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西城枣林街胡同甲2号家中，
母亲十月怀胎，生下了我，送我来到这个缤纷灿烂的世界。在我的世界里，母亲陪伴我25年，我却未能为她送终。如今，我的世界已进入第88个年头，而母亲的世界，
只有44个年头。
在漫长的没有母亲的岁月里，每当想起母亲短暂而苦难
的一生，我心如刀割。
1916年，母亲生于山西太原南肖墙。“九一八”事变后，随外公、外婆迁来北京天桥，转学到某女中上学。当营长的外公驻守在长城外，听说在塞外战场阵亡。外婆信佛，曾是一位大家闺秀。母亲没有兄弟姐妹，有三个舅舅，在太原做古董生意，但也很少来往。
1935年初，女中毕业的母亲嫁给北大毕业的父亲。从此相夫教子，甘当一辈子家庭主妇，跟着父亲走南闯北。
母亲比父亲小九岁。原来，太奶在1928年去世之前，已经给父亲订了未婚妻，是汉口老中医的女儿高小姐。
1930年，爷爷失业，奶奶生病。父亲就在北大毕业的前一年，去山东和天津教书，挣钱养家。从此，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员。
为了治奶奶的病，二叔娶了已来北京的高小姐。三年后奶奶病逝。
1934年，因涉嫌抗日学潮，父亲被学校解聘，回到家中。
所以1935年初，父亲才娶了小九岁的母亲（当年父亲28岁，二叔27岁，二婶26岁，母亲最小，才19岁）。
母亲当家后，二叔、二婶带着大姐和大哥离开了北平，回汉口创办了培文女中。因宣传抗日，被当局查封。
武汉沦陷前，二叔、二婶带着四个孩子逃难贵州，展转落户重庆。从此以后，我家就和二叔家拉开了差距。最后，二叔家彻底翻身，我家却落入深渊（此乃后话）。
“七七”事变后，父亲本想把家搬到南京去，逃出即将沦陷的北平。但是，因为爷爷病重，未能成行。北平沦陷后，父亲也失业了。
第二年，爷爷病逝了。我已3岁，母亲生了二弟，我家陷入了困境。不久，南京沦陷，六爷和七爷两家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再迁重庆。
爷爷生前已将父亲托付胞弟七爷，七爷责无旁贷，写信叫父亲去南京照看七爷的房产，说是“收拾残烬，亦可勉维生活”，“不要死守北平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局势已稳定下来。七爷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覃师范在伪陆军总参任次长，介绍父亲去伪军委会当少校处员。
这一年，母亲又生了大妹妹。父亲正为去留不定纠结，无奈横下一条心，瞒着母亲，忍痛把生下三天的妹妹抱走，送进法国天主堂的西什库育婴堂。母亲发觉以后，哭着喊着跟父亲要孩子，闹了好几天。后来，母亲一想起我那可怜的妹妹，就泪流满面，不知她是否还活在人间。
为此，拖到秋天，父亲才去南京，覃师范介绍的差事已另用他人。军委会庶务科正要找一个会办文牍的中校处员，父亲就去干了一年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介绍人覃师范调走，上级就把父亲裁减下来了。有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谁也没想到，七爷及其老友的好心关照，竟给父亲的后半生埋下了祸根，这一段历史就成了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罪状。
1941年，我六岁时，母亲带着我和二弟，离开了北平的枣林街，来到南京。
父亲没有去住七爷的房子，在珠江路租了一间平瓦房。房东是一位胖老太太，是个大嗓门的热心肠人，说一口地道的南京话。我们相处得就像是一家人，母亲生三弟时，就是胖老太太给起的名。
1942年，六爷的老友贺子才托人介绍，父亲到国立师范学院教了四年书，一家人这才安顿下来。
这一年，我开始上学念书了。一年级、二年级…，日子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这样一家四口的小日子，多么淳朴和舒适，又多么短暂和珍贵。这是我家人口最少的两年，父母能应付得了，也是母亲短暂而痛苦的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
父亲爱好京戏，他有一把京胡，闲时常一个人自拉自唱。母亲很聪明，不知何时，也学会唱一两段，真是夫唱妇随。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的一两个朋友来家，父母和他们一起，照着戏谱，排练了全套的“红鬃烈马（武家坡）”，好不热闹。
后来有了三弟、四弟，自得其乐的日子就逐渐结束了。抗战的后两年，我家两次下乡、搬了几次家，真是穷搬家、越搬越穷。
1944年的夏天，学院开支有困难。一位名叫祝汉铭的学生介绍父亲利用暑假去乡下给几名学生补习功课。于是，全家就搬到江北的六合县新集镇去住了几个月。不久，全家又搬了回来。没想到珠江路的胖老太太在我们刚走不几天就去世了，房子让她的一个亲戚卖了，给她办了后事。师范学院就设法在清凉山找了一间房让我们全家住了下来，父亲还接着在师范学院上课，我转学上了清凉山4号的明德义务小学三年级，二弟也开始上学了。
那时我家常常揭不开锅，有几个师范的学生看到我家有困难，就从乡下带些粮米来接济我们，父亲为此时常叹息:“此生无以为报”。
父母都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全指望父亲教书那点微薄的薪水，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我家每月总有几天断炊，母亲就束手无策了。母亲的学生气早磨炼没了，摊上这样的命运，只好逆来顺受、任劳任怨了。其实母亲也能吃苦，但是也谈不上会过日子。尤其孩子越生越多，日子就越过越紧，身体也就越来越差。
日本投降以后，七爷、七奶回到南京。父亲完璧归赵，如数向七爷交清了周公馆的房产。原来，父亲刚来南京不久，就找到给七爷看房子的刘木匠，这房子也是他承建的。父亲按照七爷的吩咐，清点了全部房产，委托刘木匠继续看管，有事要给父亲打招呼。父亲即不辜负七爷的嘱托，又加强了刘木匠的责任，而且自己也落得一身轻松，迟早还是去教他的书。父亲不愿多事更张，所以母亲对此毫不知情。
接收大员们回来后，师范学院改为第一临时中学。父亲继续教了一个学期，就被解聘了。师范学院的沈涤生老师，在新成立的私立石城中学当教务主任，介绍父亲去石城中学教史地，虽然远点，但薪水稍高些。父亲到石城以后，我也跟着在石城稀里糊涂地念了两年半初中。
父亲拗不过七爷，为了顾及七爷的面子，全家终于搬进了周公馆。不过，没有和七奶住一个院，而是住在后院大门北侧的一个车库里。车库很大，光里边的休息室就足够五口人住的了，外边是可以停两辆车的库眼，没有车可停，就成了我家的大厨房了。
住房的安排，显然是七奶精心策划的。那时南京的房子很紧缺，房租贵得惊人，好一点的当然租出去。我家这样的穷亲戚，有个房能白住就不错了。其实我家也租不起房子了。有七爷的照顾，偏安于寄人篱下，全家才免遭沦落街头之苦。
七爷病逝以后，七奶越发不待见失业的父亲和六口人的穷家，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还赖在周公馆何时是个头啊！
1949年7月，东北教育部招聘团来上海招聘教师。父亲早就想离开七奶的周公馆，去一个新的环境，求得一份温饱。于是，就托在《新民晚报》社工作的光楣姑妈联系报名了。
去东北的人分三批走，第一批9月，第二批12月，第三批过年3月，规定必须到上海集合再出发。光楣姑妈建议早点来上海住几天，姑妈想见见没见过面的大嫂，以后再相聚就不容易了。但是父亲不明就里，不好意思拖这一大堆孩子到上海妹妹家打扰。
由于对东北的冬天无知，认为第一批走太仓促，选择第二批走。没想到这个决定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全家人一步步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毫无准备地迈入了严酷的北国之冬。
11月，全家离开高门楼，来到下关火车站。但是母亲快要生孩子了。原来以为到东北再生还来得及，这一折腾怕在路上发生危险，母亲坚持要生完再走。
父亲考虑赶第三批还来得及，于是给光楣姑妈发了电报，改第三批走。全家人就在邑江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商量对策。父母不愿意再回到高门楼，于是就去石城中学的后院找了一间空房，决定暂住两三个月，迎接二妹的降生。
这时天气已经冷了，屋里生了个炭火炉，还是不暖和。母亲又累又冻又着急，到年底就生下了二妹孝玲。一看是个女孩，全家都高兴。母亲虽很虚弱，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生个女儿是母亲多年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就这样，全家在南京又过了一个冬天。
1950年3月，我家终于离开了南京，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到此刻，一切还算顺利。全家人高高兴兴，盼望即将见到六奶一家，看看神秘的大上海，即将奔向东北老解放区的新家。
危险正悄悄地降临，不甘失败的国民党从舟山群岛起飞的轰炸机已经飞临南京地区空域。空袭警报拉响后，开往上海的火车正好驶入镇江附近的隧道，火车在隧道内待避了近20个小时。警报解除后，火车才离开镇江。
这可把我们坑苦了。光楣姑妈和招聘团的负责人在上海北站找站长联系，足足等了一天一夜，眼看第三批就要出发，真把人急死了。
当南京的火车迟迟到达上海北站时，对面站台开往北京的火车已晚点待发。
光楣姑妈和姑父看着我们下了车，大毛、二毛、三毛、四毛，母亲怀里还抱着一个，唉呀！这么多孩子。光楣姑妈牵着三毛，姑父抱着四毛，一大群人赶快跑，绕过了站台，把我们塞上了对面火车的车厢。光楣姑妈和姑父只说了声“到东北马上来信啊”，父亲把行李票往光楣姑妈手上一塞，托姑妈再办转运，火车就开动了。
我们匆匆告别了光楣姑妈和姑父。母亲和小两岁的光楣姑妈是初次见面，没想到竟是此生唯一的一面，都没能说上一句话。我们没有见到六奶，连上海什么样也没看上一眼，就离开了南方，踏上了北国人生之旅。
在南京下关车站托运的行李：全家几年来铺盖的棉絮，暂时不穿的旧衣服，日用的锅碗瓢盆，孩子们的玩具和破烂，还有父亲的书报资料，家里的像片和来往信件等。虽然没啥值钱的东西，都是一家人过日子不可缺少的。可是这些行李都没有跟上来，据说在遭遇轰炸时都散失了。
南京大轰炸的目标是下关的发电厂和火车站，从南京站后发的火车也遭到了轰炸，其中就有我家待发上海的行李。
光楣姑妈天天去车站打听，以便尽快把行李转运东北。快一个月了，终于找到了这些行李。姑妈打开一看，已遭到雨水的浸泡，全都长霉了，味道刺鼻难闻，没办法再用了。只好检出一些像片晒干保管，其它全都扔到垃圾箱了。
晚上火车到了天津，要换第二天去东北的车，我们就在站前广场坐了一夜，天气很冷，我们把衣服全穿上还是冷。听说东北更冷，母亲真害怕再往前走了。
母亲对去东北一直是很消极的，于是就哀求父亲还是回北平吧。父亲对北平不感兴趣，只推说没有可投靠的人了。我听了就插问母亲，“不是还有个姨妈吗”。母亲这时才告诉我，“她哪里是姨妈，她是妈妈的同学呀”。我这才知道，外婆只有母亲一个女儿啊。父母就不再往下说了。
果然，我们一出山海关，就看见了白雪皑皑的关东大地，火车越走就越觉得冻脚。
到沈阳下车后，有人接我们到北陵接待站住下，全家人都冻病了，接待站的同志看我们可怜，找领导汇报，借了一些棉大衣和军用毛毯，后来也不要我们还了。
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把父亲分配到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教育厅又分配父亲到长春市女中。于是我们全家就经过吉林来到长春，结束了这次狼狈的逃难式的旅行。
到东北后，父亲分配到长春市女中教学，全家在严寒的长春定居下来。
女中的老师有不少是新来的，大都住在合江路十七号（后来改为浙江路十五号）的一座小楼里。每家都分给南北两间屋，中间隔着一条走廊。我家七口人分给了靠西山墙的最后两间。紧挨着我家隔壁的两间屋，住着孙老师夫妻俩和十三岁的养女亚男。
这栋二层小楼原来是伪满一家小医院留下的旧房子，木楼梯和木地板，脚踩上去就嘎吱嘎吱响个不停。后院的锅炉已锈蚀多年，所以屋里的暖气片都是凉的，又冰手又占地方。
每家都在北屋生了个煤炉，炉筒子穿过走廊，再从南屋的窗户穿出去。用水要到楼下的门厅去打，那里有个自来水龙头，周围冻满了冰，家家都要准备个水缸装水。
我家走廊尽头原来有个储藏柜，柜子的上边和天棚通着，天棚上面还有个百页气窗，西北风夹着雪花一直往里贯。
屋子里的山墙上全是霜，南、北、西共四扇窗户，窗玻璃上冻满了厚厚的冰。晴天太阳出来一晒，朝南窗玻璃上的冰就融化成水，流到了地板上。透过窗户上融化的冰洞，可以看见外面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
大人孩子就在这冷宫里又冻了两个月，过了“五一”，天气才逐渐转暖。
学校的总务科找来两个长凳和一块大门板，搭起了一个大板床，上面铺上一个大棉门帘子。又找来了一张单人学生课桌和一个小长方凳，桌面和凳面上满是刻痕。桌面还是斜的，吃饭时，桌上只能放两个菜碗，其它的碗只能拿在手里。
煤炉和炉筒子是公家发的，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旧锅碗瓢盆。那时还是供给制，母亲用公家配给的布和棉花，再添一些旧料，做了一床半新的大棉被，这才是屋子里最耀眼的东西。
1951年春，父亲调到长春市第一高中任教。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父亲也雄心勃勃地打算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施展抱负，贡献出自己所学到的知识。
来东北以后，家里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难。解放初期，教师享受供给制，学校按家庭人口供给口粮和生活必需品。1951年，开始实行工分制，父亲的工资是280分，在教职员的工资中，这是最高的了。工分制实行了五年，1956年，父亲的工资折合为人民币（初版）56元。
母亲已疾病缠身，还要瞒着人，到西大营去给空军洗衣服，挣点零花钱，用来看病吃药，添置日用必需品。母亲还经常趁天不亮到邮局对面伤兵医院的食堂后门，检一些剩饭剩菜回来，给孩子们改善改善生活。
来东北的这一年，我已经十五岁了，下边有二弟、三弟、四弟和二妹。
靠父亲教书的那点薪水养活一个七口之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家里更是什么也添不上。
第二年，二妹不到3岁就夭折了。年末，又生了五弟。
母亲盼着我和二弟早点出去挣钱，一是多少能寄点钱给母亲治病，二是家里也少两张嘴吃饭。
我连续两年没有在家里住了。我和二弟先后住校，家里住的不那么挤了。
1953年，和父亲一起从女中调到一高的袁老师调九台县一中当校长，带去汪老师、马老师和父亲三位骨干老师，充实那里的师资力量。
父亲两地生活，家里就剩下母亲和三弟、四弟、五弟。
1954年6月，我从电校毕业，分配到沈阳工作，离开了长春。11月，母亲又生了六弟。
1956年，二弟也从电校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
自从离开家以后，我就不大关心家里的事情了。所以，我并不知道，父亲的命运这几年大起大落，已经走下坡路了。
1955年8月，在肃反运动中，父亲被九台一中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公安局。公安局两次上报批捕，但均未获准，父亲被无端拘留了八个月。父亲在九台的遭遇，我几乎毫无所知。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在肃反运动中，受左倾思潮的影响，群众有过激行为，九台一中和公安局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难以完全避免，是可以理解的。
据我对父亲脾性的了解，他确实有些自以为是，自视清高，说起马列主义，他也是一套一套的，看不起工农干部，得罪了不该得罪的领导，甚至激起民愤。
据说他在一高时，就当着同事说过一些“奇谈怪论”，例如他说：“东风压倒西风是毛主席引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时，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他污蔑领袖。
还有人说他不写教案，上课乱讲，不配当老师。他就和人较劲儿，越发不写教案，还说写教案是小儿科，不屑一顾，这又得罪了一大片。因此，不排除有人藉运动之机对他打击报复。
在运动中，父亲认为是别人整他，吃软不吃硬。最后，被逼瞎编乱供，还和揪他的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又添了个破坏运动的罪名。
一直到1958年3月，九台县委五人小组才对父亲的历史问题，作了甄别审查。结论如下：
“1、该人于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华北政府筹备委员会办事员，作收发文件工作。
2、1940年6月至1942年3月，该人先后任汪伪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少校处员和中校课员等职，并作收发文件和管理4名勤务兵的工作。
3、该人已于1950年将其上述反动职务和活动作了交代，在肃反运动中又作了补充交待（指其海外关系），并未发现隐瞒重要情节。根据政策界限第七条规定精神，不再以反革命分子处理。”
经过甄别，除了那两条不够限的历史问题，其它都是态度问题。正是这些和肃反无关的问题，压倒了已有结论的历史问题。
九台一中和公安局无视甄别结论，一方面，不告知本人和家属，一方面，坚持错误做法，于1958年7月开除其公职，交长春市街道按反革命分子加以管制，从而断绝了全家生活的经济来源。
为了孤立袁校长，九台一中同时还开除了有历史问题的汪老师和马老师，达到了九台一中排外的目的。其中汪老师回长春后，恢复了公职，办了离休。
父亲被开除后，他无处申辩，逢人就说他不是反革命，充其量是不革命。可怜的母亲不知道详情，只是躺在病床上咽苦水。
一个在旧社会历尽苦难的家庭，刚得到新社会的一点温暖，就被打入另册，成了极左路线的牺牲品。
一大家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靠我和二弟微薄的接济维持半饱的生活。贫病交加中的母亲又遇雪上加霜。
从那时开始，厄运降临我家，并波及所有亲属。在厄运中，母亲和小妹先后病逝。
一九六○年三月，在来东北的第十个年头，母亲终于撒手人寰。时年四十四岁。事后，三弟来信说：“母亲死于肺气肿不治”。小妹（1961年3岁）也在半年后病死。
1962年，父亲预感再有运动，在劫难逃。想在有生之年，见见不在身边的亲人，看看他们的处境如何，交待交待后事。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二叔，七七事变时分手，至今已25年。二叔远在重庆，见一面谈何容易。三弟买好长春到北京的火车票，父亲到开原中途下车，来我家住了一晚，然后再继续前行到北京，二弟买了去重庆的车票，一直送他上了去重庆的火车。父亲没有来过重庆，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二叔的学校。二叔、二婶要留父亲住下来休息几天，但是父亲不敢久留，在那个年头谁不怕惹祸上身呢！父亲以“牛鬼蛇神”的身份到处乱跑，实在太冒险了。为二叔、二婶着想，父亲住了两天就往回走了。
父亲回程依然采取接力的方式，这回是轻车熟路了。和二叔二婶一一惜别，盼望还会有再见面的一天。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多次被揪、挨打、抄家，又遭了五年非人的折磨，终于没能熬到云开日出的一天。1971年末，因急病送医不收，含冤去世，终年64岁。父亲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连累亲属都成了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子弟，在各方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冤逝者未能昭雪，我家失去的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1969年，二婶不幸患了癌症，病逝于北京，享年60岁。
1972年，我终于见到二叔。我出差到北京，二叔正住在周盈家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孙女京娜。二叔听到父亲不久前已去世，十分后悔的对我说：“1962年看父亲的身体并无大病，以为他还能再活十几年，本打算过一阵要去长春看看的，没想到来不及了”。十年前那次见面竟成了兄弟的永诀了。
三弟自1979年以来多次申诉，经办人均推拖不办。一直到父亲死后15年（1986年），三弟写上访信要求落实政策，九台县委于1986年7月14日才作了复查。复查结论说：
“1958年3月25日，县委五人小组的结论，不再以反革命分子处理合适，后一中又加重处理，口头开除其公职欠当。”
“经研究决定，撤销九台县一中1958年7月，对其给予开除公职的处理意见。”
“其历史问题，仍维持县委五人小组，1958年3月25日，不再以反革命分子处理的意见不变。”
九台一中的处理如下：
“周××同志：你父落实政策遗属补助于1986年12月17日拨到九台一中，望见信速来（带单位介绍信和手戳），如不领，年终结帐上缴。”
“×××同志落实政策补发安葬费 200.00元 抚恤金 450.00元”
九台一中财会室（财务专用章）1986.12.21经手人刘丽
降临我家的厄运，到此宣告结束。父母和小妹三条人命和周家人损失的一切，仅仅弥补了650元。
※ ※ ※
八十八年前，也就是母亲生我的那一年，年初，父亲和母亲结婚，二叔和二婶离开北平去了汉口。从此一别，各奔西东，再也未能相聚。
当年父亲28岁，二叔27岁，二婶26岁，母亲19岁。1960年母亲44岁病逝。1969年二婶60岁病逝。1971年父亲64岁病逝。1996年二叔在北京无疾而终，享年88岁。
遗憾的是父母亲年纪不大，也并非患了不治之症，本不该那么早病逝。尤其母亲，把她的阳寿都给了我们兄弟六个，自己却在贫病交加中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如果母亲健康地多活几年，三个女儿都不致夭折。也许都能活到七老八十。这是母亲一生的愿望。
祝逝去的父母叔婶和弟弟妹妹在天堂幸福快乐，阿门！
2022.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