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忆父
时光就像流水，转眼已到2021年，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四年了。因当时条件限制，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放大的遗像，如今每年除夕之夜，我默默地端详着母亲的遗像和祭祀的供品，不由得想起了我慈母般的父亲。父亲那饱经沧桑的脸庞总带有几份忧伤，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无限的伤痛，无尽的哀思……
父亲1913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富代家庭，他童年时，我祖父就去世了，父亲和我祖母生活坎坷，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可以说父亲的童年是在凄风苦雨中度过的。父亲十三岁时，我祖母托人送他去西安一家中药铺当伙计，凭着微薄收入苦苦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父亲的弟弟妹妹比他小很多，我祖母还是小脚，只能围着锅头转，全家人的生活不靠他，靠谁？
父亲所在的中药铺解放前曾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点，由于叛徒的出卖，组织破坏，店铺被查封，父亲幸免于难回了老家。
为了生活，父亲十五岁二次学艺，在县川北窑洞村一师傅门下学木匠手艺。由于他勤劳吃苦，师兄弟五人出师后，就数他学艺有出息。父亲随师傅长期在外做工磨练，他不但掌握了门、窗、桌、凳等木器活的精雕细刻手艺，还学会了修房、盖房和移位腰房的土木泥瓦匠技术。父亲擅长古建筑和古式门楼的设计和建造，他师徒的名气在滋水县川和方圆几十里的白鹿塬一带很大，一时传为佳话。多家建房者上门预约，一些有钱的豪门富家宁愿推迟工期，也要等待父亲和他的师傅上门。
1932年，他们师徒几人应邀去白鹿塬以南的八里塬焦岱镇一大户人家盖房，遇到了敦厚仁慈的瞿家员外。东家看我父勤劳憨厚手艺巧，既年轻，人又帅气，顿生怜悯爱护之心，便将自己的大家闺秀嫁于我父，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不愧是豪门出身，从小受祖辈的良好家训和家风的影响，不嫌贫爱富，来到张家随父亲过上了饥寒交迫的生话。解放前后，外祖父和舅舅没少接济过我家。
据母亲讲述，父亲某年农历十月去县川一家干活，还穿着用石榴树叶染成的粗布连裆半截裤。主人感到奇怪，问：“这么冷的天，为啥还是单衣薄裤？”父亲撒谎说，长裤子过灞河时被洪水冲走了，可怜啦，冬天哪来的暴雨洪水？还有一次是腊月年关，干完活的父亲也想在集市上买个蜡烛香表祭奠祖宗。他把蜡烛都挑选好了，可卖主看他衣着破烂、两鬓苍苍，说啥也不卖给他，还说他是小偷。卖主欺人太甚，师兄看不过眼上前理论，结果闹出了围观群众堵街道看热闹的大笑话。
多年来，师徒几人患难之交，不弃不离胜似父子兄弟。他们有约在先，福祸共享。那时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需要人才，他们几人便去国营建筑单位应试。由于名额有限，其中一人未被录取，结果他们全体放弃，决定来年再试。第二年，国家出台新政策，公私合营，他们集体转为公干，分别在西安市建筑公司、省建二公司、四公司上班。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带我和三哥去西安找父亲。我们下了长途车还要坐人力脚蹬三轮车，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建筑工地。已落成的西安解放饭店、丈八沟宾馆，包括苏联专家设计、中苏合建的人民大厦等，父亲都参与了建筑。我那时才六岁，常常在正建的人民大厦外招楼能见到高鼻子、红鼻梁、粉红色皮肤的苏联人。有时父亲和师傅们趁机会带我们去洋人房间参观。洋人睡的席梦思床无论是手摸还是坐上去都软绵绵的，我们愚昧地以为，这种床是用空气打成的。一位师傅讲得很悬乎，说是人睡上去就被气囊埋没了，可吓人了。苏联专家也带家属，有不少洋女人带着自家的洋孩子戏逗游玩，做火箭飞船的游戏。我和三哥只是远远地静立呆看。
还有一次，我们去西安住在解放饭店，父亲带我们母子在饭店的大圆桌上吃饭。父亲指着对面漂亮的窗台说：“这个台阶就是你大哥亲自粉刷的，质量还不错。”对，我大哥当过建筑工人，可惜61、62年低标准时，他怕吃苦，弃公家饭碗回老家当了农民。
那时我家仍然很穷，除自然灾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兄弟多，相继到了成家的年龄。封建的买卖婚烟，昂贵的婚嫁彩礼，压得父亲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每桩婚事彩礼至少也不下四百元，除此之外还有订婚娶亲的大礼。父亲无奈，只能东借西凑，我们家成了村上有名的欠债大户。
为了偿还堆积如山的债务，父亲在单位没休过一个礼拜天，节假日都是替人值班，好多年春节都不回老家，为的是大年初一至初五能挣翻倍的人工费。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为人盖了一辈子的房，挣了一辈子的钱，还了一辈子的债，临终前还欠自家儿子五十元。这债是我兄弟四人72年分家时，忠诚憨厚的老父亲为了搞平衡，让分家官人写的。白纸黑字的契约上有父子五人的签名，官人公证，加封盖公章。契约上的“二老棺材老衣自备”八个字成了史无先例的天下丑约，至今让我羞愧不已，逢人难以启齿。
父亲生活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事业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我读中学时，一位同班同学手持一份《陕西日报》跑进教室连声大喊：“号外!号外!特大号外！”同学们都争先恐后争着抢着阅读。原来《陕西日报》第四版连载刊登长篇人物通讯《省劳模张国栋先进事迹二、三事》，据通讯说，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好事，为国家节约人民币上万元。父亲的荣誉给我带来了光环，也因为我一直要求进步，学校对上了号后，我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得知父1971年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五次党代会代表，并赴北京荣幸地受到了周总理、江青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父亲虽然在外地工作，可老家谁有急事时，他会立即赶回来，帮助乡党排忧解难。有一年秋天，寇效儒一家房子因连日阴雨，水土流失，屋柱根基移位，屋顶大梁倾斜，随时可能发生房倒屋塌威胁人的生命。父亲闻讯后，连夜骑自行车赶回查看情况。危房险情与日俱增，不能怠慢，应当立即推倒重建。效儒一家经济上难以支撑，我父大胆献艺，趁雨后晴日立马动手和乡党一起揭开屋梁，扒开立柱大墙，进行了上下校正，查漏补缺，最终成功转危为安。效儒一家感激不尽，从此全村人都把父亲称作建筑师。
73年开春，生产队要在寇坡渠西建造一万平方米的村级打麦场，由于地形凹凸不平，高差悬殊，只能大量地南土北运。由于没有人懂技术，多次出现重复劳动，劳民伤财。干部思想波动，相互产生矛盾，社员情绪不稳，消极怠工。村上召回父亲返乡献艺。当时没有测量仪器，只能采取土法子。父亲让人找来四方大桌放在施工场地中央，桌上放一只盛满水的大盆，水上浮有两点一线的标记小盆，待水面平静时去找四周几十米之外的多个同一水平点，也叫三点成一线，按这个方法确定了打麦场的基准面，依据这个基准面施工，平整的打麦场既规范实用，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村民们个个称赞。
我上师范期间，父亲省吃俭用供我上学，冬天自己单衣薄被，粗茶淡饭，却特意花费三十元为我购买了一件蓝色棉大衣。我白天学习时把大衣披上保暖，夜间重在被子上御寒，让我安全地度过了二年寒窗。毕业后我在县灞源中学任教，每月工资三十八元五角，我的小家庭完全可以自给，不让他过多操心。这时父亲已是奔六十岁的人了。他也该松口气了。谁料他积劳成疾，突然住进了医院。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医生告诉我，父亲的病是几十年劳累而成，已到了严重恶化的地步，让我们做好办后事的思想准备。我拿着第三次下达的病危通知单，手在颤抖，心在滴血，三哥和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不知是苍天有眼，还是我父一生积善，老天没有夺去他的生命。也可能是父亲本苦命之人，是他的人间罪还没有受完，还需要他顽强地活着。父亲患上了心肌梗塞、低血压、脑缺血等多种病，疾病折磨得他苦不堪言。
父亲出院后身体很虚弱，却安慰我们说：“放心吧，我的命长着呢!我还有好多事要做，老天爷是不会带我走的。”他还故作轻松地追忆起了往事。那是六十年代中期，他在省建六公司任青年班师傅，一次在防洪渠工地验收工程质量时不慎脚下踩空，从六层高的脚手架上坠落下来。他当时预感这下完了，以往的事故中，从三层坠落的人没有幸存者。父亲掉到二楼时，工作服神奇般挂在了脚手架上，他得到了缓冲，落地后竟安然无恙。
我看望父亲时，常去他工地、饭堂和简易的住宿院落转转，茶余饭后与工友和师傅们聚在一起闲聊，偶尔也能听到他们对父亲的评论。父亲没有多少文化，连写封家信都有些困难，可他言谈幽默，说出的每句话都有深刻的哲理，一些经典俗语往往在不经意间从他口里吐出，完全像个文化人。父亲不会写文章，可在千人大会上作先进事迹报告时滔滔不绝。他没有学过数理化，可他用自己的方式把一些公式和定律背得滚瓜烂熟，把框架结构的力学知识运用得恰到好处，把勾股弦、三角、圆周率计算得精密准确。他管理材料库，货物分类放置得井井有条，原材料按计量发放做到了不浪费，搅拌的砼严格按照比例，并在冬、夏按照规定添加亚硝酸钠和快速剂，他负责的材料组年年被队部和总公司评为先进集体，自己也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父亲老实、憨厚、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工地扎堆人多口杂，难免有人嫉妒冷嘲热讽。有一次，父亲请队部一位姓姬的年轻干部写家信，姓姬的不但有意拖延了半个多月，还嘲笑说：“你能说不能写，我没时间，再等半个月吧。”父亲管理的材料组距队部食堂还有一段路，因为没有钟表，往往赶不上吃饭时间。他多次问过同一个人，距开饭还有多长时间。那人每次都说：“早着呢!”而且很不耐烦。去晚了，炊事员只能给个冷馍剩菜，有时食堂门关了，只好饿着肚子回工地上班。后来他省吃俭用攒下钱买了一块国产表，别人又笑话他，年龄都这么大了，还舍得买表？别有用心的人还嘲笑说，大字不识几个，还耍这洋玩艺！后来父亲把表送给了材料组一位姓郭的师傅。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就是这个道理。再后来，我调到六公司机关工作，和当年跟他打过交道的人有工作往来，与他原基层单位的书记、队长成了好朋友。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也不得不说：“我和你父亲相处多年，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好人。”
人之初，性本善。善人总是善人，性格决定人格。父亲退休之后回到农村，他与人为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村上谁家有个事，都乐意帮忙。他每月的退休工资自己舍不得花，却会慷慨地借给急需要用钱的人。谁家孩子有个头痛脑热看医用钱，只要打个招呼，他都会应急垫付；谁家盖个房，修个门楼，雕刻个门匾，他都自带工具自愿免费设计修缮，而且从不在人家家里吃饭。
父亲喜欢和村里老人聊天，围桌打牌。一次，我看他戴着用绳子系的无腿眼镜，便下决心，花了将近两个月的工资给他购买了一副新镜，可他没戴几天便借给了一位姓寇的牌友。大约半把个月，那人先说眼镜丢了，后又说已经还给他了。又过了几个月，姓寇的把眼镜戴出来让我发现了。他自知理亏，又搪塞说这是他儿子前不久在西安旧货摊上买的。我在眼镜上做有标记，而且眼镜是正规眼镜行买的，有发票，别的老人也能作证。我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被父亲拦住了：“他爱就给他吧，不要给人难看，把这事烂在肚子里，永远不要提起。”据邻居老人讲，父亲就是这种人，一生宁可自己吃亏，从未和他人红过脸，吵过架。
解放前，国民党拉壮丁，刘家坡保长为派壮丁，用枪托把父亲打倒在地，非要父亲出壮丁不可。后来他以我叔父不在家为名，把我家的三亩上好的地占为己有。解放初西安镇反时，我叔父任碑林区法院院长，为此专门要去找那个保长。父亲不记恩怨，死活不给叔父提供线索，否则那保长早就没命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良善之人天有眼，事后那保长专程上门感恩道谢，发誓改恶从善，永做好人。
父亲年轻的时候，只注意事业，顾及家庭，不爱惜身体，老来他同样很少顾及自己的疾病，能拖则拖，最终导致卧床不起，一瘫便是三年。他操劳一生，换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孤独与寂寞。长期的疾病和孤独，使他不可避免地想到死亡。1985年夏，是一个大丰收的季节，十多年未曾见过的夏粮麦子成堆满仓，父亲看后落泪了。母亲差人磨面做饭，让他能吃上新打的粮食，可他哽咽着怎么也吃不下去。母亲说：“这是有了预感而落泪，你父亲走的日子就在今冬明春。”我听了忧心忡忡，下决心等来春带父亲去西安的大医院，一定要看好他老人家的病。谁料没等到这一天，春节过后不久，苦命的父亲于1986年，即农历丙寅年三月初九弃我们而走了。
父亲去世那天我在家，看着老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时大夫刚刚给父亲看过，他输液不进，服了口服药睡下了。大夫临走前叮咛：“老人严重低血压，扶时一定要注意平稳起坐，否则昏迷难以苏醒。”我出家门不到半个时辰，孩子哭着喊我：“爷爷不行了!”我急促赶回，看见母亲抱着已咽气的父亲，显得很平静。她说：“你爸走了好，今天是个好日子。几天前我让阴阳先生看过，你爸逢三不走，逢六走，逢六不走，逢九一定会走的。”奇怪!今天农历正好是三月初九，这难道是巧合，应了阴阳先生的话吗？我看到伤心落泪疲惫不堪的母亲，心里一阵酸楚，什么也没有说。
触物生情，父亲临终时手里还紧紧地攥着我叔父儿子给他的七十元钱，他一直未用。父亲弥留的日子里，不至一次地提醒过我：“咱家的老房是先辈遗产，其中还有你新疆碎爸一份。”言下之意，要我把这作为他的遗言，转于叔父或说于后辈。这恐怕是他唯一放不下的心事。
父亲走了，清理遗物时，他没有给我留下丰厚的物质财富，只给我留下了他几十年带在身边的小木箱。打开小木箱，里边没有金银财宝和钞票，仅平整地放着党章、党微、党费证和一本红彤彤的精装《毛泽东选集》，以及劳模证、省党代表证等。这个珍贵的小木箱，父亲唯一的遗物，将伴我终生，甚至随我来世。
父亲的葬礼是隆重的，全村人随着哀乐声沿街肃立送行，几十名孝男孝女墓前跪拜，虽然不是全村之最，可他造福人类，盖了一辈子的房。我为他青砖砌墓，亲自书写了墓联“一生行好事，千古流芳名”，墓的门楞横额“静居安息”四个字是我亲笔书写，并请能工巧匠雕刻镶嵌，门楼上方请画匠以蓝色琉璃瓦图案装饰，也算得上是全村第一。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光明磊落、光辉灿烂的一生，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朴实和节俭，值得后人敬仰。
张忠义，网名青山浮水出，陕西蓝田县人。曾从事体育，教育、新闻，卫生，行政等工作，研习书画，有多篇文学和摄影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出版有长篇纪实文学《人生如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