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0 16:51:18 来自: 阿修(借汝之光，得见光明)
Party Ideologies in America, 1828-1996的评论 3 来到美国之前，我怀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在中国越演越烈的左右之争，可以在美国看到反面。大家争归争，也有对话、妥协与相互体谅，庶几可以为模范。说实话，这个愿望也符合我们传统上认为美国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淡薄的看法。但是到美国之后，我觉得美国的左右对彼此的区分还是看的蛮认真的。有好几个民主党教授在茶余饭后的聊天中表示共和党人世界观有问题。而FOX电视台也不是省油的灯，上面的嘉宾发言人也大有汉贼不两立的风范（当然，我也知道这恐怕也许是由于我狭小的生活圈子所造成的。据我所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们私交都很不错）。
拿这次大选来说，罗姆尼和奥巴马的主要政见分歧就是税收问题。奥巴马要增税，罗姆尼要减税。从近二十年的美国经济史来看，共和党所持的经济保守主义立场并不一定能站住脚，比方说，在富人的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较高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要强劲得多（当然，也不能说经济增长是增税的结果，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很复杂，不能做简单推定）。在当前美国国债与赤字高居不下的时候（财政悬崖），还要减税，其经济必要性是值得考量的。因此，罗姆尼还要坚持这种主张的话，恐怕就不简单是经济学的差别了。而支持罗姆尼减税主张的，又不仅仅是富人。如果不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是很难说得通的。
那么，美国的政党意识形态色彩到底是重还是轻呢？Julia Azari是这边系里的助理教授，专攻美国宪法，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来到美国，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请人荐书），Party Ideologies in America, 1828-1996。
对意识形态型政党，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合众国的政党”一章中称之为大党，是这么定义的：“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倚靠思想胜于倚靠人的政党。” 托克维尔当时的观察是：“美国有过几个大党，但今已不复存在。”这个看法，基本上被以后的政治分析家们所继承，成为传统。
但John Gerring并不同意这种传统观点，他在这本书中分析了八种过去认为导致美国没有意识形态政党的因素。
一、党内争斗（Intra-party Strife）：传统观点认为，美国的政党是那种全民党（catch all party）。党内的异质成分很多，这些异质成分各有各的政见，这种政见分歧足以消弭政党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Gerring认为，如果跟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比起来，美国政党内部的派别分歧其实是不严重的。而且从美国政党史来看，在两党争斗的时候，每一方都很注意内部的团结。
二、利益驱动（Interests)：有种说法是，政党的行动受到其支持者及本身利害计算的绝对影响，价值观与信仰什么的，只是表皮，由此美国政党实际上是没有意识形态的。Gerring反驳道——当然，选民肯定有自己的利益，政党要回应这些利益，但是这些利益又是怎么表达的呢？它们不是以case by case的方式出现在政治诉求舞台上的，而是以意识形态总原则总方针的方式出现的。比方说在税收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得不是具体的税率，而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自由还是平等”。Gerring引用了美国知名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的一句话来说明他的观点：“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受其利益还是理念驱动？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人们对利益有理念。”
三、Diffuse Membership ：传统观点是，美国的政党成员资格松散，谁想当党员谁就是党员。在这么一群松散的党员身上，要找出共性和坚定的信仰，是比较困难的，因此美国政党意识形态色彩不浓。Gerring说，那是因为这种观点没有区分普通党员和政党积极分子（所谓政党精英）。如果我们观察政党全国代表大会那些人，就会发现他们意识形态色彩很浓，而这批精英对政党的影响要比普通成员大很多。这些积极分子可以通过财政、后勤或策略手段来制约各自政党的领头人物。比方说罗姆尼，他在当马萨诸塞州州长的时候，除了推行全民医保之外，还支持枪支管制、合法堕胎和环保运动，并不是明显的保守派，但是在竞选过程中，他讲出“47%”这种话，明显是向其党内铁杆分子示好。
四、两党政治（Two Party Politics)：迪韦尔热定律说明，在两党制中，每一党都力争靠拢中位选民。传统认识认为，由于这个原因，两党要比多党来的温和的多（多党制中容易出现极端党派）。Gerring并没有从正面反对迪韦尔热定律，而是从侧面迂回了。他说，如果从极端政见的存在量上来说，确实，多党制要比两党制来的更意识形态。但是如果从政争的激烈态度上看，则并非如此。在比例代表制下，各相邻政党之间的政见差异是较小的，而且容易组成联合政府分一杯政府的羹，在这种情况下，各政党在竞选之中的关系实际上是非零和的。但在多数选举制中，两党则处于零和状态，一党之所失则为另一党之所得。尤其是，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很彻底的国家，总统在相当程度上要独立于议会，而总统职位只有一个，这就是所谓二桃杀三士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爆发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
五、没有一党主政（Absence of Party Government）：传统观点认为，当一党有机会全面主导国家管理的时候（就像英国议会中的多数党组成内阁，从而将立法、行政权都控制在一党手中），该党就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付诸实施了。但是Gerring认为，情况并非尽然如此。当一个政党能够完全控制国家机器的时候，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责任都一目了然，它不存在推诿的余地。这反而使得它可能不那么死板的推行意识形态化的政策，而是要因地制宜灵活考虑。相反，当政党不完全控制国家机器的时候，它们倒是可以推行意识形态化的政策，如果该项政策成功，那么功劳归自己，如果政策失败，那么可以推说是反对党的阻挠导致。
六、附庸关系（Patronage ）。美国政治中有没有附庸关系色彩？有，比如政治家族现象。传统上认为，附庸关系只能削弱党的团结和党的组织，在这种私人关系的集合中，一个政党很难依靠意识形态诉求来进行组织和活动。Gerring在这里举了一大堆反例，说冰岛、以色列、意大利、希腊和印度，其政党内附庸关系都很明显，但是意识形态色彩也特别浓。德国和瑞典倒是没有附庸关系，但其政治最讲究中庸、和谐。所以附庸关系和意识形态两个因素之间的联系，要看个案。Gerring认为，在美国，由于选举规模大，选民众多，吸引选民主要还是靠意识形态。
七、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思潮（Absence of Socialism）。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思潮，这被许多人看做美国没有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标志。因为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通常都是意识形式系谱中重要的环节。虽然民主党是美国政治生活中较左的一支，但是它远远不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提并论（最大的分歧就是民主党并不主张国有化）。这样，传统观点将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视为共享一系列自由价值观的bourgeois政党。Gerring的反驳意见是，虽然民主党没有欧洲社会党那么左，但是共和党却比欧洲的右翼政党要右啊。比方说英国的保守党在1974年有一个口号：“必须有一个强大到能够保护弱小的政府”。共和党说这种话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八、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Louis Hartz写过一本书，名叫《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在这本书中，Hartz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自由主义藤蔓上的政党，其政治理念中许多东西是互通的。Gerring说，不错，共和党和民主党确实共享许多自由主义理念，但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来源实际上远不止自由主义一家。美国政治文化同时呈现出若干矛盾面向：容忍和排外、多元文化和种族主义、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自私自利与道德取向、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进步主义与固守传统、多数主义和少数主义、世俗的和宗教的、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平等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这些分歧都不是虚的。
根据对以上八种因素的分析，Gerring认为，在美国意识形态式微这个说法，并不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