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定义中国

商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末代君主商纣王个人的残暴失德，而是支撑整个商王朝统治的活人祭祀与对外征伐，激发了周边部族的反抗。

最终，相对弱小的周人部落发出了致命一击，完成了革故鼎新的壮举。

纣王的残暴，是商王朝的宗教祭祀的固有习俗，后人对这种血腥传统知之甚少，才会把它归咎于末代君王的性格缺陷。

商朝是我国古代史中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生机勃勃的时代，但为什么会有如此残忍的一面？实际上，在人类不同地区文明的早期阶段，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以人作为祭祀品，取悦神明的习俗，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早期宗教信仰的特征所决定的。

商人安身立命的特长，是游牧和贸易。商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

首先，商王朝堪称上古时期的“基建狂魔”。在暂时保留夏朝的都城二里头的同时，商王朝立刻开工修建了两座全新的中心城市，分别位于今天的河南偃师和郑州，它们都有高大的城墙、宫殿，以及兴旺繁荣的居民住宅区和手工业作坊，寿命都有两百年左右，是商代前期的统治中心。

商民族在迁徙之余，逐渐发明了自己的文字，这套文字不仅用来交流与记事，也被刻在龟甲和其他兽骨上进行占卜，这就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

商人进一步发展了青铜铸造技术，也带来了粟和小麦，让自己的农业作物生产结构，更为均衡多样化。先进的农业和冶炼技术，意味着商朝军队能够拥有碾压对手的兵器，以及支持更多人口和兵员的粮食，所以，商王朝的势力，很快就扩展到了山西和湖北境内。

商人的世界观和宗教道德观非常独特，他们认为，世界是冷酷的，充斥着暴力和不确定因素，自己信奉的鬼神和祖先，只会和自己沟通，它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会随时随意给人类降下灾祸。所以，为了让鬼神和祖先满意，必须频繁开展宗教祭祀活动，以活人作为奉献，才能让它们满意，继续庇佑自己。

王朝的扩张，必然给早期国家带来更多的征战和行政管理工作，所以客观上必须增强王权，让新兴的早期国家如同身之使臂，统一协调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世俗行政管理的王权，也就逐渐压制了代表神权，掌控宗教活动的祭司集团。所以，商代的活人献祭仪式，也逐渐被王室所垄断。可以说，人祭和战争，成了维系商王朝统治和权威的两根支柱，扩张战争带来了更多的俘虏，而源源不断地将俘虏作为献祭的牺牲，则保证了商王朝在统治和战争中继续获得神明和祖先的保佑。

根据《史记》记载，到了第十任商王仲丁统治期间，商朝内部发生了一场旷日已久的内乱，被称为“九世之乱”。最终，第十九任商王盘庚决定，把都城前往殷都，也就是开头我们提到过的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商王朝历史的后半段，也就是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商朝也被称为“殷商”，或“晚商”。

商王朝之所以在存续的五六百年里，能持续保持对外扩张，压制周边部落的势头，主要在于两次重大的技术输入。第一次，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而发生在晚商的第二次技术输入，主角则是战车，就是轻便的双轮马车。

周人的祖先，是当时华夏文明核心地带外围，被视为“野蛮人”的羌民族。证据就是，在传说中，周部落有位女性祖先，称为姜嫄。“姜”这个姓氏原本的含义，就是羌族女性。

商人与周人的文化性格，截然相反。

商人的性格直率冲动，思维灵敏跳跃，行动大胆，对自己有无比的自信。

但周人的性格截然相反，长期作为商朝附庸，在夹缝中生存的他们隐忍含蓄，谨慎小心，注重集体，警惕一切来自外界的变化，总是担心忧患和灾难会不期而至。后来，随着商周之变，周人的这种性格特征，也就变成了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周之变，不仅是中国上古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王朝更迭，更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升级重置。

为了彻底向天下宣布，神明也遗弃了被灭亡的商朝，周公实现了武王的遗愿，拆毁了殷都，并在原有的都城镐京之外，营建了第二个都城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

1963年，在宝鸡，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何尊，上面的铭文里，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我就要居住在这里，这里就是天下的中心”。这也是“中国”这个支撑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尽管它当时的定义，还仅仅只限于西周王朝能够直接统治的河洛与关中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