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业转型的场域中主要的话语生产者有三类，一是传统主流媒体（主要是报纸）所发布的各种媒介危机讯息，在提供动态的同时也提供相关背景材料和分析；二是新闻传播相关学者、作家、评论员所发表的分析评论以及所出版的著作研究，通常有对新闻业危机分析、历史脉络的阐述，以及化解危机的策略建议；三是非营利研究机构（智库）和民调机构，通常是发布调查报告，分析统计数据，提供对于趋势的预测和判断。
传统主流媒体主要提供关于新闻业危机的话语。据学者研究，2008-2010年间报纸关于报业危机的报道基调整体而言是负面的，超过四分之一的报道都包含一些“死亡”意象，报道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历史视角和全球报业状况，主要关注媒体经济数据的短期大幅度下滑，因此实际上是夸大报业危机的规模。由于记者对报业衰退亲身感受的情感因素，以及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深受记者个人风格影响，报业危机报道的偏向性十分明显，但是这些报道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新闻业危机的认知，在2010年的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中，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传统媒体将在十年内消失。实际上，一般评论和学者著述中关于报业危机的描述，大多也以报纸缩版停刊裁员、报业公司申请破产的案例作为主要依据，若干大报破产和停刊的信息被反复引用。可见媒体关于报业危机的话语影响甚深。
媒体通常将报业危机简单归因于广告流失和读者迁移，也就是归因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学者梳理历史的路径在这里产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文化从根本上制造了新闻业危机。这种观点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奉为新闻业的“黄金时代”，认为在随后的垄断商业文化中，新闻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惜牺牲新闻报道的专业品质，公众对新闻业的信心下降，独立新闻业长期以来处于衰落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破坏了传统新闻业体系。美国报业曾经长期依赖政治补贴，只是在上世纪因为广告的交叉补贴而成为高利润行业，进而能够服务公共利益，互联网消解了报业的商业模式，却不能承担起报业的社会功能。美国历史上主要城市的报纸不仅是新闻生产的中心，而且是大都市人们的生活重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在趋近的不是报纸的终结，而是报纸时代的终结”。但是不论哪种归因，学者们一致认同的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对传统新闻业商业模式的颠覆是不可逆转的。
大多数学者认为，报纸这种形式或可放弃，但是报纸所代表的自由独立、专业主义的新闻报道不可或缺，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方式来“重建新闻业”。至于如何重建，普林斯顿大学的斯塔尔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唐尼等分别在《新共和》杂志和《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上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斯塔尔认为新闻业作为“公有物”（public goods），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补贴都会带来政治操控的风险，将新闻业转为非营利机构和慈善基金的支持虽可以促进发展公共服务的新闻，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并不可与传统的新闻力量相提并论。l唐尼等为重建新闻业提供了六条建议，认为政府、新闻界、慈善事业、高等教育和社会其他领域各种力量进行创造性合作，“才能确保独立新闻报道的未来”。事实上，这样的话语是将重建新闻业的责任置于每一个社会机构和个体肩上。
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中，除了慈善基金以更大的力度投入对新闻业的经济支持外，互联网技术公司和新闻聚合引擎也被迫直接或间接投入到对传统新闻事业的支持中，“否则将没有新闻可供售卖、聚合、广告、分析或讽刺”。2015年，有140亿用户的Facebook和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数家新闻媒体商谈合作，希望能直接呈现新闻内容，而不是仅仅向用户提供导向各媒体网站的链接，为此Facebook将向各媒体支付不菲的广告费。另外，互联网技术企业还通过成立公益基金来发展传统新闻事业。《赫芬顿邮报》2009年与非营利调查报道机构“美国新闻计划”（American News Project）合作，建立“赫芬顿邮报调查报道基金”，聘请前《华盛顿邮报》知名调查记者为主编，聘有12名调查记者，以独立和非党派立场从事全国性主题报道，内容提供给《赫芬顿邮报》和其他新闻媒体。2017年3月在线分类广告公司Craigslist设立的基金会向非营利新闻机构Pro Publica捐赠100万美元，公司创始人称，“值得信赖的媒体是民主的免疫系统”，自己有责任支持新闻工作，该基金会还在2016年捐款数百万美元资助媒体相关组织。
数量众多的非营利研究机构也构成新闻转型场域中非常重要的话语资源。这类机构一般依托慈善基金或大学部门而建立，定期或不定期发布各种研究报告，提供对新闻业发展现状、数字媒体发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以及未来发展战略建议等。一些机构的年度报告已经成为全社会判断新闻业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如皮尤研究中心每年发布的“美国媒体发展状况报告”。路透研究院从2012年开始每年发布“数字新闻报告”，调查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媒体发展状况，影响力也渐增。其他重要机构有波因特研究院、奈特基金会，以及依托大学部门建立的机构，如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纽约大学的“创业新闻中心”等。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一直是美国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它既非完全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其研究是一种话语工具，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一个看似不带偏见的方式，使他们对于未来的愿景成为现实”。
就皮尤研究中心媒体年度报告和路透研究院的多项报告而言，除了对媒体发展现状的统计描述外，其高度关注的现象和议题在于：1.新出现的商业模式，如非营利新闻、众筹新闻、受众为新闻付费的意愿等；2.公众对当前新闻报道的信心状况，以及媒体业者对未来新闻业的信心；3.新闻报道质量和受众接收的相关议题，如路透研究院多年专题调查新闻报道的客观性问题，以及受众对传统新闻业的态度；4.传统新闻业和新技术的关系议题，在2008-2009年的悲观论调之后，近年对新技术的积极面有更多肯定，相关议题往往被涵盖在“创新”、“合作”的主题里。
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说，研究机构总是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出发，将某个特定的现象纳入考虑和进行解释，而研究报告则通过将世界秩序化来指导行动者在时间、金钱和行动上的投入。在美国新闻场域中，可以看到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关注点和现实行动者的行动之间的关联性。学者对2009-2016年间美国非营利研究机构发布的50多篇报告进行分析，认为将技术变革与文化创新相结合的“创业乐观主义”（entrepreneurial optimism）是这些研究报告的基调，创新为变迁中的新闻业在商业哲学、编辑策略和新闻认同等方面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创新的初衷在于创造一个“真正的知情社区”，因此，创新领域应该面向无数参与者开放，倡议其以自己的干预来更好地服务于公众。这些研究报告也因为各种问题而遭到批评，如将创新目标窄化成“为了收入、技术进步和新闻质量”，导致以市场为导向的关于新闻业未来的愿景，忽视了数字媒体所固有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因目标受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而带来新闻生产与流通问题。但是，新闻业的价值追求有可能被忽视，却始终高踞于市场目标之上，并为追求新闻业的未来提供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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