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某某腰间搜获的奥地利产世界名枪格洛克手枪。
粤桂滇三地联手破获特大跨境毒案，六人被判死刑
该案系在公安部督办下，粤桂滇三地警方于2018年联手破获的横跨三省多地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的特大贩毒网络，共有8层供销关系7层上家，深度摧毁了“东南亚某国-云南保山-广西钦州-广东东莞”的毒品海洛因走私通道，抓获以黄某欢为首的广西灵山籍犯罪嫌疑人28名，缴获各类毒品108公斤，其中海洛因83公斤，枪支1支，子弹12发，查扣毒资150余万元、涉案车辆8辆。该案为近年来广州警方单案缴获海洛因最多、打击犯罪链条最完整的突出案件。
2019年10月31日，广西钦州中院对该系列案中的7起案件共21名被告人进行一审集中宣判，其中4人死刑、6人无期徒刑，案件被告人多为灵山籍在广州等地流窜作案的贩毒人员。
2020年，某中院对该系列案上游被告人刘某等三人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2019年10月31日，四名下游贩毒人员被钦州中院判处死刑。
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中的刘某是否适用死刑分歧意见有两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某曾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现又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是累犯又是毒品再犯，且贩卖的数量巨大，社会危害性大，不足以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依法应当判处死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某虽然曾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现又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是累犯又是毒品再犯，但是刘某还有重大立功，而且根据《武汉会议纪要》规定，对于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由于涉案毒品总量并没有增加，一般不同时判处死刑。该案已有四名下家被判处死刑，此次再对两名上家同时判死，不符合当前“少杀慎杀”的死刑适用政策。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被告人刘某可不判死刑
被告人刘某虽曾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现又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是毒品再犯，且贩卖的数量巨大，但有重大立功表现，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具体理由如下：
一、刘某构成重大立功
被告人刘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并向公安机关检举其毒品上家黄某某的基本情况及犯罪行为。刘某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与黄某某接触后，帮助公安机关于2018年9月13日18时许在云南省某市中缅边境巡防道附近成功将黄某某抓获。
此外，被告人刘某还协助司法机关将同案人蒋某某抓捕归案。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据《最高法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前款所称“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
而上家黄某某身负运输34块毒品海洛因案潜逃缅甸，7年未归，且在与刘某共同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被抓时随身携带枪支，人身危险性极大，属于依法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形，故刘某构成重大立功。
二、上家黄某某、下家邝某作用远大于刘某
本案中，被告人、黄某某、刘某与被告人邝某系买卖毒品的上下家关系，毒品交易主要由被告人黄某某、下家邝某主导，他们二人发起购买或者贩卖，在毒品交易中处于积极主动的位置，二人所起的作用均大于被告人刘某。
（一）刘某系被黄某某拉入毒案
2017年6-7月左右，邝某到缅甸木姐“mi哥”（境外上家）家，黄某某、邝某、mi哥谈论如何把毒品海洛因运输到中国境内，mi哥让黄某某在中国境内找个人帮忙运输毒品，其就找到刘某，刘某是最后加入进来的。
（二）下家邝某筹钱主动约购、黄某某筹货主动推销，比刘某作用更大
从本案中毒品交易过程来看，下家邝某终处于积极、主动地位，而刘某处于相对消极、被动的地位。刘某并未事先购入大量毒品持毒待售，也没有积极主动联系下家邝某向其推销毒品。相反，每一次毒品交易都是下家邝某主动打电话向刘某约购，或者黄某某组织到货源，主动向邝某供货，刘某手中并无毒品，主要承担运输的功能。
从整个交易链条看，被告人刘某从缅甸运输进来的毒品种类、数量、价格、交易时间等因素均取决于下家邝某的需要或者上家黄某某、mi哥等人的贩卖。
警方缴获的毒品。
三、《武汉会议纪要》规定，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一般不同时判处死刑
2015年5月1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会议纪要》）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区别对待，做到罚当其罪，量刑时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当地的禁毒形势等因素，严格审慎地决定死刑适用，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该条款第三项规定：对于贩卖毒品案件中的上下家，要结合其贩毒数量、次数及对象范围，犯罪的主动性，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慎重、稳妥地决定死刑适用。对于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一般不能同时判处死刑；上家主动联络销售毒品，积极促成毒品交易的，通常可以判处上家死刑；下家积极筹资，主动向上家约购毒品，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虑判处下家死刑。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综合上述因素决定死刑适用，同时判处上下家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一案中有多名共同犯罪人、上下家针对同宗毒品实施犯罪的，可以综合运用上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原则予以处理。
本案中，被告人黄某某、刘某与邝某系买卖毒品的上下家关系，且就三人交易的海洛因而言，属于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故根据《武汉会议纪要》上述规定的精神，不宜对三人同时判处死刑。
由于被告人邝某与黄某某分别被判处死刑，处于毒品买卖上下游之间的刘某，因其所起作用较上下家均小，不宜对其判处死刑。
四、最高法：被告人有重大立功等十种情形，一般不判处死刑
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坚持“少杀、慎杀”，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012年修订的新《刑诉法》继续落实少杀慎杀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原庭长高贵君在解读最高法《毒品犯罪案件死刑适用问题》时介绍，在所有死刑案件中，毒品犯罪一直占突出地位。对于毒品的遏制不能单靠重判多杀，更要依靠社会的综合治理。这些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控制中国死刑，毒品犯罪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在逐步提高，并且明确一个原则：是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对被告人量刑坚持数量标准与其他情节并重，特别是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既要考虑数量的标准又要考虑其他的量刑情节。
具体来讲，最高法目前掌握的死刑的标准如下：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是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
（二）共同进行毒品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死刑数量标准，有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各被告人的罪责相当或者罪责不清的，这种情况下一般不能被判处死刑。如果能够区分出来主犯的，那么可以考虑主犯适用死刑，但是判处死刑一般也非常慎重。如果罪责相当这两个都不能判处；
……
五、刘某具有重大立功、自首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及累犯、毒品再犯从重处罚情节，从轻处罚幅度大过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法发[2017]7号）规定，量刑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判处的刑罚。既要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又要考虑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大小，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在量刑时，应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
该《意见》对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比例有明确规定：
自首，减少基准刑40%以下，犯罪较轻的减少40%以上或免除处罚；
重大立功，减少20%-50%，犯罪较轻的减少5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
再犯，增加10%-30%；累犯，增加10%-40%。
《武汉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但在量刑时不得重复予以从重处罚。因此，再犯与累犯的量刑情节，只可评价一次。据以上量刑表格，被告人刘某重大立功、自首减少处罚幅度，远大于其因累犯、毒品再犯而增加的量刑幅度。因此，单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刘某亦不可被判处极刑。
综上所述，本案中，上家黄某某、下家邝某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远大于刘某；被告人刘某具有重大立功情节，依法从轻、减轻的刑罚远超累犯、再犯的幅度，且被告人刘某认罪态度真诚，积极悔罪，依法可以不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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