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识别民族或民系的标志之一。透过语言来考察，特别是通过将语言分析和史料相互印证，则更能揭示一个民族或民系的主体和形成时代的本质。客家方言和客家民系亦是如此，二者可以相互佐证，互为说明。
（一）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
学术界对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有不同意见。从汉语方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有其独到之处。客家方言是客家文化的标志。客家方言的形成年代，也就是判断客家作为一个新兴民系出现的年代。语言是人们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语言中的许多成分，正如考古学意义的文物和化石；只要找出这些“文物”、“化石”，就可以同已知汉语史作出比较，确定其年代，特别是要能找出客家话区别于其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并分别测定其产生的年代，我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客家作为一个民系产生的年代。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在世界语言文化学领域内，也有不少成功的实践的。
其实从语言学来推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很早变开始了。早在20世纪３０年代，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临川音系》这部语言学专著的绪论中，他说道：“当我把这个音系的概略整理出来以后，我觉得它有几点颇和客家话的系统相近。例如：‘全浊’一律变‘次清’，晓匣两纽的合口变[f]，保存闭口的[-m][-p]韵尾，蟹山两摄残馀古一二等分立的痕迹，鱼虞两韵的精纽和见系变[-i]，以及侯韵读作[-:u]，梗摄的话音读作[-an]或[-ian]之类，临川音都和可以代表客家的梅县音相同。可是临川的章昌和知彻同变[t][t以及来纽三四等变[t]之类，却是梅县音所没有的；梅县的去声不分阴阳，声母[n][l]不混，模韵的精组和鱼虞两韵的庄组同变[-i]，以及宕江通三摄的入声保存[-k]尾之类，也显然和临川音不同。然而从音系的全体来看，总算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颇疑心他们是同系异派的方言，并且从客家迁徙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出一些线索来。”自罗常培先生提出客赣可能“同系异派”之后，有人进一步主张客赣可合并为一个大方言。方言学界没有接纳这个意见。不过无论客赣方言是分是合，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音系相似肯定多于其他方言，则成为世所公认的事实。
张卫东先生以罗香林先生提出的客家五次迁徙说为基础，从中原汉语的演变与发展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客家先民第二次大迁徙彻底脱离中原之后，其语言在全新的条件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它既未跟北方官话走，也没被闽赣方言同化（部分影响当然不可避免），而是走了自己的路，并因此奠定了今日客家话的基础。这当是第二次、第三次大迁徙之间、即赵宋一代的事。至于是宋的前期还是后期，则还需进一步探讨。自第三次大迁徙起，客家先民同闽、粤系的接触日见频繁，因而受到一些影响，使得客方言发生一些不规则变化。梅州的梅县、兴宁、蕉岭、五华、大埔、平远等各县方音也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若考察一下他们的进梅路线，有的直接从赣南来，有的间接从闽西南进来，有的则从江西迁入福建再到梅州，方言底子各有不同，即可知其何以有今日之差异”。他得出的结论是，客家民系亦形成于此期。
李如龙先生认为，就客家方言内部一致的特点进行分析，无论是语言或词汇，较多的特点反映的是两宋时期汉语的特点。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1、它的形成时间较晚，内部分化造成的差异不太大；2、它的内聚力较强，普遍有保守前代语言的习性，因而语言上的变异比较小。他认为，方言的形成和民系的形成，获得稳定的名称未必都同步，客家民系形成时间可分为摇篮期（两宋）和长成期（元明）两个阶段来看待。
对于客家方言角度推断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问题，谢重光先生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了一个归纳性的总结。他综合专家学者的意见认为，“客家方言之独立，即标志着客家民系业已形成”，客家方言在南宋时期已经形成，那么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或于史实较为切合。
（二）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民系的主体
将我国南方吴、闽、粤、客家几种汉语方言分别和北方汉话作一比较，人们不需作细致的科学研究和统计工作就可以得出结论：北方汉人听懂梅县话比听懂上海话（或温州话）、福州话（或厦门话）、广州话要容易得多，至少有50%能听懂。客家话比其他方言更接近普通话，道理很简单：尽管吴、闽、粤语也是汉语方言，但是这些方言里遗存着比较多的古越语成分。在人类集团相互接触中，某一集团的语言被另一集团的语言所替换或融合，有几个主要因素：（1）强大的政治压力。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集团为便于他们的统治和巩固这种地位，总是要强制推行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禁止使用其他的语言和文字，如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政策。（2）先进文化的优势。生产和生活上落后的集团，为了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很自然地会向外界学习先进的文化。在文化竞争中，文化上优越的集团会对落后的集团产生自然的同化，他们的语言也就战胜了其他落后集团的语言。有时候尽管落后集团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语言仍无法战胜在文化上优越于自己的集团语言，反而，必须使用文化先进的集团语言，如满族进关后统治了整个中国，始终不能以满语文来取代汉语文，结果不得不使用汉语文。现在满族只保留了宫庭的满文文献，满语已经消亡。（3）大量的人口包围。人口数量少的集团，长期处在人口众多的集团包围中，他们的语言也会很自然地被人口多的集团语言所取代。
然而不管受到怎样的同化，原有语言的成分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在取代（或战胜）的语言中留下遗迹，因为人类是在已掌握的语言习惯基础上接受新语言的。这就是为什么广州人说普通话总带有广州腔，如广州人没有加（tca）这个音，他们说普通话时总是把“加”和“家”说成“扎”(tsa)。。在战胜的语言中保留下战败语言的遗迹，语言学上称作“底层”现象。吴、闽、粤语就是具有古越语底层的汉语方言。这些方言区域本来就是古越人居地，大批越人后裔也还留居当地。在南下汉人强大的政治、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语言为为汉语方言，操这些方言的群体应该说主要是汉化了的百越后裔。
客家的情况和吴、闽、粤人不同。虽然客家聚居的闽、粤、赣三角地区也曾是百越居地，但是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北宋以后由于大批中源汉人来到这一地区，后来当地的原住民（如闽越、峒蛮、畲族）多迁往他地。达种情况下，文化上优越于原住民，人口上众多于原住民的南迁汉人成了这一地区的主体，他们的语言得以在古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客家话更接近北方汉话。当然，汉族是最能吸收异族优秀文化的群体。汉语就是吸收了许多其他群体的语言成分而发展起来的。客家话也不例外，客家先民在与原住民交往中也吸收了原住民的一些语言成分。接近不同汉语方言区的客家人，还吸收了不同的汉语方言成分，如福建客家吸收了闽方言成分；广东客家吸收了粤方言成分；江西客家吸收了赣方言成分。这些吸收来的成分和各地客家话自身的演变一起构成了客家话本身的特性以及各地客家话的个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曾在当地处于劣势的原住民，迫于各种原因，他们倒是像吴、闽、粤人一样改变了原有语言采用了客家话。如：后来迁往闽东、浙南的畲族。他们原先说的是一种属于苗一瑶语族的语言（现在广东博罗、增城一带的畲族有1000多人还使用这种语言）。在他们还在闽、粤、赣客家聚居区时，已经转换使用了客家话，迁徙到闽东、浙南以后尽管被闽方言包围，但仍使用这种客家话至今。这些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也保留有原来语言的遗迹，后来又受到闽方言的影响，所以和客家话不完全相同，有一些差别。综上可见，客家共同体的主体不可能是古越人后裔，而是从北方南迁去的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