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维宝
“我退休了，退休前是老师。”……“我也是！”
“那你们都是教什么的？”几位在学校门口等待接孩子的“同僚”互相结识。
你听，人家回答的多精炼：“我教小学语文！”“我教初中英语！”
我呢，支吾半天，人家也没大听懂。没办法，只得费些口舌。
一个“幸福”的老师
我当了三十八年的教师，临近退休三两年极少登讲台。即使登台也仅限于本校的同行“专题”交流，甚至有时虽然备了课却没轮着登台，“动手不动口”。
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备课活动，是从校长划定的几十个专题中选了《教育与生活》。然后进入备课状态。显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首当其选参考，经过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了书面“作业”，交给校长时洋洋洒洒六千余字。
校长看后很满意，还在全体教师面前大加赞赏。只是由于按照讲课的排序年轻人优先，没捞着登讲台。到期末专题评奖时，还赏了个“课题比赛二等奖”。
“哇塞，你就这么当老师？也太幸福了吧！”有家长插嘴道。
呵呵，沉住气，要说我这个老师是否幸福，还得回放“慢镜头”。
一个乡村老师
1980年中师毕业，分配回了家乡。这天去公社教革组报到，我的母校——辛寨联中时任校长正在场。当然，校长和我是非常熟悉的。
“王主任，我那里正缺人呢，把小王分给我行吗？”教革组主任不假思索：“好吧，小王给你了！”
正中下怀！要知道，这可是我最理想的学校呀。这里不仅是公社最好的初中，而且人熟地熟，离家近。
学校位于村庄的西北角，院落很大，分前后院。前院是教室、办公室和住校教工宿舍，办公室前还有一个小操场，全校六个班的学生在这里做课间操。后院是大操场，体育课和每年的运动会都在这里进行。
学校正门朝南，门里门外好多树。门内东侧是伙房，厨师是从邻村请来的，负责给住校师生做吃喝。
沿着这条路向里，两侧是学生教室，每侧两排。
秋后就要开学，学校明确了分工，安排我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数学、思品，兼任初一、初二四个班的美术。学校规定，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有班主任盯班。
一周下来真够呛的，光数学就八节，还有另外八节美术和六节思品（那时周六的上午也上课），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盯自习、课间操。那些在校调皮、出了问题学生的谈话工作，任课老师一般是“孩子哭，抱给娘”——班主任处理。
当年的老师考勤不像现在这么“规范”，没有按时到办公室签到，按指纹、刷脸等强制性手段，但老师们的表现比现在有这一套自觉多了！
每天早晨学生来校前，班主任先开好教室门锁，一直等到打过预备铃，点完名。如果这节课是别的老师可以离开了；如果是自己的那就直接上课。
第四节的自习课没有老师在场是乱哄哄的，班主任还得备课呀，还好，可以把备课搬进教室里，好像一举两得。其实下面也经常出些小“插曲”，必须时不时地走下讲台维持秩序。
放学时，又一次组织站队，护送学生出门，等到没了学生才能回家。
下午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一过程，因为最后一节是“课外活动”，每天都是不同的内容：周一是班会，周二到周四是音体美或综合类的，周五是大扫除。重要的主题班会，需要班主任提前备好课，通过班会达到什么目的要形成文字，以备学校期末的统一检查。
教师的辛勤远不止时间上，而是智慧的呈现，教态、语言艺术锤炼，最为重要的还是对学生的深入了解和关爱。回想起当年上的第一节课，至今记忆犹新。
那节课是“正数与负数”。本来，备课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信心十足，激情满怀，不足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引导学生进入课上练习环节。我站在讲台上，只见好多学生你看我，我望你，却不扑下身子做题。
赶紧走下讲台，巡视孩子的练习情况。咿呀！做的既对又好的只有几人，绝大多数要么不对，要么写的不规范。这么多的孩子，手把手教当然不行。于是，又一次集中黑板演示，教给学生怎么把解答过程规范的写在本子上。下课铃响了，仓仓促促！
坐在办公椅上闷闷不乐：我讲的很好吗，为啥那么多的学生就不会做题呢？
第二节上别的课了，趁办公室没人，教导主任来了：“小王，课上的怎么样？”
“……”不知如何回答，我摇头。
教导主任拿出听课记录，先是归纳了上课基本环节，然后点评了这节课的优点和缺点，肯定了我对教材的深刻理解和处理方式，指出了我的致命缺点：不熟悉学生。
想起在师范里曾经学过关于备课的基本理论，其之一就是“备两头”：备教材，备学生。现在的我备教材做到了，而备学生却远远不够。教导主任说的很清楚，不了解学生是新教师的通病，克服这个通病的做法就是多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些小学中的衔接知识，并深入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习惯及认知差异。
恍然大悟：教导主任已经在门外“偷听”了我的第一节课！
为了尽快掌握学生，我申请了一间宿舍，睡在学校里。
一晃就是两年，本来满怀信心把这个班送到初三毕业，通过升高中检验一下自己的教学实效，万没想到接到了公社教革组的一纸调令：去小高小学报道。
原来，这所小学的女校长是我初中数学老师的妻子，他早就盯上我了，想给他老婆挑个“好兵”。
来这所小学报上道，分课了，给了五年级班主任，并且这个班除了数学以外的课程统统归我。我本来最“喜欢”教数学，却不给。给谁呢？就是他老婆！
我曾经解释过，也抵住过，又能怎么样，无奈呀！只是我有个原则：决不辜负孩子们的前途，那门课都力争教出最好的效果。
在这儿又教了两年的小学语文。两年后我与时代合拍，参加了成人高考，接到了济南教育学院数学系离职学习的录取通知书。
一个“老师的老师”
1986年从济南教育学院毕业，重新分配到了章丘县教师进修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老师的学校，它与师范学校“异曲同工”。同样的是办学层次，不同的是招生对象。师范的招生对象是初中应届毕业生，毕业以后做老师。进修学校的教育对象是学历不达标的老师。这些人多是民办的，还有接班、顶替的公办老师。
㈠
当年，全县学历不合格的小学教师好几千人呢，倘若都来进修学校一起培训校舍根本容不下，况且他们还是基层小学的教学主体力量，脱不开身！我们怎么办？“送教上门！”
送教上门对基层的老师来说是好事，对进修学校的老师来说就是要下乡。
那个年代公交条件非常落后。位于主干公路的公社一天可发两个对开班客，而那些边缘公社，像北部滩区、南部山区的公社，就没有公共汽车。
那年，我负责南部山区曹范公社的《小学数学教材教法》。这个教学点没有汽车，每次去上课必须起大早，先从县城坐汽车到埠村，再从埠村租辆自行车一路脚蹬，当来到教学点时已经八点多。考虑到来一趟不容易，时间紧迫，马上投入课堂“战斗”。午饭吗，或许晚会儿吃，或许被省略。
那是冬天的某一天，我不仅给学员们送来的课程，还带来了瑞雪。当我骑上自行车，小心翼翼回到埠村时，公共汽车早就停运了，只好寄宿旅馆。
这就是旅馆？孤苦伶仃我一人，没有取暖设备，看来好多天没人来住过。唉，知足吧，能有个旅馆已经很好了，……。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风风雨雨，我把熟烂在心的《中师数学》、《算数理论》等送课上门，跑遍全县所有公社。
㈡
来到进修学校的第一天，校长就给我们灌输：国家规定的中等学校教师合格学历是本科，你们的调来是权宜之计，如果近几年里拿不下本科文凭可能被淘汰出局。咱不喜欢服输：“下次报名给你考一个看看！”
1988年机会来了，像骡马般从考场溜了一圈，拿到了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本科函授录取书，三年后拿到毕业文凭。一切学习生活不在话下。
校长没放空炮，在1989年全市的师资大调动中，那几个没报名或者报名没考上本科的几位同志真的调走了！而获得本科文凭的几位“名正言顺”了。
初中教师的学历教育内容是“高等”的，经过详细调查统计，初中的未达标者比小学明显的少，于是集中授课，是把他们全部集中在县城，按专业分班讲课。县府更大的举措是筹建新了的教师进修学校校址，从原来的城西搬到了城东。
新校两年后交付使用。记得当时的报道称：如果把进修学校的旧址比作章丘教育的“摇篮”，那么新址就是章丘教育的“航母”，要从这里再启航。
第二年暑假，初中教师的专科学历教育正式开始，每个班安排专门的主任组织点名，授课老师只管授课，我主讲的第一门课是《数学分析》。
学员到齐了，站在讲台上看下去，呵呵，岁数差距也太大了吧，老的快五十了，小的也就二十几岁。再看，好多熟悉的面孔哎！必须下台与他们唱喏，寒暄几句，还有的我必须管他吃顿午饭，因为他们曾经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
那时的教室里还没现在的现代化教学设备，降温手段也只有吊扇，仅有的一架落地扇置放讲台，供老师“独享”。
吊扇也好，落地扇也罢，在三夏面前就是徒劳。我爬过黑板后，一节课下来，依然大汗涔涔，遍体生津。学员们更是大汗淋漓，挥汗如雨。
再说教学，不接不晓得，备课才知道，大专教材就是不好讲，“无穷小量”、“无穷级数的收敛和发散”等，与过去讲过的中等数学相比难多了，可谓天地之别。从学员的表情来看，有的还行，听得入神，能适时地与我互动，顺口回答我提出的启发性问题。也有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面无表情，一眼茫然。
与学员们课间交流，那些听得懂的学员的确很兴奋，为高等数学内在严谨与韵美，为数学的思想方法而痴迷。也有学员或许年龄偏大，或因本来数学底子浅薄，也许因与我是“半熟人”，总是躲躲闪闪，不愿多说话。
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执教者教学相长，也对大学里曾经学过的高等教材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实践，在自己后期的教学科研，写论文，发表论文中受益匪浅。
㈢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课改”时期，国外的教育理念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教育观念。按照教育部的部署，我们亟待把这些新东西传递给基层的老师们，进修学校责无旁贷。首当其冲是学校的管理者——校长和教导主任们。
中小学教师培训简称为“师训”，校长、教导主任们的培训是“干训”。文件说了：中小学校干们不经培训不许上岗。后来又说：参加完第一轮培训后还得参加第二轮的“提高培训”；第三轮“专题研究”培训。
每一轮的加强培训肯定不是前一轮的简单重复，内容及难度有所不同，的确有校长在培训中显的“智力不足”。
我的干训课题《教育统计与测量》和《学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到了第二轮，就有个小学女校长B对函数型电子计算器的操作，脑子转不过弯来，咋也学不会。态度倒是不错，问我“N”次了依然迷瞪。刁校长取笑她：
“老B，你就是笨蛋！”
“我是笨蛋，你就是笨刁！”话从B校长的嘴里脱口而出，引来一片笑声。
“新课改”的风刮得很大，新教师也不例外。教育部有要求：新教师必须经过一年的“岗前培训”才能转正！
每到暑假的后半时段，你就来进修学校办公楼顶层的大会议厅吧，座无虚席。我们给他们做好了“合口饭菜”，其中包括《学校教育科研初步》。我给新教师讲授学校教育科研和小学数学课程标准解读。
待到下半学年，我们还要下去对新教师逐个实地考察，听节课，并参考本单位干部与同事的汇报情况，给出最后鉴定：“培训合格，同意按时转正”。
在强大的继续教育制度下，所有的教师和校长都把“继续教育”的弦绷得好紧，撂下耙子拾起扫帚，忙忙碌碌，“苦不堪言”。
一个大专老师
1996年至1998年，我县农业广播学校还没有固定校址，临时借用教师进修学校招生办班。那时他们如同“皮包学校”，官和兵加在一起仅三人，教学的老师“就地取材”，于是乎又就给了我《农业统计学》《珠算》。
1992年章丘电大决定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招一级师资班，把管理及教学任务全权交给了进修学校。既需要班主任，又需要课程辅导教师。咱被选上了，当班主任好说，辅导课程可不简单，因为都是高等教材。领导派我们先去省电大集中业务学习，回来辅导学生。
后来，电大又招了93、94级，辅导高数连年不断：《高等数学》、《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统计学》、《经济应用数学》等。别把我戏称“万能胶”，好像什么课程都“难不倒”，谜底告诉你吧，这些课虽然名称不相同，但基本“骨架”都一样，主干是微积分、数理统计与概率，只是在应用中加载了一些相关专业的实例罢了。
电大的办学模式分三级，中央电大、省电大和地市电大，县级只是办学点，每门课程的考试都是中央电大或省电大出题，密封押送，各教学点的答卷经过密封后送达省、市电大统一阅卷，最后排出各个教学点的名次，适当奖励。
93级招的是经济班，第一个学期末出了成绩后，所有任课老师要集中市电大开表彰会。真巧，天桥区同级同专业的辅导老师是我济南教育学院的数学老师——毕德园，还是班主任呢！见了面那个亲呀，甭提了。
“王班长（我在读时当班长），咱们原来是'同事’呀！”老师开始“谦虚”了。
“不敢，不敢，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如是说。
“你知道吗？我教的天桥区在全市排第二！”看得出，毕老师很满意自己的成绩，问我呢：“你排多少名？”
我当然想知道所教章丘班的排名情况，疾步向前，在我边下滑边观看排名情况的同时，毕老师也伸来个脑袋。
霎时，我不敢过分高兴：原来第一是我的班。
市电大的邱老师负责这门课，当然早就知道了总体排名。毕老师反应很快：
“邱老师，章丘班的辅导老师是我的亲学生！”
邱老师在微笑，我在窃喜。
呵呵，不知啥时候，我讲高等数学的消息传了出去。在那个全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大学文凭的时代，有好多大学都在扩展办学点，招兵买马。说句实话，在县城层面敢撑乎讲高等数学的人的确为数不多，况且办学点给我的报酬比从济南大专院校聘请老师便宜多了。于是乎，县水泥厂、山东理工大章丘教学点、总工会、银鹰炊具都来了，请我兼些与高数相关课程。
一个愧于称呼的老师
三十多年来，我教过的课真不是几句话可以概括的。请不要用“桃李满天下”的美誉谬赞我，真的不配。
你看人家中小学里的老师退休后，有好多是国家栋梁的弟子，前来探望母校和恩师。可自己呢，连一届像样的中小学生都没送出。
曾经培训的中小学老师校长们，当初面对面上课的时间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后来的他们无论政绩多么好，地位多么高，怎敢记录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社会兼课的确认识了好些人，就算“三百六十行”吧，他们是“社会人”，数量之庞，经常在马路上散步时有人在你的面前驻足，先是打量一番，然后小心翼翼的问一句：“你是王老师吧？”“是！”我竟没丁点儿印象。
“你忘了吗，我是水泥厂的刘某某！”
费寻思，先回礼，脑里却还在检索那点微弱的记忆。
这还是好的呢，还有时竟怎也想不起这个站在你面前，叫了声老师的先生（女士）究竟是哪一路的！
唉，我算哪门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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