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创作散论（二）
坚持形象思维
注意逻辑严密
歌词创作，必须坚持形象思维。为什么要用“坚持”一词，因为歌词有说理的功能，有宣传的功能，在实际创作中，我们有些歌词创作者为了达到说理、宣传的效果，直接把要说的“道理”和要宣传的“工作”写出来了，歌词变成了口号，变成了政论，变成了标语，忘记了运用形象思维来创作歌词，这样的歌词一定不是好的歌词。其实，歌词的抒情性是第一位的，叙述性也很重要，而说理只是建立在抒情与叙述之上的。没有叙述，受众不明白你要说什么；没有抒情，受众不会有所感动，不会有所联想，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说理才能说得明白，说得有理，说得让人理解，让人感动。离开了叙述，离开了抒情，任何说理都是苍白的，都是没有基础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
但是，无论是叙述，抒情，说理，都必须通过形象来完成。艺术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形象”。有了形象思维，我们会把很枯燥、很严肃的道理用修辞方法进行形象化、拟人化处理，既让受众享受了形象的美感，又理解了创作者要说的道理。歌词创作通常运用的修辞方法不外乎比喻和拟人。而比喻，本身就是一种形象思维的方法。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其中风、雅、颂是诗体，赋、比、兴为诗法，而比法运用最多。
比喻贵在新颖，重在贴切，最终达到形象生动的艺术效果，我们看一看这首女声独唱《高天上流云》：
高天上流云 有晴也有阴
地面上人 有合也有分
南来北往论什么远和近
一条道儿你和我都是同路人
莫道风尘苦 独木难成林
一人栽下一棵苗
沙滩也能披绿洲
莫怨人情冷 将心来比心
一人添上一根柴
顽石也能炼成金
……
这首歌词的一开始并没有把要说的道理首先摆出来，而是运用了比兴的手法，先从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入手：“高天上流云／有晴也有阴／地面上人／有合也有分”，然后引出要说的道理：“南来北往论什么远和近／一条道儿你和我都是同路人”。有了这样一个开头，再进一步深入阐述：“莫道风尘苦／独木难成林／一人栽下一棵苗／沙滩也能披绿洲／莫怨人情冷／将心来比心／一人添上一根柴／硬石也能炼成金”。在这里，作者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进行说理，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这样既形象、生动，又易懂、好唱，这种手法在好的歌词当中是经常运用的。因此，写歌词切记不要把道理直接说出来，而要尽可能地运用贴切而形象的“比喻”，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我们也不难发现，比和兴，是可以同时运用的，甚至可以合二而一，浑然一体。
无论是比还是兴，重要的是，创作者运用了形象思维的方法，没有形象，何来比喻。要运用好比喻，首先要坚持形象思维，只有养成了形象思维的习惯，才会很好地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方法，进行艺术地“写意造境”，写出形象生动的歌词来。我们不敢想象，离开了形象思维，我们将如何把歌词写好。
当然，坚持形象思维，运用比喻手法，最讲究的是逻辑的严密性，也就是说“以甲物比乙物”，要有内在联系，从性状、功能、作用和对人的影响等方面有内在的联系，不能把两个完全没有内在关系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喻”。我们可以把“火热的心肠”比喻成“春风”或“太阳”，却不能比喻成“木头”或“方便面”，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方面，是不能用来比喻的。当然，“兴”的运用也是这样，歌词的首句说的是“甲物”，而正文出来的“乙物”却是与其毫无关系的什么东西，那是绝对不行的。
歌词严密的逻辑性还表现在段与段、句与句的关系上，表现在内容与主题、体裁与风格上，我们说，离开了严密的逻辑性，歌词将会出现语无伦次的“硬伤”。
除了抒情的歌词经常运用“比兴”的手法，直接说理的歌词也是可以运用“比喻”而使歌词显得更加生动形象的。我们来看看这一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
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气
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才知道那间教室
放飞的是希望
守巢的总是你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才知道那块黑板
写下的是真理
擦去的是功利
这首歌词将叙述、抒情、说理糅合在了一起，准确的叙述，真挚的抒情，严密的逻辑运用了很好的比喻和借代的手法，其中“小鸟”、“放飞希望”、“守巢”、“擦去的是功利”等等，使我们读起来感觉更加生动，更加形象，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理，或者是很功利地宣传老师的光荣和辛苦。
因此，只有坚持了形象思维，讲究逻辑的严密性，我们才能很好地运用“比兴”手法，把歌词写得生动、形象、感人。
意境不可少
真情最重要
意境，是中国艺术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读一首好的诗，看一幅好的画，听一首好的歌，我们会在作品所提供的极其有限的形象中领悟或想象出更深更远更美的东西，会给人更多的联想与思考，这是因为这个有限的形象构成了某种“意境”，具有了“象外之旨”或“弦外之音”。当然，“意境”的“象外之旨”、“弦外之音”还必须依赖人的审美能力、审美情趣和审美想象，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只是一串声音；唐诗宋词对于文盲而言，只是一堆文字；齐白石的画在顽童面前，也只是一团黑墨或者是一纸颜色。
意境是什么？“意”是情和理的统一，“境”是形和神的统一。只有在情、理、形、神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形成“意境”。
比如《白发亲娘》这首歌：“你可是又在村口把我张望／你可是又在窗前把我默想／你的那一根老拐杖／是否又把你带到我离去的地方”。我们读了这四句歌词，眼前自然会出现一位白发母亲站在村口盼望儿子、坐在窗前思念儿子的形象，可以想象到这位母亲盼儿的眼神、手中的拐仗和焦虑的心情，甚至想到我们自己的老母亲。这是一个生动的画面，有形，有神，有情，有理，自然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意境”。有了这样一个意境，再进一步抒发真实而强烈的情感就会更加感人：“娘啊娘啊白发亲娘／儿在天涯你在故乡／黄昏时候晚风已凉／回去吧！我的娘／儿不能为你去添一件衣裳”。这种近似白描的抒情语言因为有了“意境”，才能把身在天涯的儿子思念白发亲娘的情感，表现得那么真实，那么催人泪下。而这几句歌词本身又是一个“意境”，触动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境界。
歌词创作，意境是不可少的。为什么说，一些口号式的、政论式的歌词不是好歌词，就是因为这些歌词没有形象，没有情感，最终没有了“意境”，只剩下空洞的“宣传”和“说教”，不仅不能打动人，甚至会让人产生反感。
学会了形象思维，就能避免空洞的“说理”，但是，运用了形象思维的创作方法，不一定就能创造出很好的“意境”，创作者还必须要有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心灵的真情实感；没有真情的歌词既不能传递形象的神韵，也不能创造出很好的“意境”。虚假，是艺术创作最大的敌人，也是“意境”最大的破坏者。
写歌词，当你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思，也有了一个很具体的形象，具备了创造“意境”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很好很深的生活感受，没有真正到了让你动心动情的时候，你是写不出有“意境”的好歌词的，相反，如果你有了真情实感，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即使你把词写得很直白，很朴素，那歌词同样会有很好的“意境”，会很感人。
比如《战友，你好》这首歌。
亲爱的战友，你好
你在哪里站岗放哨
边关的风很冷
当心冻坏了手脚
雨后的路很滑
留神那坡陡山高
为了万家的欢笑
你担起艰险清贫和辛劳
妈妈知道 故乡知道
我们都知道
这首歌词的语言非常朴素，非常口语，几乎没有什么“文采”，但是，这首歌词有形象，有真情，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真实、非常感人的“意境”。“边关的风很冷／当心冻坏了手脚／雨后的路很滑／留神那坡陡山高”。这是真心叮咛，这是真情表达，因此，我们会被感动，我们会认为这是“好词”，因为，她打动了我们。如果我们用许多“伟大”、“奉献”、“壮丽”、“豪迈”之类的溢美之词或者豪言壮语来写守卫边关的战士，便不会如此打动我们，因为，那样写很空洞，很虚假，当然也不会有很好的意境。
在形与神、情与理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创造“意境”，让人想象，给人回味，是我们歌词创作必不可少的，是“艺术品”与“宣传品”的分水岭。即使是为了某个专题性的宣传活动创作歌词，我们也应该按照歌词创作的这一艺术规律办事，用形、神、情、理创造意境，用意境说理。这一点，最成功的创作是阎肃的《雾里看花》，这首为“打假”活动创作的宣传歌曲，因为遵循了艺术规律，写出了生活的哲理，谁也不能说《雾里看花》不是艺术品；还有刘欢的《从头再来》，这首写“下岗”的歌曲，只字不提“下岗”，完全按照歌词创作的艺术规律，在“意境”的创造中写出了人的尊严与人格的力量，成为了艺术品，被到处传唱。
形象，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单位，只有用形象思维的创作方法，才能捕捉到生活中可以入歌的形象；作曲家为歌词谱曲，也是在你歌词提供的生活中捕捉“音乐形象”。有了形象，才会有“意境”；“意境”的表现形式就是“形象”。
因此，写歌词，不要写标语，不要把歌词当政论。
因此，写歌词，要从形象入手，要善于“创意造境”。（待续）
连载于文化艺术类杂志《百姓文化》
作者简介：
高龙民
国家一级编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南通市戏剧家协会顾问，南通市流行音乐协会顾问，曾任南通市话剧团团长，南通市文联副主席。
早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创作大型话剧、戏曲、广播剧《大青屋》《月到中秋》《长桥酒家》等30部，多次获得省、国家级奖项。导演大型综艺演出20多台。写戏之余，也写写歌词，有《断线风筝》获第二届江苏省音舞节优秀作词奖。出版著作《高龙民戏剧文集》（上下卷）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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