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乡村的“夜壶戏班”

　　沿湖村位于汉江与通顺河的走廊，这里平畴沃土，男耕女织。村里请来个私塾先生教孩子们念书，也出过秀才、举人。但此地人读书似乎不是为了功名，更多是为了明理知行。

　　沿湖村人好唱戏，已成为当地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清道光年间，这里就有戏班和简陋的戏台。

　　始初，这一带流行的是“地花鼓”之类的小戏，一小旦、一小生，随时随地都能开演，既唱传统戏，也可以现编唱词，戏唱到田里的麦子黄。逢过新年，狮子、龙灯、采莲船自不必说，挨家挨户地唱，一直唱到正月十五。

　　花鼓子就是在这一带孕育并发展成熟的一个地方剧种，它是在地花鼓、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成生、旦、丑多角色和声腔齐全的花鼓戏，并一代代家庭式地传承。

　　抗日战争时期，唱戏艺人躲战乱，逃兵荒，保命要紧，哪还能唱戏?

　　1956年底，文化部下发了一个农村文艺活动的通知，号召组织戏班，沿湖戏班请来武汉师傅做导演，以演传统剧目为主。农闲时，赴外地演出一演就是数月。

　　三年自然灾害，饥饿得连命都保不住，哪还能唱戏?

　　“文革”十年，传统剧目是封、资、修，只能演样板戏，哪还能唱戏?

　　70年代上叶，学大寨挖河筑堤，水利任务重，哪还能唱戏?

　　改革开放后，传统戏解禁。由于“大运动”，红卫兵把戏班的行头、道具都焚烧了，重新组织戏班时都要添置。沿湖村委会拿出公积金去买回各类行头，四蟒四袍，刀枪剑戟和乐器。因为唱的是如《薛刚反唐》这样些古装戏，道具、戏服不齐就演不成。这次重建戏班下了血本，花了好几千元。

　　分田到户，戏班里一是农民，二是演员。地里收获后，经过农闲几个月排演，沿湖戏班排出了好几出戏，如小戏《思凡》《打莲湘》《蓝桥会》等；大戏如《王宝钏》《秦香莲》《穆桂英挂帅》等。

　　一到腊月，正式演出时，附近十几里的人都赶来看戏。开场的锣鼓、鞭炮响起，一群鸟儿惊得从树林中扑腾着飞上天去，紧接着是演员“咿咿呀呀”地唱着。平日里寂静的乡村，一下子热闹起来。

　　戏台简陋，垒个土堆，稍加平整，就算是戏台。台上或英姿飒爽、耍枪弄棒、或水袖飘舞、婀娜万千、台下的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看得津津有味。戏到高潮处，无论听懂的、没听懂的，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叫好和掌声。

　　演员在候场的时候都要轮流参与伴奏，敲几下锣，打几声鼓，再跑到戏台上继续演出。演出时，就算是台下只有一个观众，戏也要继续唱下去。人神共乐，没人看有神看。别说是下雨、下雪，就算是“下刀子”也不能落下。一天的演出结束，戏台幕布后就是演员们的临时住所。过去农村夜间演出的时候，用的是“夜壶灯”照明，人们把草根戏班戏称是“夜壶戏班”。

　　进入80年代中后期，老演员年事已高，只好在家看护留守儿童。青年演员纷纷南下打工。沿湖戏班自然就散了，演员被迫改行，哪还能唱戏?

　　自从县里有了专业剧团，农村的戏班子已经很少见了。时下仅存的草根戏班大都活跃在乡间，他们挑着简单的行头，选个土坡用几块编织布搭起简陋的戏台，演出以及吃住便都在此。这些所谓的“角儿”，其实大多数都是些老头、老太，他们在简陋的戏台上舞动长袖，除了微薄的收入，更多的，是为了一份热爱。

　　沿湖村是我的家乡，清明节回乡祭祖，天下着小雨，笼在霏霏细雨中的沿湖村，寂无人声。我撑着伞站在村子前，在怀念已逝的亲人时，也怀想起那个已然远逝的沿湖戏班来，更怀想起那远去的、土生土长的草台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