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江： 通向腹地的海丝之路
明大历十七年（1589），品学兼优的高攀龙高中进士，少有鸿志的他虽年逾27岁，但却觉得一腔热血在沸腾。胸怀大志的读书人，一旦举了进士，居一官职，便一心想舒展宏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高攀龙也一样，京都及第，春风得意，心里想的满是好好报效国家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高攀龙生不逢时，他想振翅高飞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可以让他博击长空的机会。明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持了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苛政暴敛益形繁重。所以，高攀龙面对政治腐败的局面，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他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于是写了《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力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挽大厦于将倾。他自以为能够得到皇上的欣赏，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纸降职书，他被贬到边远地区去当一介可有可无的小官了，史书上说他是“谪揭阳典史”。这位后来的东林党领袖、著名学者，不得不忍受黑暗的现实，到广东的揭阳去当一个什么典史鸟官。这是高攀龙人生的第一个黑暗时期。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高攀龙在揭阳一呆就是三年。那时的揭阳是远离朝政的南蛮之地，从中央集权中心到荒芜之地，他的心情极其郁闷。在这三年中的某一次，他从延平出发到揭阳，其中借道水路从客家母亲河汀江顺流而下。但这一次另外，他的心情舒畅，并愉快地将这次行程记录下来，对上杭境内的汀江水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试看他在《纪行》中的叙述：“然舟愈小而陋，一竹席仅可御雨，前后风洞，入为置草席，帘蔽之，偃仰其中，意更舒美。十三日过大姑，险绝处不可屈指。前所经九龙滩，以上水最艰而稳。此皆顺流，且身在舟中，滩流湍急，从高而堕，其下复乱石纵横如牙，舟别无柁，舟人仅以两桨干旋之。每下一滩，舟辄刺入白浪，裹而复出，穿於石罅中，几希乎公孙大娘之剑。假令张旭军观之，书法当更进。余初不免动色，已遂视之如夷。以此知险须用习，习坎之义大矣。”这里的大姑即指上杭境内也是汀江难度最大的险滩——大沽滩。高攀龙就是高攀龙，身在其中，历经险滩，不禁浮想联翩，感触良多，留下了这宝贵文字，也算是汀江之幸。从这段文字记录，我们也可得知早在明万历年间汀江就已通航，成为闽赣地区通往广东沿海的一个通道。当然，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条通向外省入海的大河，汀江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它给汀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围地区的影响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全方位的，可以说汀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作为处于黄金水段的上杭就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汀江航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延伸，有人形容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蓝色飘带”，这是极其传神的用语。在南北宋时期，由于战事频繁，西北陆路的丝绸之路不畅，对外交往中心便由西北地区向东南沿海转移，外商涌向广州、泉州、漳州等沿海城市。同时，自唐末五代至两宋的漫长历史年代，中国北方一直战火频发，社会动荡不安。而南方的闽粤两省，相对安定，受战争影响较少，又与其它沿海省份难以比拟的漫长海岸线、面向太平洋的地理优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逐渐形成了以福建泉州与广东广州为两大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以来，处在广州、泉州之间的潮汕地区居民冲破封建王朝的层层海禁，开拓海上交通商贸之路。地处潮汕地区经济腹地的汀江流域为海上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资和广阔的市场，汀江航运成了海上交通的延续和深入。汀江在宋代至明代称鄞江，因“天下之水皆东，唯汀独南流”，南方在八卦图示属丁，而名汀江。它发源于宁化木马山，流经闽西的长汀、武平、上杭、永定及广东省大埔共5个纯客属县，沿途有55条大小支流汇入，全长328公里，在福建省境内长285.5公里，上杭县境内长112公里，流至广东三河坝与梅江汇合后称韩江。由于汀江是福建省唯一跨省河流，汀江——韩江航运处在泉州、广州两大海运中心之间，汀江、韩江及其众多的支流以及汀江流域的千万挑运大军，不但成为泉、广两大海运中心的补充和组成部分，而且逐渐与潮汕地区的海上贸易相结合独立发展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通道。
纵观宋代以降到解放以前，汀江流域相对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状态，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唐宋期间，从中原南迁的客家先民在汀江流域定居以后，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采矿业、手工业的发展。明清两代，由于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等产业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汀江成为潮汕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物资产地和市场。汀江流域森林资源丰富，早在南宋以前就有向潮汕地区运销木材的习惯。明代中叶，海禁解除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造船用材日益增多，汀江流域木材源源不断沿汀江经韩江行销潮汕、佛山和上海等地。清末，仅上杭一县就出口木材年产值达数万银圆，年销毛竹14到16万根。汀产玉扣纸、毛边纸，连城宣纸，上杭土纸等历来远销东南亚各国。此外，汀江流域出产的茶叶、条丝烟、靛青、薯莨、水果、乌梅、药材以及造船必需的桐油等土特产品和文化用品，也源源不断地经汀江进入潮汕地区续而销往海内外。这是出口的方面，汀江也同样成为进口商品的主通道。当一些洋货，如煤油、火柴、铁钉、布匹、海味、西药、香料等在沿海地区大行其道的时候，也通过汀江这条大动脉进入广阔的客家地区。你可不要小看了这条通道。鸦片战争后，从汀江进入海上的对外贸易总金额每年在数百万两白银以上，对外贸易处于出超地位，大量的“光洋”、“鹰洋”流入我国。这对解决当时我国的“银荒”，满足国内市场对银币的需求，活跃商业资本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人们在议论汀江航运的盛况时，往往会说：“上河三千，下河八百”。意思是指上杭以上为上河，有船数千艘，县城以下为下河，有船数百艘。汀江上杭段有大小码头36处，其中吞吐量较大的码头有5处：回龙、石下、东门潭头、南门、南蛇渡。汀江航运使上杭成为汀江流域首屈一指的商贾云集之地。县城聚集了粮行、纸行、药材行、京果行及木材等各种过驳转口商行300多家。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汀州各县人或潮汕商人，在业务上，他们与周边地区各商号都有挂钩联系。据记载，到民国初年的时候，上杭城区已有店铺700余家。由于汀江航运带来的繁荣是显而易见的，上杭正处于汀江的“黄金水段”，江西赣南平原和汀江流域出产的粮食、竹木、纸品及其他土特产品都统统汇集到长汀、上杭两县城，然后由码头而下汀江至国内外；而海盐、布匹、煤油、日用百货等又经汀江在上杭、长汀等地登陆再销往汀江流域及赣南各地。这样，上杭就处于汀江航运线中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成为一个枢纽地带。这样一个繁华商市，使全县的经济总量迅速增长，政府的税收也极为丰厚，像清顺治五年核定上杭河税正额白银3022两，雍正五年除河税正额之外，溢出河税银5931两为盈余。当然不仅是经济，实际上整个社会的形态、文化、意识也正悄悄发生了变化。比如冒险或称进取意识的增强、小农意识的消退、小市民阶层的成长、商业气氛的浓郁，还有“红灯区”的兴旺、社会治安的复杂化、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等等，这样作为山区的上杭实际上也较早实现了向城市化进程的迈进。
上杭早在清代就建立了民间自治性质的商会组织，到民国年间的时候已经建立了烟叶、转运、布匹杂货等13个同业公会，俗称13帮。各店有私人经营、合股组织等多种形式，资方和店员总数多达三、四千人，而间接从事纸业加工、木排工、船工、搬运工的商务活动人员约5万人左右。这仅是本地面言，在外地，由于商品经济的兴旺发达，促使越来越多的上杭人向外从事商品贸易，最旺盛时长江以南各大中城市，均有上杭人开设的商行。《上杭县志》就写道：“乾隆三年，江西、浙江、广东、上海、汉口等处省郡，皆有上杭会馆”。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当年因逃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汉人正式成为客家民系中的一员后，他们的后裔因为商业意识的唤醒却主动将生存的触角延伸到了四面八方，他们不仅向更南之处迁移，而且返回了广阔的中原地带自由地迂回，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财富，为铁骨铮铮的客家人在祖国大地赢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赞叹。当然，这些自由的发展正是来源于故乡上杭适宜的生存土壤，来源于汀江带来的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
王阳明：时雨碑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里，大凡有大志者都会有大起大落的经历，所谓宦海沉浮就是这么回事。前面讲的高攀龙是这样，这里要讲的王阳明先生也是这样。他们都曾在上杭留下了千秋身影，但那时各自的境遇是不同的，高攀龙是因贬而过上杭，王阳明先生却是春风得意马蹄爽。上杭有幸，因了王阳明先生，平添了无数的思想与文化之光。
王守仁(1472—1529)字安伯，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是古代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用以对抗程朱学派。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在他身后，其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三年后，他突患肺病，以病告归，结庐于会稽山龙瑞宫旁之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病愈复职后，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年)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年)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谥文成。
王阳明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来到上杭的，其时正任南赣巡抚，是他谪贬贵州之后的一个重要转折期。作为官宦世家的王阳明是很看重这个机遇的，因此他不但全力以赴完成朝廷使命，而且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治武功。据王阳明自己说，他来上杭是因为要铲除漳寇之乱，奉命驻扎在上杭县城。他来上杭之后，做了二件深得民心之举。第一件是建浮桥。上杭县城“四面青山三面水”，进城必得渡过波涛滚滚的拦路虎——汀江。在他来之前，历任县城的父母官也曾修建过浮桥，无奈水患无穷，不久就被大水冲毁，大部分时间只能以渡船的方式进出县城。他驻扎在上杭县城之后，看到过往汀江极不方便，当然他也许是为了自己的一大帮子官兵能够更快捷地打击敌人吧，总之萌发了建造浮桥的设想。他是一个实干家，说干就干。他选择了南门的一个渡口下方建桥，结果很快就在南门建起了漂亮的浮桥。上杭百姓免除了渡船之苦，能够自如地进出县城，自发地将浮桥称之为阳明桥。后来，人们为纪念他干脆将南门的城门也叫作“阳明门”，如今阳明桥早已随着滔滔汀水流逝，而阳明门依然耸立。他做的第二件大事便是为百姓祈雨。这年三月上杭恰逢大旱，这位富有仁爱之心的巡抚在任所察院行台替老百姓祈雨。果然，“雨日夜，民以为未足，逮四月戊牛班师，雨，明日又雨，明日又大雨，民乃出田。”（王阳明·《时雨记》）应乡绅之请，他欣然将行台改为“时雨堂”，作《时雨记》。当他登上城南之楼，看到百姓出田插秧的欢腾情况，而赋《上杭喜雨》诗三首。当我们吟诵“山田久旱俄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莫谓可塘终拟险，地形原不胜人和。”这样的诗句时，不难想象，当时他是如何的兴奋与激动。这也难怪，出师上杭，不仅顺利地平定了寇乱，而且为百姓做了好事，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王阳明虽然在上杭驻扎才短短的的二三个月，但给上杭百姓留下的“仁政”却是长久的。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上杭建文成公祠，祠内置王守仁手书石刻《时雨记》碑以为纪念。而原先的察院行台（时雨堂）旧址，几经重建，在清康熙五十七年改为阳明书院，后又称四乡阳明祠，在它的背后还建有阳明别业。“政声人去后”，王阳明不是上杭最有“政声”的官员，但他作为既有“政声”又有重大成就的名人，却是上杭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历史的痕迹中寻找阳明先生的点滴，其实也是在寻找作为历史的上杭之本身。
上杭记住了王阳明，王阳明也一定记住了上杭。因为上杭是一个吉祥的地方，他平寇成功，很大一部分奠定了后面的升迁之路，所以当两年后他再次平定“宸濠之乱”，便官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王阳明在上杭留下多首诗词，除上文提到的外，还有《征漳寇》、《行台夜坐怀友》、《再过行台有感》等。这些诗词既充满了乡野气息，又不乏用兵神速的阳刚之气。几百年来，这些诗词已经聚集成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滋养着千年古邑的客家子孙。
妈祖：从沿海来到客家
妈祖，原名林默，也叫林默娘，福建莆田湄州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自小聪慧勤劳，助人为乐，在一次海上救助时遇难。相传，妈祖死后亦常“显圣”、“示梦”、“示神灯”，救助海舶、舟人于危险之中。因此，在沿海地区妈祖成了神仙，并多次得到来自民间乃至官方的册封，习惯上多以“妈祖”、“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称之。妈祖是主“航海安全”的神，然在上杭在内的客家地区妈祖崇拜成了普遍现象。那么妈祖是怎样从沿海来到客家山区的呢？这里又回到了汀江和汀江航运。自从汀江航运连接了潮汕地区的海上运输，汀江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延伸，一个重要部分。然而汀江航道自古多险滩，人力在惊险多变的江水面前往往是渺小的，很大部分靠所谓的运气支撑，那么跟航海一样汀江航运也必定需要祈祷神灵的保佑。这样，妈祖就自然地由海入川了。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妈祖的诞辰之日。每年的这一天，上杭的天后宫（妈祖庙）就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这时的天后宫早已装扮一新，船工们都早早地来到这里争相朝觐，烧香参拜。宫内香火绕缭，钟鼓乐声不断，人们祈求妈祖娘娘保佑汀江波平浪静、船只平安。祭祀过后，人们在宫内摆上丰富的筵席，欢聚一堂，共祝平安顺畅。
然而，妈祖从海上来到山区，她的功能已远不止一个保佑航运平安那么简单了。在客家先民的口传身授的过程中，妈祖已有扑救山火、保赤护婴、保境安民、扶助功业、减灾救疫、防旱防涝等多种功能。在一些地方，妈祖还有为青年男女婚配的功能。如果哪个妙龄青年想找一个如意的心上人，那么到天后宫去吧，祈求妈祖娘娘保佑，定会遇上自己心爱的人。这时的妈祖其实已不是当初海上的妈祖，而是地地道道的客家天后。
这是典型的客家式民间信仰。纵观客家的民间信仰，大都是经过改造的神性崇拜，主要是将来自中原汉文化或外来文化中的民间信仰加以结合当地实际，形成了新的崇拜体。像妈祖崇拜一样，起先是与客家地区完全无关，但随着汀江航运的繁荣，需要一个保佑的神灵，于是妈祖进来了。接着在妈祖信仰的热潮中，妈祖也被改造了，成为客家人的神灵。像佛教、道教信仰一样，上杭客家地区大都佛道不分，或者相互混淆，自然渗透，甚至像中都镇的云霄阁一样，同时供奉着佛道儒三种菩萨。这是客家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们不必深究其中原因，也许客家作为一个适应力极强的民系，在神性崇拜中也遵循实用的原则，而抛弃了条条框框。这也是它的独特性，也是作为一个民系存在的理由之一吧。客家的崇拜对象中有天公、伯公、自然物崇拜，有祖先、先贤、厉鬼崇拜，有俗神和俗佛崇拜，像妈祖、定光古佛、伏虎禅师等。这里举土地伯公为例。在上杭客家称之为“土地伯公”的其实就是土地神，土地神各地都有，但在上杭已从自然的崇拜转化为对保护神的崇拜，因此“土地伯公”的神位随处可见。在家中在田间地头在村口古树下，神位的设置极其简单，土地庙的对联为“神恩施大化，厚德载群生”，庙内有的只是一块石碑，或木牌、红纸、石头等，有的就只有一块石头。据说土地神是神界地位最低的小官，但为人守土，乐善好施，所以在上杭山区中是个极有权威的神灵，在民谚中有“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吃狗”、“宰猪杀羊，问过公王”之说，可见土地伯公之威。
上杭客家的是间信仰是与客家民俗联系在一起的。客家人过年过节、婚丧嫁娶、初一十五，各种神佛生日、村中家里有要事，都必须摆上供品，焚香点烛，敬祀一番。客家人过年，从入年界开始，就要送灶神、接灶神、敬祖、敬土地爷、祭天神、门神。正月初一开始又要家中、村里以及附近地区所有的祖神、佛像、菩萨，难以计数。所以说客家民俗其实也是一种人的习俗和人的文化过程的展现。客家民俗突出地反映出客家人重视礼仪，迷信神灵，崇拜祖宗的文化心理；也突出地反映出客家人团结、进取、重节、自强的精神。客家民俗主要体现在风水、岁时、婚嫁、丧葬、喜庆、农事等方面，这里只能以一叶而窥全貌。
上杭客家人是很看重风水的，有道是“头来风水二来命”。客家的风水文化来源于中原，实践于客家，在村落选址、村居布局、民居建筑、水口（村口）设置、宗祠营建、墓葬地形等方面有着严格的约定与程式。水口设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客家的每一个山村，其水口都是很有讲究的，因为风水术认为水口把得紧不紧关系到全村的文风、财富、人气会不会被流失的问题在村落选址时，都会考虑到水口的设置。除了选择好的水口外，客家人还往往在水口植上风水树、筑起水坝、搭起石桥、建筑阁楼。如太拔乡院田村水口就建有凌霄阁、太保庙、文馆和牌坊。而步云梨岭村的林姓村民更是在水口建了一座巍峨雄伟、雕梁画栋的妈祖庙，派人专程到莆田湄州“天妃庙”迎回妈祖神像，在妈祖诞辰之日入火祀奉。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当然马虎不得，上杭的婚俗遵循着古俗“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首先由男家请媒人至女家求婚，女方如同意，则以红纸开具年庚八字转交至男家，这是“打婚纸”（纳采）。男家收到婚纸后，如男女相生，则议定聘金，备礼往女家“小定”（纳吉）。待到一定时日，由男家备好聘金、喜饼、童鸡等送至女家，叫“大定”。然后是男至女家，女至男家，两家设筵，宴请新婿、新妇，并请年长亲友作陪，这是“登门”（纳征）。接着便是择吉日迎娶，预先送日子，送“红贴”（请期）。在迎娶之前一日，男家送猪首及猪肉、鸡、鲜鱼等生菜到女家，女家将奁具送至男家。迎娶日时，女穿红衣红裙，拜别祖宗、父母、尊长后即出门。女家派一幼男随轿，用杉树枝拖青，由老妇人伴嫁，媒人则先行踏煞。在这当中还有一套繁琐的礼仪，到晚上闹完洞房才算完成亲迎。在成婚后的第三日或第五日、第九日，由女方的亲眷往婿家，叫做“做朝”。现在的婚俗自然有所简化，但出除了自由恋爱之外，大都的程序还在遵循着，体现了客家重视婚姻的传统精神。
客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传奇的存在，它的传奇就在于既保留了中原汉文化的精粹，又形成了自己作为一个民系的精神内核。我们从它民间信仰与民俗的斑驳繁杂中可以看出它的草根性——基于社会最底层，而心存高远；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却顽强地保留着民族文化的传统；长于农事，却工于人生谋划。我想，这就是这个民系能够从山野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原因是吧。
客家文化：最后最温柔的片段
在丽江古城看纳西族老人跳东巴舞蹈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和东巴文化一道老去。在上杭客家，当你欣赏那些精妙绝伦的木偶戏表演时，肯定也会强烈地感觉到——和木偶一道老去。当文化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时，文化的心脏是和我们一起跳动的，文化成为我们心灵的归依。
木偶存在于客家，自有其不可替代性。它是我们客家的“社戏”，一代又一代人，怀惴着这些亦鬼亦神亦人的故事上路，从故乡到异乡，从孩提到暮年，脑海中永远回响着山乡祠堂“依依伢伢”的傀儡唱腔。“师傅入村仅两仨，全班胡笼挑一担，锣鼓竹架背一把，男女老嫩都喜欢。”当年木偶孤身从杭州来到上杭，谁会想到，一个小小的傀儡能在上杭客家生根发芽，并走过它长达五百多年的辉煌历程呢？
客家木偶戏，俗称“傀儡戏”，属提线木偶。相传明朝初年有上杭县白砂村民赖发奎、李法佐、李法佑和温发明四人前往浙江杭州铁板桥学习高腔木偶戏，带回一套十八个傀儡(木偶头象)，称“十八罗汉”。有木偶戏开台词为证：“香烟缈缈透云霄，拜请杭州铁板桥；铁板桥头请师傅，腾云驾雾降云霄。……”因此，客家木偶戏最初是由中原传入，与客家历史一样，它属中原汉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提线木偶不仅仅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来到客家的。它在上杭这块客家土地上落户后，迅速融入了客家文化的胸壑中，成为独具风格的闽西（上杭）木偶戏。据专家考证，木偶戏在闽西大概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木偶戏在闽西上杭落脚后，开头的三四百年，为了满足广大农村群众对文艺生活的渴望，艺人一代接一代地授徒，成立新戏班，从白砂逐渐向外延伸。其后，在短短一二百年间，客家木偶戏迅速由几个戏班发展成为几百个戏班，仅清光绪年间上杭就有戏班一百二十余个。在区域上，也随着客家民系的播迁而流传至闽南、广东、海南、台湾及江西等地，形成了一个以客家祖地为中心的客家木偶戏发展圈。在木偶戏自身改革发展方面，各个戏班为了扎根，全力倾注于如何运用生动的客家语言创作与改进，使之通俗易懂、具有客家特色，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起初在戏班结构上由“单高腔”发展为“双高腔”，即由每个戏班两个艺人改变为三个人，俗称“三脚班”。到了清道光年间，“外江班”传入上杭后，部分木偶戏班改用外江戏唱腔音乐，人员也多了起来，这种戏班称为“乱弹班”。从此以后，“高腔班”与“乱弹班”一直并存，并且“乱弹班”渐渐占据优势。
木偶戏在受外来戏曲影响而变革发展，实际上最初是由客家木偶戏影响了其它戏种的。清道光以前客家木偶戏为清一色的高腔戏，用客家通俗语言演唱，深受农民欢迎。在木偶流入闽西客家的四百年间，人演的戏民间还未曾有过，因此作为闽西客家最古老的剧种，对后来其它戏曲的形成与演变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如外江戏流入闽西初期，木偶戏艺人参与这新剧种戏班的组建，指导演出或剧目、音乐被移植采用；赣南采茶戏里建国后在当地民间歌舞─采茶花灯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民间歌舞本身就长期受到木偶高腔音乐的感染，一些好的东西如使用锣鼓点配唱等也很自然地带到了新剧种里来，并影响升华。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木偶戏在客家存在的五百多年里，其实是与其它戏种相互渗透、互相贯通的过程；并且木偶戏开了客家闽西戏曲的先河，是真人演戏(如闽西汉剧)的先声。
当木偶戏在客家大地渐入佳境，如火如荼之时，木偶戏中涌现一大批名艺人。他们将木偶戏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时光跨入二十世纪，还是以闽西客家木偶的发源地白砂为中心，青年艺人李联杰、李龙瑞、丘必书、梁祥礼、李贞传、徐传华等人在借鉴各戏班长处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各有成就，各具特色，在当时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如：李联杰不但生、旦、丑、净行行皆通，乐器件件皆能，而且唱腔独特，自成流派，享誉一方；李龙瑞提线技艺精湛，演木偶揉棍、钉刀枪、钻火圈等特技精彩绝伦，台步动作细腻传神，唱功道白韵味纯厚，被戏迷誉为“傀儡王”；曹朝福，擅长木偶雕刻及面具制作，他雕刻的木偶头形神兼备，田公的眼睛，嘴会张合，舌头能伸缩，滑稽诙谐，旦角秀丽端庄，栩栩如生，风行一时。其中，最杰出的当称丘必书、李贞传、徐传华等人。1954年9月，闽西以上杭为主体组成“闽西代表队”，以《大名府》(主体为《花子进城》)剧目，先后参加福建省、华东区地方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均获得“特种艺术奖”，代表队演员丘必书、徐传华获一等奖、李贞传、徐火焱与刘锦松获二等奖、李象贤获三等奖。1955年2月，获奖演员晋京参加“全国十三省木偶戏、皮影戏会演”，丘必书荣获金质奖章一枚。《大名府》折子戏《花子进城》入选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全体演员荣幸地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会演后，闽西代表队的《花子进城》折子戏被选定为中国木偶艺术剧团出国演出节目。
上杭被称为“木偶之乡”，是客家木偶的发源地，如今客家木偶戏已列入福建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寸木雕得形容酷俏，装成生旦丑净，莫关它真真弄假；数条线扯得非常活泼，演出悲欢离合，看到底出出传神。”这幅贴在戏台两侧的楹联道出了客家木偶戏的艺术真谛。在历经风雨沧桑的时间隧道中，客家木偶戏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向世人展示出非凡的艺术世界。
“一坡过了又一坡，坡坡竹子尾拖拖。竹子低头食露水，老妹低头等情哥。”（《竹子低头食露水》）上杭素有“山歌之乡”的美称。这里的山歌以形象生动的比喻、精炼朴素的语言、浓厚的生活气息而脍炙人口。在上杭山歌中，数量最多且最富艺术性的莫过于情歌了。爱情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情歌也往往是有情而发的产物，故而声情并茂，妙语连珠，而且许多反映劳动、生活的歌谣也往往与情歌揉在一起。如：“三月莳田行对行，阿哥莳田妹送秧；阿哥莳田望刈谷，老妹莳田望久长。”有的情歌通过人物外在行为的描述，展现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郎咁魂来妹咁魂，火烟上天当作云，猫公当作抹桌布，鸡窝当作炉灶门。//阿妹作水过田塍，后面跟来一个人，心想同郎讲句话，假丢银簪倒转寻。”每首四句，语言亲切而朴素，却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现，使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情歌运用语言的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修辞手段运用自如，使大胆与细腻、坚毅与柔情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风格。因而不仅耕夫田妇爱唱，墨客骚人也喜闻乐听。歌手们对起歌来，往往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那种如痴如醉的情景，若非耳闻目睹是难以置信的。上杭民间还有许多“刘三姐”式的歌手，她们可能目不识丁，却是真正的诗人。一位女歌手在与比好年轻得多的“阿哥”调情时唱道：“芋子细细芋叶圆，老妹咁大哥唔嫌；好比入园摘蔗子，老蔗总比嫩蔗甜。”这类情歌不少已从上杭传到海内外，成为客家特色的标志。
上杭的民间表演艺术十分丰富，大体上分为六类，即山歌小调、地方戏曲、鼓乐十班、做师做道、曲艺说唱。像上文提到的木偶戏就是地方戏曲，山歌就是山歌小调，另外还有客家汉剧、竹板歌、十番演奏。最为丰富的是歌舞灯戏类，有船灯、龙灯、舞狮、香灯、马灯等，既保留了中原汉族遗风，又有鲜明的客家特色。这里特别介绍舞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上杭各乡村、各姓氏宗族一般都设有武馆，凡有武馆就有舞狮。关于舞狮大概大家最熟悉不过的是黄飞鸿系列电影里的舞狮表演，上杭的舞狮表演与它不太相同，但同样精彩绝伦。上杭的狮头造型与深圳、香港等地差异甚大，是“突额平鼻子”。举凡舞狮队，都有敬奉祖师的规矩，舞狮的祖师是所谓“虎头五”（别号“外帅”）。它是一个面具，是用纸浆粘糊成虎头形象再以颜料涂饰，背面安装一个木把，由一人举着，舞狮外出活动时，虎头王即在前头引导，至一表演场地后，将其先竖立在司鼓的位置。无论是舞狮还是武术表演，出场者必须先拜虎头王，尔后才开始表演。舞狮有两种形式：一种叫“打双狮”，一种叫“打单狮”。“打双狮”表现的是一个佛教故事——如来佛祖指派文殊菩萨（大头和尚，俗称“大面”）去降伏金睛兽（狮子）皈依佛门的过程。表演时，狮子由两人操纵，一人掌狮头，一人夹狮尾，一人戴面具。戴面具的人俗称“大面”或“大头婆”，身穿翻毛背夹，束腰，手持一束竹叶丛（表示灵芝草），其形象极其滑稽，动作很是笨拙。整个表演表现了“大面”逗引狮子的有趣过程，有情节、有高潮，动作富有戏剧性。另一种叫“打单狮”，狮子由一名武功高强者操纵，他双手掌狮头，狮尾在双腿缝中穿过，束扎在胸前腰间，舞弄起来身轻如燕，行步如飞。另有二人戴猴子面具，毛皮条结在腰间，模仿猴子的动作，与狮子嬉戏捉迷藏。还的一人穿蓝色大面襟杉，装成驼背跛足者，腋下夹一把破纸伞，学做猴子的各种动作。单狮表演既诙谐有趣又颇见舞者功力。为了显示表演者功夫的精深，有时表演场地会叠二张或三张八仙桌，象征峭壁高山，狮子可一纵身跃上桌顶，尔后又翻身落地跳跃如常。猴子跃上桌顶后表演单手倒立，绕桌旋转等动作。驼背在学猴子的上述动作时，体态保持残疾人的特征，动作的招式却丝毫不差。观众每看到此必捧腹大笑，赞叹表演者功夫的绝妙。舞狮后是武术表演。一般先是徒手拳脚，尔后是器械，有耙头勾刀等。形式上有独练，有对打，使用的拳术套路是“八法”。“八法”即“五梅拳软桩八法”，属于少林正宗拳械“五梅拳”，清末由上杭人丘正元创立，后来在上杭客家广为流传，成为名闻遐迩的上杭五梅拳。舞狮具有娱乐、健身双重功能，在上杭客家春节期间是最为热闹的一项活动，可以在家门口表演，也可以走村串户，成为一大盛事。
席慕蓉说：“因为，逼迫我们或者激发我们去创作的那一部分，而是生命在最初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在心里埋藏好了的一种原始呼唤。时候到了的那一瞬间，就会有声音前来要求我们现身。”客家文化是否也是如此呢，它的出现其实是这个民系在艺术上的一种再现，不管是来自山野的唱腔还是来自田间的舞步，都深深浸染了客家生存的历史。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作为客家瑰宝的民间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发展还是消亡？和许多民族文化一样，它遭遇着同样的命运。“这就是最后最温柔的片段吗 当想及/人类正在同时以怎样的速度奔向死亡”（席慕蓉语）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只希望这些珍贵的活化石能更长久地存在于蔚蓝的天空之下。
客家建筑：凝固的“土楼回响”
1921年，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在家乡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作为具有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的侨领，他希望创办的厦门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因此建校之初在建筑设计上也突出中西融汇、别出心裁。但由于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年代，建筑还停留在传统的风格样式，没有哪个能工巧匠会按设计图纸施工建造。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匠说他会建造要求承建大学。别无选择之下，陈嘉庚先生只好答应了。塾料，这位工匠可真有一套绝技，很快将拱斗升飞、玻璃窗户、中西合璧的厦门大学校舍建筑得形神兼备，既具有祖国传统建筑艺术特色，又素雅实用，立刻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工匠，他还运用巧妙技艺制成嘉庚橡胶公司商标的一只大钟，此钟连着一条长链，各个部件活动灵巧，犹如铁质，实乃选用一根整木镂空而成，通身不用一根钉子，观者无不称奇。陈嘉庚异常喜欢，亲自送红包，表示奖励。后来，还想请其去南洋，主持建造公司大厦和“嘉庚街”。但因其父不愿他漂洋过海、离家远去而作罢。他的名声骤然大振，成为远近闻名的建筑大师。他，就是上杭县稔田人刘心法，上杭优秀建筑工匠的杰出代表。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客家建筑就是凝固的客家音乐。客家建筑最负盛名的是以永定圆土楼为代表的客家土楼，可惜像永定土楼那样的圆土楼在上杭并不多见，上杭的土楼是典型的方楼。也许是因为有了所谓美国卫星拍摄误将土楼认作核设施的轰动效应，也许人们对圆土楼的好奇，总之以方楼为代表的客家建筑只能委屈地退而求次。其实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就永定和上杭来说，在永定置县之前永定是属于上杭管辖的，两地在语言、民风民俗上也多有相同。上杭没有圆土楼是否可以认为上杭因为开发更早更具开放性呢，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上杭客家虽然与圆土楼擦肩而过，但却拥有极为丰富的客家建筑艺术和建筑技能，为上杭在当代获得“建筑之乡”殊荣奠定了基础。上杭建筑与客家先民的历史同在，当他们在上杭立足之后，便将中原的建筑艺术带到了这里，并且在生产生活中适应南方的居住特点，形成了典型的客家建筑风格。所以现在欣赏客家建筑的时候，会发现在许多地方与中原建筑是极其相似的，但又有很多不同，而这个不同就是客家建筑的魅力所在。
客家先民在定居之前一直过着颠沛游离的动荡生活，对“安居乐业”有更深刻的体会。当他们在上杭安定下来后，首先想到的是置田买地，起屋造宅，而且当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时候，就要将住宅建造得富丽堂皇、雕梁画栋，颇有中原遗风之意。在中都镇有一座宛如宫殿的存耕堂，它背山面水，坐南朝北，五进六横，鳞次栉比，十分壮观，是客家传统方楼的突出典型。这座始建于清乾隆中期（1736——1795年间）的古建筑，面积达1.3万平方米，有180个房间，9个大厅，18个天井，称作“九厅十八井”，历经十三年花费白银9万多两建成。在它的正门前有一宽大的门坪，可驻车马，坪前有口片月形的池塘，坪旁有口石栏杆的水井。它的正屋第一进是围墙，一幅高大的石门框，镶嵌其中，威仪凛然；第二进为下堂，也是石门框，左右配以固定的嵌字对联，文曰：“存心淡泊为君子；耕稼畔歌效古人”。第三进为宽敞的中堂，其厅面可配设十六桌客席，屏风正面高悬一块木匾，上书笔锋遒劲的“存耕堂”三字。长柱上的一副对联，别有意味：“存其好心，养其廉洁？耕者让畔，行者讴歌。”壁间独存一副木刻对联：“和善之家，必有余庆；资富能训，惟以永年。”这是嘉庆进士、客家七大诗人之一、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宋湘真迹。大厅二旁为回厅（即厢房），为会客之用。在右回厅楼壁上，曾用毛笔写有“某年某月某日太平天国康王在此驻宿”字样，因此在存耕堂后裔中也流下了“吾家曾记驻康王，墨迹斑斑尚在墙”之诗句。第四进为两层楼房，最后一进为一整排四个四扇三间的三层楼房，站在这楼房的天井里抬头仰望，只能一线洞天。在五进正屋左右两房，各有三排横屋，从内向外，从高到低井然有序。每进正屋与每排横屋之间，都有天井。在这些天井院落之间，栽有奇花异草，一年四季花枝摇曳，清香扑鼻；内外屋檐全部砌上石条，整个院落春深如许，墨香飘然。在存耕堂建造后的二百多年间，原本农商之家的何姓家族却走出了5名秀才、2名廪生和1名举人。这座客家古建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名震四方，1994年由著名导演吴子牛执导的《赤魂青山》曾在此取景，后人更是有络绎不绝的人们前来探访宣传。
同样是在中都，还有一座中国式的“比萨斜塔”，它就是云霄阁。游人从宽阔的公路上走来，在田背村水口会惊奇地发现在山凹平地间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斜塔，远远望去，似有摇摇欲堕之感，不免使人惊心动魄。然而，据专家考证这座云霄阁自建立起就是一座斜塔，它属于外斜内正的建筑结构，就是说看上去塔是倾斜的，但从内部结构上来看墙是直的，柱是直的，屏风是直的，神龛也是挺直的，连一扇扇窗门，也开关自如，丝丝入扣，一点也没有斜的样子。它始建于明嘉靖（1522——1566）年间，共七层，下三层堆大石为基，泥木结构，呈四方形。第三层起转八角形，其上全属用木头架设，檩椽交错，结构精致，顶棚、窗棂、神龛上，分别绘有龙凤图案，刻有花鸟浮雕，整座塔占地近400平方米，塔身高20米左右。近五百年来，风风雨雨，它一直岿然不动。这座浑然天成的斜塔是客家精湛建筑技艺的一个有力见证。
民居土楼、水口庙宇楼阁在上杭客家都是十分常见的客家建筑，但是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们硬是将平常之物赋予了艺术的灵魂，成为后人吟诵赞叹的文物瑰宝。在民居土楼中，像存耕堂一样呈“九厅十八井，穿心走马楼”宏大结构的客家方楼在各乡镇都有典型的代表，其主人大都为沿汀江航道外出经商致富的客家精英，建筑时间大抵为清，规模比大多数圆土楼大而宽敞，屋内建筑精巧，雕刻图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是客家古建筑成熟期的杰作。而像云霄阁一样著名的还有蛟洋文昌阁。这座因毛泽东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的客家古建筑，在盛名之下掩盖了建筑本来的奇妙本质。它占地6000多平方米，高21.33米，始建于清乾隆六年，历13年方建成，是宝塔式与宫殿式相结合的建筑，阁外观为六层，内实为五层，阁左侧是天后宫，右侧是五谷殿，后有镇水亭、回龙桥，形成一个雄伟壮丽的建筑群。最为奇独的是主体建筑，下部砖木结构，顶部木构架，中承柱倒悬挑结构，属国内罕见。城区的孔庙，或称文庙，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建于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占地8713平方米。正中为大成殿，为重檐歇山顶，抬梁穿斗式混合构架，正厅立雕龙石柱，梁悬历代所奉匾额，殿前石阶有大块的龙凤浮雕。整座庙宇以大成殿为主体，左右后方还有名宦祠、乡贤祠及戟门、津门、棂星门、明伦堂、崇圣祠、尊经阁、四斋五祠等，是壮观巍峨、金碧辉煌的建筑群体，被人称之为“古建堪称孤例、宫体殿式臻造致”。这座福建省保存最完好的孔庙，还以殿内冬暖夏凉、从不结蛛网而令人称奇。
上杭的客家人还是建桥筑坝的高手。早在宋代，上杭人民就在宽阔的汀江上筑起了百米石桥，创下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立功者是乐清(今浙江省乐清县)进士侯庭训，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升为福建按察司佥事，分巡漳南道并驻上杭。那时，上杭城地处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通要冲，东南临汀江，由漳州到道署，非摆渡过汀江不可。一遇大水，则无法摆渡，两岸交通遂中断。于是侯庭训决心建一座横跨汀江的大桥，并上报福建布政使司，言利弊，提出建议：用河税节余请工人炸石运料，发动百姓献工、献料以解决建桥所需人力、财力等问题。核准动工兴建后，历时不到一年，于嘉靖十九年在县城东门潭头渡口建成有19个石桥墩、36间复道式亭屋的青龙桥。此为有史以来汀江上第一座大桥。青龙桥的建成不仅便于汀江两岸人们来往，而且沟通上杭与漳州的联系。人们把此桥与蔡襄筑洛阳桥相比。虽此桥建成后仅18年就在洪灾中毁于一旦，但这座汀江上的第一座大桥却永远载入了青史。当青龙桥被冲毁之后，侯庭训并不甘愿，于次年，他又倡议在阳明门复修以45条船、2条铁索(共重2250公斤)联起来的浮桥，方便两岸行人。此为后话。另外还有一种桥，称水口桥，既是交通所需，又是风水之物。在蓝溪镇的曹田村水口的一座东溪拱桥在当地家喻户晓。据《上杭县志》（民国）载：“东溪水口原有五福桥，计五驳，护以栏干，以右五显庙，左福田宫而名，洪水桥破，行人裹足。清嘉庆中，别用石板建此拱桥，为半环形，高五丈许，广九丈许，光绪初建魁星阁于上镇压之。”桥上建阁，这恐怕在全国也不多见吧。至于筑坝，更是上杭古人的拿手好戏。上杭属丘陵地带，山势连绵，水流落差巨大，沿溪涧居住的客家先民注重风水，都会在村口（水口）筑坝蓄水，以减缓流速、储积水量，使水流不至于一泻而去。这些筑成的水坝十分坚固，能够阻挡几十年一遇的洪水。因为南方在春夏之交是较为漫长的一个雨季，每逢大雨溪水迅速高涨，来势凶猛，若非坚固水坝容易摧毁，所以这种情形锤炼了一批专门从事筑坝的人才。比如在我的家乡院田村就有五座古水坝，除风水之用外，还承载着引水灌溉、防火、生活之功能，那些水坝不仅美观实用，而且与居民结下了相沫与共的情谊。
在古建筑中值得一提的是各姓氏的宗祠。宗祠的建立始于宋朝，客家人对宗祠有着天然的感情和热爱，认为宗祠是海内外族人的根之所在，脐带之所系，血统之所承地。作为客家族都，宗祠在上杭客家遍地开花，几百座宗祠分布在城乡山村，形成客家地区的古建奇观。最负盛名的当数位于稔田镇官田村的李氏大宗祠。宗祠又称惇叙堂，为祀奉李氏客家始祖李火德的宗祠，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它占地面积5600多平方米，共有大厅3栋，客厅26间，住房104间，大小计130间，属古典式祠堂，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周围青砖砌墙，成“回”字形。正面设有五进大门，正中大门用灰青条石砌成的牌坊式门楼，牌坊上竖着一块长方型石板，刻有道光皇帝恩赐的“恩荣”二字，其下横梁上刻有“李氏大宗祠”五个大字，两旁石柱上刻着“丞相将军府，忠臣孝子门”的对联，门卜上则刻着“登祠思祖德，入庙念宗功”的对联。另外四进大门，东西两边各二进，内厢为圆大门，外厢为耳大门，左右两厢对称，一字排开，甚为壮观。三堂周围墙垣用厚大火砖砌实坚固，墙基起脚用大石窖深三尺，前坪宽展，坪外有池，池上有墙。整座宗祠呈“蜘蛛结网”结构，被称为“龙真局整，水绕山环，顺局紧严，无以逾此”。这座在客家李氏裔孙中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精妙宗祠，现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其实，在太拔乡的院田村还有一座祀奉李火德胞兄李木德的宗祠，其建筑也十分精致宏大，可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被无知地拆除，留下了千古遗憾。像这样被拆除的宗祠或古建筑还有许多，作为客家后裔保护这些古建筑的责任也愈来愈沉重。
无论如何，我们的先人是伟大的。这些深居山村、远离中原的客家人民凭着自身智慧和勤劳，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如今，每当看到那些依然耸立在高楼大厦间的历史珍品，我们仍旧怦然心动，为我们的祖先自豪，为我们的历史陶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