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面临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为此，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到二十年（1385-1387）四次编行《大诰》，希望用自身理论与御批案例结合的方式，达到教化目的，要求全国上下诵习。
在晓谕【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宗旨的同时，《大诰》也揭示了明朝重典的本来面目。所谓洪武盛世下的芸芸众生，其命运如何，可从《大诰》中窥见一二……
明朝的良民，分为“士、农、工、商”，又称“齐民”。
四民各守其业，不得改行游食。四民之外，则大多世代为贱民。
衙门里的“役”岗，除了库丁、斗级、民壮由齐民担任，余下的皂隶、马快、步快、禁卒、弓兵、仵作、粮差、巡捕等，皆由贱民充任。
PBR技术下的明朝捕快还原图
朱元璋将良贱之间的相处规矩纳进了刑法志中，是为了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扬州府派遣了一名叫宋重八的皂隶，前往高邮州“传递事务”。
高邮州的同知刘牧，在接待宋重八时，不但让他“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还“跪与执结”。
总之，就是刘牧在对待下级小吏时很是尊重。
朱元璋知道后龙颜大怒：服务于官府的低贱奴仆，哪来的资格走正大门、在国道上驾车、坐公家的座位？于是，御批“将同知刘牧，皂隶宋重八，杖断流入云南烟瘴”。
并且，朱元璋把这事写进了《大诰》里，申令再敢有这么干的，主使者杖一百，知情不举报者杖一百。
那要是皂隶（衙差）殴打钦差，又当如何？
《御制大诰·皂隶殴旗军第十七》里，太祖爷有话要训：
苏州府昆山县皂隶朱升一等，不听本县官李均约束，殴打钦差（chāi）旗军，罪至极刑。
差
● chā
失当。
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其此之谓乎?
——《魏书·张普惠传》
● chāi
派遣，衍生为被派遣的人。
一面差人到吴侯处报捷。
——《三国演义》
● cī
限度，界限。
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
——《后汉书》
苏州府昆山县有个叫朱升一的皂隶，不听县长官李均的约束，殴打执行朱元璋旨意的正规在编军人。
依大明律，杀人者绞，伤人者刑。良民杀伤贱民，罪减一等；贱民杀伤良民，罪加一等。朱升一殴打钦差，虽不致死，但仍属“贱犯良”，按大明律应被杖责一百并徒刑三年。
朱元璋却说，要砍脑袋。
对此，他在用以告诫武臣的那一版《大诰》里（《大诰武臣》）作了解释：“若旗军纵有赃私，所司亦当奏闻区处，安可轻视。”
这说明，钦差旗军仗着军功和皇命，在地方上侵渔小民、为祸乡里，朱元璋完全是知情的。
他的逻辑是：军人们跟着他一起打过天下，让他们去地方上收受贿赂，总好过让那些没参与打天下之人去地方上收受贿赂。
（“每日差一个行人出去，有司打送，动辄数百贯钞，这等人，白身在草窠里出来，又无功劳，他却便得了许多东西，因此上都差军官军人，便他得了些东西，也是出过气力的人，却不强似与那白身无功劳的人。”
——《大诰武臣》）
即便这些人有贪赃枉法的问题，也应由地方政府上奏朝廷请求调查处理。朕的钦差旗军，岂能任由低贱的皂隶们随意殴打？
因此，打了人的朱升一，反倒罪大恶极了。何况“吏”这一群体对基层社会盘剥严重，是宋朝以来就有的积习，朱元璋平生深恶痛绝，难保御批之际抱着成见。
他不惜“双标”，施以法外之刑，也要将本罪不至死的朱升一处死，但也同样获得了令人畏惧，从而秩序稳固的效果。
这番有意“误诊”，更是朱元璋在不得教化法门的情况下，强行给人性“灌药”的体现。
几次为《大诰》作的《序》里，朱元璋层层递进地表示：自己始终推行尧舜之治，但当官的不行，当兵的不行，老百姓不行……自己宵衣旰食，已经做得无可挑剔。然而天下人毛病太多，不能体会圣上良苦用心，这才不得不以重典治国。
“圣明天纵”无过太祖，朱升一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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