27岁的《滚石》COO古斯·温纳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挂着父母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两人意气风发。紧邻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有关上世纪六十年代旧金山反主流文化发展的书籍。他的父亲扬·温纳当年领导了这场文化浪潮，又在此后的几十年以主流的姿态接受着新文化的冲击。
▵古斯·温纳与父亲扬·温纳
2017年9月18日，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在报道《滚石》即将被挂牌出售的消息，一年前，扬·温纳已把《滚石》49%的股份出售给一位新加坡商人。
曾任《滚石》高级编辑的麦唐内尔得知消息后慨叹：“哪个经历了60、70、80、90年代的人，现在不感到一点伤感？”
献给那些相信魔法能让你自由的人
20世纪60年代末，“来自旧金山的摇滚小报”《滚石》带着严肃面孔，闯入保守的主流视野，成为当年唯一能获得大众信任的年轻人的声音。
它因摇滚乐和嬉皮文化而兴起，一度是世界音乐类杂志的标杆。其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和深刻的思想性，影响了美国社会，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中影响巨大，一度是美国年轻一代的精神旗帜。
但随着当年的时代精神风流云散，以反叛者姿态出场的《滚石》成了主流媒体，年轻人不再投身嬉皮运动，报刊亭里的《滚石》越来越无人问津，一步步踏入低谷。
即便是骨子里钟爱摇滚同时顺从商业规则的扬·温纳，也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新时代正拉开帷幕。71岁的他自称内心充满“纯粹的甜蜜”，希望能遇到一个“有很多钱”的买主。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商业环境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时代精神不站在他这一边了。”乐评人郝舫告诉火星试验室。他曾担任中国版《滚石》杂志主编，杂志艰难运作一年后便告停刊。
“现在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能用上iPhoneX是最牛逼的酷，或者在华尔街挣了一笔钱，你让我认为你们最酷，那我是绝对不认的。”郝舫说。
他是最有资格解读《滚石》与当下社会关系的人之一。他举出滚石乐队主唱贾格尔的例子，这位74岁的摇滚巨星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比起来是那么老气横秋”，意指年轻人不再反叛，而是一头扎进商品社会的利益逻辑中，考虑现实问题。
50年前，在属于贾格尔和扬·温纳的那个旧金山之夏，头戴鲜花、穿着修身喇叭裤的年轻人在街头游荡。
他们热烈讨论着the who乐队第一次造访美国的演出，蜂拥到唱片店抢购披头士的新专辑《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他们也评论美苏冷战态势，为美军在越南的屠杀愤懑。枪口长出鲜花，“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从香榭丽舍大街喊到了旧金山联合广场。
整个国家都被年轻人搅动得沸沸扬扬，美国《时代》周刊惊呼“青少年作乱了”。成长在和平环境的“婴儿潮”一代，早已忘记二战的鲜血和荣耀，反倒对上一辈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能让他们感兴趣的，只有反战、摇滚乐和大麻。
至今还有许多人怀念那个年代叛逆的年轻人。最聪明的青年人不以进入哈佛、耶鲁为梦想，更愿意跳出框框、去披头士的音乐里寻找新一代人的轨迹。这让披头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侬轻巧而目无尊长地说，“我们现在比耶稣更有名。”
每个人都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21岁的扬·温纳也是其中之一。与其他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真的改变了世界。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辍学之后，他和朋友拿出仅有的7500美元，在旧金山一间破旧的印刷厂阁楼里创办了《滚石》杂志。此后的几十年，这本杂志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让摇滚乐从青年亚文化社区登上大雅之堂，也为一代人提供了洞察世界的视角。
“它不仅关于音乐，还关于音乐所代表的一切态度和事物。”在《滚石》创刊号中，温纳写道，“我们要创造一些东西献给艺术家，献给这个行业，献给那些相信魔法能让你自由的人。”
在郝舫看来，摇滚乐就是当年时代精神的解码器，人们通过摇滚乐所秉持的反叛视角，理解政治经济的巨变，解构流行的文化现象。“老头（扬·温纳）比他们看得高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最初就知道，《滚石》不止是音乐那么简单。”郝舫告诉火星试验室。
与大量被当作地下文化的其他音乐小报不同，《滚石》的版式模仿了英国老古板《泰晤士报》，字体用了最正经的新罗马字。温纳打定主意，要给“旧金山摇滚小报”一张最权威的面孔，用严肃媒体的笔调评论保守人士根本不屑一顾的新型音乐。
因此《滚石》引人注目的风格和选题便不难理解。它除了对摇滚明星的深度报道和访谈，还深度介入了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滚石》曾发表数篇特朗普的负面报道和评论。郝舫认为，其报道质量超过《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因为这是《滚石》的基因”。而在2009年，《滚石》杂志将深陷性丑闻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评为“年度摇滚明星”，编辑卡洛·安东内尔给出的理由是，“贝卢斯科尼的生活诠释了摇滚的定义”。
“摇滚界的《华尔街日报》”
《滚石》的刊名取自鲍勃·迪伦名曲《像一块滚石》。西方谚语中有一句“滚石不生苔”，在当时的语境中，“滚石”便意味着浪荡、自由、躲避责任，与彼时正在爆发的嬉皮运动不谋而合。
1967年，全美国“铺天盖地都是对嬉皮士运动的报道”。这些“嬉皮士”离开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流浪，求索，最后在旧金山聚集。他们反主流文化，不屑于物质与消费，为了实践理想，在大城市的贫民社区里过着与金钱绝缘的集体生活。
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还非常保守。法规仔细地规定了公共海滩女性的泳衣必须覆盖到臀部以下两英寸。在掌握舆论的中年人眼里，摇滚乐和杂音恐怕没什么区别，旧金山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所有新乐队都是一个德性；披头士的名作《黄色潜水艇》或《草莓田》表达的竟然是吸食致幻剂的感受，足以挑战主流社会的心理防线。
这群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令人困惑。时任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把留着长发的嬉皮士比做“人猿泰山'和他的类人猿朋友们；理查德·尼克松则管这些人叫“废物”。记者、社会学家和旅游大巴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嬉皮士聚集的梣树岭。近距离一睹“人猿泰山”的风采，成了游客没法错过的旧金山旅行体验。
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写道，“摇滚乐是 60 年代的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切集合而成一个单独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如果说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宗教，那《滚石》一定是这个宗教的《圣经》。
1967年11月9日，温纳与一众编辑将4万册《滚石》投送至旧金山大大小小的报刊亭。杂志封面是密密麻麻的发刊词和戴着军帽的约翰·列侬，这是列侬拍摄反战电影《我如何赢得战争》时的照片。温纳说这是当时可供选择的最好的一张图，“因为它涵盖了音乐、电影和政治元素。”
第一期《滚石》最终有3.4万册没卖出去，但并不妨碍这群年轻人在印刷厂阁楼里不分昼夜地排版、校对、争吵，那时温纳常对编辑们说，“摇滚乐与其他政治事件同样重要，摇滚明星是新时代的表征。”
当时的摇滚乐还在发轫之初，流行于嬉皮士群体中，关于它的报道也多停留在简单的信息、明星八卦和博人眼球的图片上。《滚石》是唯一一本了解流行音乐有多重要的刊物，用《时代》周刊的姿态撰写摇滚歌手的专访，温纳要求记者长期跟随采访对象，获得与他们深入交谈的机会。它批判、分析摇滚，像批评古典音乐那样一丝不苟。它的报道长度惊人，动辄十几页，被戏称为“摇滚界的《华尔街日报》”。
郝舫是《滚石》的忠实读者，杂志的深度报道和访谈是他最感兴趣的内容，其中的问题深刻且尖锐。“他们整天混在一起，都是哥们儿，那些问题碍于情面也只能回答。”郝舫说。
温纳对摇滚乐的认真态度，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瘾君子亨特·汤普森是“刚左”报道文体开创者；20岁的安妮·莱博维茨后来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1968年，温纳从布兰迪斯大学拉来正在读本科的乔恩·兰多，后来此人因为对奶油乐队的现场演出失望，写下一篇乐评，间接瓦解了如日中天的奶油乐队。
《滚石》被做成了一本白人男性的音乐刊物，但女人也爱读它，黑人也迷恋它，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争相登上封面。它记录了那个年代最令人激情澎湃的瞬间，一脸稚气的鲍勃·迪伦、狂热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he who乐队砸向音箱的电吉他，都曾通过这本杂志传递给美国青年。莱博尼茨拍摄的约翰·列侬全裸环抱小野洋子的照片，更是成为传世经典。照片拍摄5小时后，列侬遭枪击身亡。
在摇滚的黄金岁月里，《滚石》提供了能与之分量匹配的深度报道，杂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有记者回忆1970年加入《滚石》团队时的心境：“我简直觉得，我们要去拯救世界了。”
“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写稿给《滚石》的读者看。”《滚石》杂志上世纪70年代驻伦敦的记者曾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在伦敦接受一周15英镑的薪水——我关心的人类，他们会阅读《滚石》，他们会读到我的稿子……于是我尽我的全力，写最高质量的报道。”
“资本主义比反叛者聪明”
1969年，《滚石》杂志发表了一篇针对专辑《The Masked Marauders》的乐评，一经刊出，大量乐迷询问专辑消息，事实上这张专辑完全是编辑部凭空杜撰出来的。后来编辑部索性找来一支不知名乐队录制这张专辑，差点登上Billboard热销榜。到了1973年，Dr.hook乐队创作单曲《滚石杂志的封面》，表现《滚石》广受摇滚明星追捧的现象，这支乐队后来真的登上了杂志封面。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它同样受追捧，并担负起新生代音乐人的启蒙。歌手丁薇向火星试验室回忆，当时《滚石》作为舶来品非常珍贵，只能在朋友家里借机翻阅。“即使是六七十年代的欧美专辑，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新鲜的，在杂志上看到那些专业的乐评和采访，那些神一样的存在突然离近了的感觉。”丁薇说。
郝舫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只能从留学生手里借阅《滚石》，“能看两遍绝不看一遍”，直到现在他还会购买，即便它早已失去当年的感觉。
就在中国的摇滚青年开始互相传阅这本杂志时，《滚石》却在经历一场阵痛。1977年，《滚石》10周年之际，温纳决定把杂志总部迁往纽约，理由是旧金山已经成为一潭文化死水，朝气不再。但真实的原因不言自明，摇滚乐已经不是小众文化，《滚石》也已经大到需要商业逻辑来维持。
温纳决定向市场低头。
这意味着《滚石》必须将销售业绩作为考量杂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当年的毛头小伙子们，竟也开始做起了市场调查。质疑接踵而至，人们发现《滚石》增加了电影电视的内容，严肃的政治评论越来越少。
“我们那时候不想成为嬉皮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价值观更倾向于传统的报道。我们希望能被保守人士记住。”多年后，温纳对他的传记作者乔·哈根说。
早在《滚石》草创时期，温纳就曾对人说过：“我们并不反文化，我们也不是嬉皮士。我在这儿做这些事，就是为了成功，为了赚大钱，并且我知道，我们一定能做到。”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对温纳的商业化路线心生抵触，莱博尼茨等一干记者、摄影师选择与《滚石》分道扬镳。奇怪的是，不管他们跳去哪儿，人们对这些人最深的印象，总还是《滚石》记者。
在温纳眼中，《滚石》始终是一盘生意。
他曾说，办摇滚杂志是希望有天自己能见到约翰·列侬。他很快如愿以偿。
约翰·列侬带着小野洋子跟他一起看电影。电影名叫《随他去吧》，是纪录片，跟拍了披头士在分崩离析之前灌录最后一张专辑的过程。列侬看得泪流满面。电影结束后，在马路边，列侬、小野洋子、温纳和他当时的妻子，4个人抱着哭成一团。
1971年年初，《滚石》对约翰·列侬最详尽的一次访谈刊发，列侬在访谈中谈到了披头士成员之间离心离德的状态。访谈一出，乐队也随之走向终点。
出乎列侬意料的是，那期《滚石》销量实在惊人，温纳随后不顾当事人反对，把该访谈单独出书。“约翰对此非常生气。不是气这个采访或者这本书说了什么，而是难过扬就这么背叛了他。”列侬的遗孀小野洋子后来说，“他选择了金钱，抛弃了友谊。”
这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滚石》则凭借这篇报道，奠定了在流行音乐界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
但黄金年代总会过去，老嬉皮们逐渐成长为中产阶层，新一代的年轻人迫不及待享受社会高速发展的红利，电影电视普及，嘻哈、电子、流行音乐纷至沓来抢占地盘，摇滚乐成了上一代的老古董，这让标榜青年文化的《滚石》处境尴尬。
温纳不理解八十年代的流行文化。他可以派出最好的记者去采写，但很难身体力行地站在潮头了。
他始终是摇滚报道的守门人。可在八十年代，“摇滚”切中的是大众怀旧的情怀，是吸引中产去饭店消费的噱头。昔日的“反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电视上怀念1960年代的电视剧、电影似乎永远播不完，“摇滚”帮助商人把汽车、手表、衣服、啤酒卖给《滚石》的读者们，温纳靠源源不断的广告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曼哈顿岛上的媒体大亨。
“资本主义比反叛者聪明，它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迅速将自己的对立面商业化，它不是镇压你，而是通过把你变成一种商品，然后把你吃掉。”郝舫说。他受邀担任《滚石》中文版主编时并没有丝毫兴奋，因为他明白，它早已不是六七十年代的《滚石》，“它与《Vogue》的区别只是关注的领域不同而已”。
拥有了50年历史的《滚石》已经从街头小报发展成为商业帝国，各环节流程严谨细密。郝舫当年每使用一张图片都要跟母公司签订合同。“它很规范，但是规范肯定跟摇滚乐这件事是对立面的。”郝舫说。
与此同时，技术的革新不断冲击纸质媒体，《滚石》传统的精英主义基因则决定了它不能及时适应时代发展。扬·温纳不止一次表示，把杂志放在iPad上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面对日益下滑的销售量，他不得不再次妥协，儿子古斯·温纳掌管的数字实验室应运而生，并将成为温纳传媒的主营业务。
扬·温纳无时无刻不在面临情怀和利益的抉择，但他大多选择顺应市场。不过在郝舫看来，温纳作为老嬉皮的精神内核始终没有改变，并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当年《滚石》中文版遭遇阻力，扬·温纳经人传话告诉郝舫，“我相信你和你的团队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要么做烈士，要么顺应时代”
温纳灵活的商业头脑力保《滚石》维持至今，但时代风向已变，人们嘲笑左派的乌托邦，不关心社会需要的变革，不再理解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为何人潮汹涌。
音乐人也不再将《滚石》封面当作功成名就的标志。在丁薇看来，“音乐人通过音乐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性的看法，也自然会带着自己的态度。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态度，价值观的方向也会有不同的变化。”
《滚石》始终与它诞生的那个年代站在一起。不管是创刊20周年、30周年还是40周年的回顾，这本刊物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总是落在激情燃烧的60年代。
2007年，温纳再次亲自采访鲍勃·迪伦，聊着聊着，他们还是忍不住回望上世纪60年代。
“你知道，那个时候……流行文化和舆论，都是非常清淡的，既无聊，又无趣。”鲍勃说，“可是潜藏在这种表面之下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而您激发了那个世界……”温纳说。
“是啊，我们都激发了那个世界。”鲍勃·迪伦说。
老嬉皮的倔强无法抵御时代的潮水。挂牌出售之前，《滚石》已经经历了数次危机，他们将波士顿爆炸案嫌疑人放上杂志封面，引起全美讨伐；2014年，它对弗吉尼亚大学轮奸案的报道最后被证实子虚乌有。由于报道操作时未能遵循应有的章程，《滚石》身陷官司，声誉大跌。
更让年轻乐迷不能忍受的是，《滚石》总在关注几十年前的乐队和乐手，对新兴摇滚乐队始终不感冒。涅槃乐队的专辑曾被《滚石》报以不屑的态度，但他们当时已经是最受年轻人瞩目的乐队。
郝舫认为，《滚石》的厚古薄今恰恰能体现它的坚持，“在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乐队出来之前，放上经典摇滚明星是最稳妥的选择”。
他担任主编时，常跑到肖全家里翻照片，翻出了窦唯站在胡同口那张；采访朴树时，他要求记者每天跟着朴树，跟两个星期再开始写报道。他曾对媒体说，因为挂着《滚石》的标志，所以我们不能妥协。
至于今天的局面，郝舫并不觉得《滚石》做错了什么。“六七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就是反叛，所以它能不断壮大，但是时代不一样了，跟《滚石》怎么样无关。要么你就做烈士，要么你就（顺应时代）。”
虽然摇摇欲坠，《滚石》50年的历程依然让人惊叹。
它留下了鲍勃·迪伦在不同时代的9篇深度访谈；从1967年至今，几乎每一位有份量的摇滚名人都登上过《滚石》的封面；为他们拍摄的，通常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与他们交谈的，也是同时期最有名的作者。它记录过披头士的分道扬镳，也见证保罗·麦卡特尼在人生暮年里回忆过往时说，尽管有过种种不愉快，想到披头士，自己依然会微笑。
“这50年里的每一周，当你手中握着那本实体的杂志的时候，你也握着扬·温纳写给文化、写给他自己的情书。现在它们都淹没在美国浩瀚的档案文件中了。”《滚石》前记者哈根在温纳的传记中写道，“千百万人曾在《滚石》的书页间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对《滚石》诞生50年后的时代精神，听摇滚乐成长起来的郝舫不能苟同。“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很酷，但玩的真是他们（老嬉皮）十八岁就玩剩下的东西，玩来玩去就是去当热门商品的奴隶”。在他看来，这甚至与年龄无关，更多的关乎心态，关乎面对世界的勇气。
儿子在旧金山读书，郝舫最近每年至少去旧金山两次。虽然很多他喜欢的书店和唱片店关门了，但他还能在那里发现嬉皮士的痕迹，连那里的乞丐都与众不同，他们浑身污垢，举着纸牌子，上面写着“我想来一根儿”，他指给儿子看，“太有意思了”。
不过，那年的旧金山，头上戴着鲜花的人们，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年岁渐长而消失无踪。扬·温纳应该对此早有准备，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指了指桌上鲍勃·迪伦的歌词，说，“If you’re not busy being born, then you’re busy dying.（如果你不是忙着生，就是忙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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