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人性的一部好书一一
《红杉树下》的价值延伸
文／于建宁（江苏)
很少沉下心来读一本书，43万多字厚厚的一部陈德民所著长篇小说《红杉树下》，花了3天多时间仔细读完，其间，别的事情难于顾及。
这本书吸引人之处在故事感人，情节跌宕，人物的命运扣人心弦。书中描写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的1974年，十年动乱即将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接近尾声，一群南京中学生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的所作所为。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端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形成运动规模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在声势浩大的政策鼓动下，知识青年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穷乡僻壤，新奇之后便是失望，生活上饥寒交迫，劳动耕作的疲累辛苦，岁月人生的消磨蹉跎——人生又能几度几何？被社会边缘化的他们，前途渺茫，收入微薄，没有计划粮，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身负“插子”的世俗偏见，社会地位的低下——几经折腾，数千万知青涉及其父母家庭颇有上当受骗之感，请愿回城的浪潮一波波地遍及全国，其广度及深度空前绝后，乃至激起一场“四五”运动，影响了历史走向，曾经的“红卫兵”“红小兵”，这些追随者们终于忍无可忍向最高权威发起了挑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黯然收场。
知青运动风风雨雨二十多年，当年的知青业已古稀之年，但与共和国磨难同步的个人遭遇，已经形成刻骨铭心的记忆。与“上山下乡”应运而生的知青小说，更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是个写者多、产出亦多的题材，共同的经历造就了一大批知青作家，“伤痕”“血泪”之类的形容词汇铺天盖地。知青小说风行一时，因为圈外人很少介入，知青写知青的先天缺陷不可克服，杜绝了向其他更宽广的领域延伸，以致于这一类的创作题材日益自闭而老旧，如今距离“文革”结束后又一个三十多年，业已经被贴上抱残守缺的标签。
在写知青题材的作家中，陈德民却是个另类，他不曾做过知青，只是小时候接触过下乡的南京知青。他在《后记》里写道：“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邻村来了一个女知青，无论穿着打扮，还是长相气质，都让我这个在农村出生的孩子感到她与众不同。当时心想，这个白白胖胖又高挑漂亮的城市姐姐为什么守着大城市的荣华不享，偏要跑到农村来当社员受苦受累呢？”当然，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岂可懂得知青下乡的一掬辛酸泪水。
长大成人之后，陈德民却敢于触碰知青题材，而且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把一群知青写活了：无论他们的生活、劳动、为人处事等外在表现，还是他们的心理活动、内在情感均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敢写，在于他的认真执着的硬汉子个性；写得出彩，又在他文字表现能力的过人之处。
我与陈德民先生相识已经20年，知晓他博闻广记、治学严谨、知识功底扎实，且阅历丰厚，置身过好几种行业，文笔也优美干净。多年来，他创作勤奋且著述甚丰，具有多样化表现才能，是不可多得的一位“三栖”作家、评论家和诗人。世上的作家多出于医生和记者等群体，在于这些人的职业直面人类的生存状况。陈德民做过党报编辑记者，他既具有出生耕读人家的文学底蕴，又有着辞职创业的深切人生体验，在把握时代脉络和写作能力之上远远强过那些体制内的光吃草、不出奶的空头作家。因此《红杉树下》的创作，陈德民有他的深沉思考。
陈德民对《红杉树下》的创作基调与以往耽于反思、追悔、自我体验的陈旧知青小说不同，做过党报记者和出版人的他能以更为冷静客观的视角，从更高的层面表现一个时代触感的张力和人类的有机生态，能审慎考量每个知青个体形态，所以长篇小说《红杉树下》里描写的知青运动和上山下乡的生活，体现的是全方位的整体把握。
在陈德民看来：一味地揭露谴责社会某个侧面的伤疤如何地丑恶，并不能全面地反映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托尔斯泰揭露上层贵族阶层腐朽堕落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只是抗法战争的一个侧面，并非视角广阔的俄罗斯民族的全民抗敌。因此他审视“文革”“知青”等现实存在的眼光高人一着，他做到了以客观冷静的创作状态从容地体现一本书的文本价值，即：人物真诚、生活真切，故事真实——他向来都是一个做人做事都很认真的人，并且拥有俗套作家所不具备的高超表现笔法。
天命之年的陈德民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创作实践和匠心磨砺，笔力炉火纯青，因而《红杉树下》小说的文本架构张合有序。本书《引子》部分别具一格，从私生女寻父，父女两人之间的对话起笔，埋下生父何以成为“负心郎”伏笔，叙事的悬念环环相扣，往事不堪回首但疮疤还是要揭开，如何地夫妻分离、骨肉离散?男主角又如何再婚离婚?头绪繁杂到仅仅一席恳谈说不清楚，爱女情怀使得父亲只有冷静下来，一一例证解释当年的所作所为，如何如何？35年未曾谋面的父女，误会和委屈，痛苦加泪水，真真切切，写作的难度极其地大，但陈德民处理得老道从容，张弛有度。全书36个章节均围绕这个以“我”第一人称的主线展开，而又以旁观者的第三人称叙述，人物情节复杂但又在书中叙述清晰得体，使得读者能在书读的明白的同时，又能享受故事的精彩和文字的精妙。可不，集体户里从南京几所中学来的10个知青每个人都在他的笔下面目鲜明，既有群体活动的整体表现，又有每一个同学的个性化动态，场景、细节、心态、民俗、会话、文艺宣传、民谣大调等等农村生活的形形色色，有条不紊地从容展现，悬念一层层地开闭张合，人物的境遇与结局令人印象深刻，令人捧起书来难以释卷且感慨万千。
自古以来南京即繁华锦绣之地，而上山下乡运动把未成年的中学生们从这座大都市里、从父母温暖呵护之下抛进“老少边穷”的异地他乡。10位十七八岁的青少年辗转两天的车程来到苏鲁交界处马陵山下的一座贫困的小山村。眼望山清水秀、身处田园牧歌，但一腔胸怀抱负却又不能当饭吃，对底层社会的缺乏认知，还要头顶着“接受再教育”的枷锁，缺少独立生活的能力却要突然脱离父母的怀抱，这一群孩子劳作生活在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只能以“艰难”二字形容。他们尚未成年，却要独立生活，柴米油盐姜醋茶，加之缺吃少穿，一年到头以地瓜干玉米面充饥，破衣烂衫，一身跳蚤，两手血泡，“侉”“蛮”冲突，生活习惯的差异，必然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城乡落差。其中的女孩子们更是弱者，无以承受的劳累与贫困使得她们分外珍惜来自异性的帮助，精神的困苦则更需求情感上的依托。尤其女主角文澜，一个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父亲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子女反倒被作为“黑五类”监督改造，她自身的精神上压力何以解脱？在生活的绝境中，来自同班男生郑东杰伸出的援手，在生活和生产上的热诚扶助，在男女同学之间难免碰擦出情感的火花。在这偏僻贫困的小山村，在一棵象征爱情的红杉树下，这一对男生与女生，把对生活的苦闷彷惶置换成对爱情的向往，沉溺于肉体的欢娱。其他的同学何尝不以谈恋爱、处朋友聊解农耕生活的贫困乏味？青春的涌动，怀孕的悲怆，还有多余者的追求和暗算，也有频频发生的三角关系，如:郑东杰与文澜以及许明松之间、章艳与弹棉匠（赵树森）以及春柳之间——手握知青的生存控制权，生产队长赵刚便能强奸并霸占了10人中岁数最小的年方16岁的乔琳，两人相差19岁，尽管乔琳为他生育了一个女儿，在“改革开放”之后，两人还是由于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而无法在一起生活。
小说的主人翁郑东杰，意蕴争做东方杰出人才，为人正气，在校时做过班长，下乡后和文澜同在一个集体户，当10人的集体户分为两个各5人的集体户的时候，两人又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兴修水利“出河工”爆破土石方，郑东杰被炸伤，紧跟着文澜又感染风寒，友情在陌地远乡的互相照应互相依赖之中必然升华成爱情。小山村没有通电，漫长难熬的晚间，两人有了一次的男欢女爱，一旦越轨开了头，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那又是个禁欲的时代，计划生育内年龄限段（两人年龄相加59岁以上）谈恋爱还得偷偷摸摸，何况文澜还未婚先孕。临产之前，郑东杰谎称爷爷车祸受伤，文澜则称母亲病重，利用回家过年的档期请假三个月，躲到邻县的亲戚家，在那里，文澜产下一个男婴，分娩之后忍痛送了人。
“老插们”的苦处，小到从蚊虫跳蚤的叮咬，大到没有吃商品粮的户口身份，社会上的不平等，无处安身立命的绝望，合理的生理需要却被视作违法，所经历的苦痛一篇篇地道来真是如歌如泣。我当兵时在辽宁凤城县医院参加抢救过一个引产的女知青，一个7个多月已经成型的胎儿，活生生地被从母亲肚子里拽出来引发产妇大出血，一时生命垂危——那是个变态的年代，女知青的境遇尤为悲惨。对《红杉树下》的阅读随着书中情节的层层推进，倍觉女主角文澜确实值得同情。
陈德民的文学功底深厚，对文字的驾驭能力亦强，在《红杉树下》这部小说中，针对男女主角的爱情，时空跨度三十多年的分离，他借用大量的信物，如：红杉树、鹅卵石、两封被退回的挂号信——描写郑东杰和文澜这一对苦命恋人的悲情传奇，郑东杰的爱情尤其热切而又深沉，尽管他追妻无望之下在母亲的逼迫下，曾经另外娶妻，但婚后实在丢不下心里积压的情感块垒而离异。他的再婚，也造成文澜与之绝情，拒不见面的主因，而事实偏偏又与文澜接到的绝望信息相反，郑东杰并没有始乱终弃，事由在情敌许明松的告密使坏，他往苏北知青点寄过去的平信被扣押毁弃，寄出的挂号信又被贴签退还。误会重重，灵肉分离。孤苦伶仃的文澜因父亲平反回城，两人同在一个南京城，但司令家宅深如海，文澜父母和小舅子又以为郑东杰是一个花心萝卜，使得他天天前来省军区大院也怎么也进不了大门。经过十多年的苦苦追寻，郑东杰仍不甘心命运的拨弄，为了给自己给文澜找回儿子，他又费时10年跑遍半个中国，终于在广东番禺与失散十多年的儿子父子重逢。儿子在他的资助下学成回国，事业有为。哥哥赶来远东书局的茶社与妹妹相逢。在女儿的促成下，夫妻团圆和母子团圆竟然在文澜病危弥留之一瞬间完成。此时，文澜的生命已经风干脆裂，突如其来的喜讯冲击，悲喜交加的激情，病房里头的场景极具人性情愫和人道的魅力，一时催人泪下——人生的命运竟然如此地大开大合传命夺魂！但此书读起来并不觉得突兀而合乎情理。因为有正义战胜邪恶的主因，由悲剧向喜剧结果的凄美转身，一切预料皆为多余，这其实是作者向往真善美的创作旨意。所以，一部好的小说反映出的不在原生态的生活，更在体现作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给人以希望，催人奋进，这便是《红杉树下》的主旋律。
知青文学发韧三十多年，或控诉，或赞美，在我看来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段值得整个国家亲历者和后来者反思的一段历史，命运不同，视角不同各说各话，但有一点谁也不可否认，作为下乡知青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在那些个年头，参军、上大学、留城、返城能开后门的才是令人羡慕的社会宠儿。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学生，其中有一半还是初中生，未成年的半大孩子们冷不丁地被抛进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漩涡，接受说辞辉煌实则效果却众说纷纭的＂再教育＂，痛苦与磨难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益处？他们能接受到什么好的教育？干农活吗？那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像农民那样生活？更是对文明生活方式的倒退？他们从中怎么去认识社会：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独立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又缺乏起码的社会和生活经验，这不是过早地让他们接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吗？所谓“青春无悔”，真乃阿Q们的自我解嘲。当我们看到，许多青少年到农村去本质变坏了，学来的不是贫下中农的淳朴善良，而是学“二流子”的偷懒耍刁，学村霸的欺诈蛮横，恃强欺弱，变成村里的流氓痞子。还有跟房东家的女孩子扯不干净，玩弄女性不负责任，一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的歌曲针对就是这样的人。陈德民的小说向我们解释了何以才是“负心郎”？通过对郑东杰的人物遭遇，着力张扬人性的善良和人伦的正气。这也正是一个作家应有的道德守成，咏唱正气与正义感的责任担当。
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正逢一年一度的“读书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已经沉溺于网络游戏和快餐式的视听享受，读书节里读好书，《红杉树下》直面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本追求美好，发现美好，向往美好，能让今天的人们从暗淡中看到光明，在窒息之中舒畅氧气，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好书。谢谢作家陈德民的勤奋和努力。
于建宁 1980年代毕业于南京大学作家班，江苏作家，著作颇丰。省级机关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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