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称为《周易》的这部书，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即《易经》和《易传》。《易经》为六经之一，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儒家经典著作。《易传》是对《易经》中的卦辞和爻辞的解说和发挥。《周易》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其成书年代跨度很大，大体历经了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时间。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从发轫到走向成熟的时期。《周易》中蕴含着许多朴素的辩证逻辑的思想火花，对其后我国整个古代哲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易经》的内容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它本是卜筮之书，用以占卜人的未来吉凶与事情可行、不可行等等。但在其神秘的形式中包容着较为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
《易经》中的辩证思维是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的。《易经》的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两两重叠排列组合而成的，而八卦又是由两个符号“──”和“——”组成的。这两个符号本来是古人记事的符号，《易经》以之对生产、战争、祭祀、婚姻等社会现象和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进行了抽象概括，它试图用这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原理来概括出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它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生成、运行和结果，已经具有了朴素的辩证思维的特征和因素。
《易经》从人们生活中密切接触的自然界中、特别是与农业生产至为关切、惹人注目的八种东西的对立依存、相互关联、互相作用中说明世界的根源的。这八种自然现象的存在首先是对立的，天上地下，山高泽深，水火不容，雷风相激。而整个自然界又是在相互交感中产生的，天地是父母，生育了雷、火、风、泽、水、山六个子女，世界就在这样的两两对立又交合中孕育发展着的，《易经》于这里以辩证思维的方式探索着万事万物的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原因。
《易经》直观地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生产中处处存在着对立、矛盾，已经产生了朴素的关于对立矛盾观念的萌芽。首先，《易经》中，不少卦辞、爻辞中都有关于自然界存在着对立的现象，如：“枯杨生毕，老妇得其士夫。”（《大过·九五》爻辞）“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上六》爻辞）还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例子。在这里，自然界中的枯华、天地、明晦都是对立而又联结在一起的自然现象。《易经》更着重对社会中对立现象的反映与概括，如：“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剥·上九》爻辞）“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小过·六二》爻辞）“舆说辐，夫妻反目。”（《小畜·九三》爻辞）“弗损益之，无咎。”（《损·上九》爻辞）等等。在这几则爻辞中，君子小人、君臣、夫妻、损益等，都被看作在社会生活中既对立又依存的表现。
既然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处处存在着对立与矛盾，那么人们对于未来吉凶休咎的占问中，就必然表现在卜辞对预见的后果中。“观我生，进退。”（《观·六三》爻辞）“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复》卦辞）“小往大来，吉，亨。”（《泰》卦辞）等等。在这里进退、出入、往来，以及吉凶、上下、大小、否喜等，都是对立矛盾的现象。
由此可见，在《易经》中已经不自觉地、朦胧地认识到了充斥世界的矛盾现象，并且看到了对立双方又是相互联系和依存着的，这种朴素的思想带有明显的直观和猜测的性质，然而其中辩证思维的火花却闪烁着喜人的光辉，这是应当肯定的，是不容忽视的。
可能由于男女牡牝交合繁衍后代的启示，《易经》已经触及到正是矛盾双方的联结、依存、交感，是事物发展、变化并且有发展前途的原因。在《易经》中，凡有动象、有交感之象的卦是吉卦，预示结果好。如泰卦的象为地在上而天在下，在现实中却是刚好相反，它象征着天地交感，故泰卦为吉。而否卦的象与泰卦刚好相反，天在上而地在下，现实原本如此，这样就表示没有上下交感的动因，没有前途，否卦就不好。泰卦与否卦的象相反，一吉一凶，其根据就是变与不变，动与不动，交感与不交感。既济卦与未济卦也具有相同的情形。前者水在上火在下，必然水火相激，这个卦预示事情可行，有好的结果；而后者火在上水在下，因而不会相互交感，所以这个卦表示事情不会成功。
由此可见，在《易经》中已经意识到了事物对立面的交感或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而事物变化属于好的方面，是有发展前途的；事物停滞不前，没有交感就不能发展变化，就没有好的结果。这一朴素的辩证观点贯穿于整个《易经》中。
在《易经》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处在变化之中，并且事物的变化有着一定的阶段性，从不显著的变化到剧烈的变化，发展到最后，超出它所应当适宜发展的阶段，还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有物极必反的思想。如果一个事物变化本来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会有好的前途、好的结局，但如果超出了一定的界限，它就会走向反面，反而导致不利的结果。卦爻的变化，其中含有关于事物或现象有变化发展的阶段性，由微而著，至极则反。如阳盛极则转化为阴，则为由《乾》而《姤》；反之阴盛极则阳，由《坤》转化为《复》，变化的过程有渐变到突变的特征。再如《乾》卦是一个大吉的卦，从初九到九五，都是好的，最好的一爻是九五“飞龙在天”。上九则比九五更往前发展了一步，可是上九就不好了。因为它发展过了“度”，成了“亢龙有悔”了。在这一卦里，表明一切事物的变化，有进就有退，有得就有失，有顺利就有不顺利，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就会走向反面，招致相反的结果。《泰》卦九三爻辞中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明确概括出了物极必反的原则，包含着辩证思维的可贵思想。
从以上对《易经》中一些零零星星的思想剖析中，可以看出《易经》中辩证逻辑思想是我国古代辩证法的萌芽，它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易经》问世之后的数百年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我国学术思想空前兴旺发达的“百家争鸣”时期。《易经》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日益扩大，解释阐发其思想的学风越来越盛。春秋以来，不少学者往往不是在占卜的意义上，也经常引用《易经》的卦辞和爻辞，并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引伸发挥，作为他们立论的根据。据说孔子晚年最喜欢读《易经》，以至“韦编三绝”，他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曾引用《易经》中《恒》卦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教诲弟子要持之以恒。孔子无疑是解说发挥《易经》思想的倡导人和著有成就者之一。经过数百年的时间，作为《易经》“十翼”的《易传》问世了，组成《周易》中与“经”相对的“传”这一部分。《易传》共有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称其为“十翼”，是因为翼有“辅助”、“承接”的意思，比较恰当地说明了它与《易经》的关系。《易传》虽然从形式上仍是以《易经》为核心的，但它已不是一部纯粹的卜筮之书，通过对《易经》中卦辞和爻辞的解说和发挥，包含了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它对《易经》中许多基本观点的哲理化倾向十分明显，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辩证逻辑的思想得到了发展和升华，对其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乃至全部哲学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易传》在进一步概括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系辞》中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则利生焉。”“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易传》看来，自然界的日月运行，寒往暑来等等，都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处在变化中，没有不变化的东西存在。《系辞》指出，卦表现的是事物的变化。“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爻同样如此，“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表明爻的变化也正是事物变化发展及转化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只是万事万物变化的表现。这种万物皆变的思想，是辩证思维的体现，将事物的变化与概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说明《易传》已直觉地认识到了人的观念、概念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不但每卦每爻的变化如此，而且在筮法中，每一“本卦”的可变爻，都可由阳爻变为阴爻，或由阴爻变为阳爻，因此才形成“变卦”。这就是说，卦辞、爻辞的变化，都是通过阴阳等概念的变化而表现其变化的。《彖》把“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看成是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普遍法则，它不仅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并且有着其永恒的规律。《系辞》把宇宙变化规律称为“易”、“道”。它指出，“生生之谓易”、“一阖一辟谓之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特别是其“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朴素地表述了“发展是对立而统一”的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对立统一的原理的最早表述。《易传》认为，《易经》的卦象及其卦辞和爻辞已经包罗万象，可以用它来把握和表述宇宙发展的规律。《系辞·下》中说：“夫《易》……当名辩物，正言断辞，则备矣。”而《系辞·上》中又说道：“圣人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说卦爻的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是一致的，是通过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考察地上自然万物的变化而综合概括出来的。并且又说：“易者，象也，象也若像也”即易之原理是从摹拟客观世界中得到的，明显地表达了主观逻辑及其规律是客观逻辑及规律的表现。《易传》认为“易”与天地之道是相通的、同一的，即概念的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是统一的，并且肯定地认为逻辑思维完全可以把握宇宙发展的规律或法则。
《易传》认为，《易经》的八卦、六十四卦是对万物的取象归类，《系辞》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每一卦“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每个卦象都代表一个类概念。因此，《易传》中“当名辨物”也就等于“以类族辨物”。而所有的类，都可以归结为乾坤、阴阳这两对范畴，乾与坤、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就是天下万物的变化法则。《系辞》中的“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明确地指出了对立面的联系与转化。《易传》的这一思想，可以说真正建立了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两点论。
《易传》把对立、联系、转化、统一的思想贯彻于对“类”的考察，而“类”正是逻辑思维的一个重要范畴。它认为，每一类中都包含着矛盾和差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同和异的对立统一。“睽”卦的《彖》与《象》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睽”是互相背离、相互排斥的意思，天地、男女乃至万物都是既有同而又有异的，互相相斥而又彼此联结。因此，以“睽”察物，就要“以同而异”，即必须认识到每一类的同异差别和相互依存。
类中不仅包含着同异的对立统一，而且类也在发展中相互转化。“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序卦传》），“剥，剥也，柔变刚也”（《剥卦·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卦·彖》）。损与益、柔与刚、盈与虚等都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它们在运行发展中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序卦》讲到了卦的相互转化：“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人。”这里是说“履”——“泰”——“否”——“人”。一卦走向极端就会向另一卦转化。并且又指出：“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鼎，故受之以鼎。”这里的“困”——“井”——“革”——“鼎”，也是一个转化过程。总而言之，这种卦象（类概念）的转化过程。过程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关于“类”范畴纷争论辩，在先秦的一些思想家那里是由来已久了，相互诘难与探讨使认识日益深化。《易传》所言的“以类族辨物”，明确地指出类本身就包含着同异差别，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联结，类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它实质上已经触及了“类”辩证逻辑的深层含义，就是要求思维须用对立统一的观点，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来把握事物的同异，考察类的矛盾运动与相互转化。这种思想成果是很可贵的。
总之，《易传》中包含着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辩证逻辑的思想，特别是它对天地万物与人的认识、概念的相应相称的发展变化，对“类”范畴的辩证性质较为深入的探讨等。它对《易经》中辩证法思想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对于其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影响甚大，秦汉以来我国不少思想家的辩证法思想，常常得益于《易经》的启发，从中吸取营养而增益之。
本文分《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对《周易》中包含的辩证逻辑的思想做了一些零星、粗浅的分析，可谓是东鳞西爪，顾此失彼，并意在挖掘精华，对其局限性则未涉及。《周易》博大精深，其中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资料，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思想往往是以解说《周易》的形式阐发的。《周易》作为祖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因为它是一本占卜之书，古人尚且早已跳出其窠臼，而今或热衷于此道者，还囿于预知吉凶祸福圈子，是逐其末而舍其本的，而继承广大其思想精华，才是炎黄子孙正确对待“遗产”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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