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周之变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突变，从近到远分别是“卷入全球化之变”、“周秦之变”与“商周之变”。“卷入全球化之变”是指在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中国的大门，让中国不可逆地卷入进了全球化新秩序变革之中，中国内部整个社会运行规律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变，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周秦之变”是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剪灭六国一统天下，秦制社会彻底取代了“封建”社会。中国从此在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在两千余年后武昌起义的枪声中坍塌。“商周之变”是指三千多年前，一场发生在河南的牧野之战，弱小的西周取代了强盛的殷商，从而在中国全面开启了“封建”社会模式。虽然这三次突变对中国都影响甚深甚远，但是追根溯源，“商周之变”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突变，铸就了中华文明的性格基因，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中国才能成为我们现在熟悉的中国。
当然，这一突变来之不易。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王朝，在同时代的西周国眼里那是一座大山，一座难以撼动的大山。殷商王朝的农业生产力、青铜器文明、文字文明、与上天沟通的卜筮文明、手工艺技术水平、交通用具及天文历法，都让周人望尘莫及。即使如此，血腥的压迫、复仇的火焰和对文明的向往，也让西周国君臣下定决心储备力量，放手和殷商王朝一搏。历史给了西周国机会，殷商王室无休止的内部争斗和殷商与东夷胶着的战争[i]，给了西周国千载难逢的机会。西周集结了其他同样遭遇殷商血腥压迫的部落，向殷商发动了闪电偷袭战[ii]，终于在牧野大破商纣王临时凑集的奴隶大军，对殷商王朝进行了釜底抽薪，从此开启了周王朝八百余年的“封建”统治。
新建的西周王朝面对殷商王朝留下来的先进文明遗产，选择了大规模的继承。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写到：“西周的文化大体上是承继殷人的遗产。我们无论从周初的彝器来看，或从《尚书》里面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浩》、《多士》、《多方》、《无逸》、《君奭》那几篇来看，周人自己都承认着是接受了殷人的遗产，而且要以殷先哲王为模范。故从文字结构上看不出差别，在器物形制上看不出差别，甚至如年月日的写法一如欧洲的方式把年放在最后，也看不出差别。殷人用卜，周人也用卜，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周人的甲骨文字而已；谁也不能断定说：周人一定没有。殷人祀天，周人也祀天；殷人祭祖宗，周人也祭祖宗；侯甸男邦采卫是沿用着殷人的体制，所有一切的内服外服也一仍旧贯。除掉因军事胜利的结果，主客易位，把殷人奴化，而建立了一些周人的殖民部落而外，我们所看到的最显著的差异，便是殷人嗜酒，周人严厉禁酒；祭祀时殷人用牲特别多，而周人十分少，如此而已。”因为西周王朝选择对殷商文明的大规模继承，中华文明因此才没有像其他古文明一样被腰斩或被消亡，而是保持了历史和文明的连续性和延展性。又因为西周王朝不是选择对殷商文明进行全面继承和被动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和积极改造，才能诞生出我们现在熟悉的中华文明。
二、鬼神世界与礼仪之邦
殷商王朝崇尚鬼神，崇拜祖先和各种自然之神。殷商国君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因为商人们认为向祖先和各位神灵奉献的祭品越多，祖先和诸神就会越高兴，从而会保佑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且只会保佑献祭者一人。所以，盘庚刚迁都朝歌时，曾召集不满迁都的贵族们进行训诫。告知这些贵族，不要以为他们死去的祖先会保佑他们。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盘庚是献祭者，他们的祖先都是享受盘庚奉献的祭品，所以贵族们的祖先只会帮助盘庚[iii]。盘庚的这番话，体现了商人献祭的思想根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在商王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呈现。不过献祭不要紧，要紧的是殷商王朝崇尚用活人献祭，称之为“人牲”。
关于殷商“人牲”献祭制度，首先在甲骨文里有充分的大量记录。有人做过初步统计，有关人祭的甲骨计1350片、卜辞1992条。祖庚、祖甲时期卜辞记载用人牲为622人，最多一次杀50人。廪辛至文丁时用人牲3205人，一次最多用200人。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次祭祀就直接杀了500个奴隶。从商王盘庚迁都到商纣王亡国，在殷作为国都的273年间，在甲骨文中有数字可查的杀人祭祀的数目竟多达14000余人。商人献祭的方法，也极为野蛮残暴。从甲骨卜文来看，献祭的方法有砍头、活埋、活剐、剁成肉酱、剖腹、火烧等。如果是被俘部落首领遭遇被献祭，他们的头骨上还会被刻下“夷方伯”等字样的铭文。不过商人最喜欢用的还是“卯祭”，就是把被献祭的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进行悬挂。商人还喜欢专门献祭人牲的内脏、鲜血和头颅。除此之外，为了保证祖先和各路神灵能享受到不同风味的祭品，商人还会对人牲进行加工。加工的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目前不能完全确定的是这些被祖先和神灵享用过的祭品，是否会在祭祀典礼后被献祭者分享。不过通过商纣王把周文王姬昌的儿子伯邑考做成肉酱并逼迫其吃下来看，商人在献祭典礼结束后应该是会分享人牲。姬昌也是因为吃了自己儿子的肉，才最终得到了商纣王的认可。因为从商纣王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姬昌已经完全臣服和归化于殷商文明。
其次，随着殷商遗址的考古挖掘，更是直接呈现出了人牲献祭的血腥和残暴。在这些开挖出来的殷商遗址里面，人骨成各种姿态，有身首异处，也有双手被缚，或一手反折背后，还有两手上举过头。挖出来的青铜鼎中，甚至还盛放者被献祭人的头颅。更有甚者，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未成年人，准确的说是有大量的幼童和婴儿。也就是说，殷商献祭，连稚嫩的幼童和婴儿都不会放过。在这里列举两个考古的具体案例：殷墟侯家庄东王陵区共发掘出人牲祭祀坑927个，用人牲3455个。紫荆山制骨器作坊出土的1000余骨料中有一半一上是人骨[iv]。
最后，关于人牲有两个问题：第一，献祭需要大量的人牲，人牲从何而来？第二，商人献祭，为何一定要大量用人牲？
第一个问题学者们早就给出了答案，人牲来自羌人和夷人。殷商王朝地处中原，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不过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西部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西周国，在殷商王朝的眼中，也是“羌”的一员。在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献祭者的一大半。他们是“人牲”的主力军。至于“夷人”，乃是地处山东地区的众部落，因为在殷商王朝东边，故称“东夷”。甲骨文中的“夷”字乃一身材魁梧的大汉腰部佩带一张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可见，东夷地区地势平坦、东夷人身材高大而且善于使用弓箭。东夷人也是人牲的一部分，但是其数量远小于羌人，原因在于东夷一直并未完全臣服于殷商王朝，故而才有殷商对东夷的武力征讨。既然人牲大多数来自于类似西周国这样的羌部落，故而西周国和众多羌部落、东夷部落一直受着殷商王朝的血腥盘剥。他们的生命在殷商王朝看来，同献祭的牛和羊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遭受的各种被献祭的死法，在殷商看来也习以为常，和杀一只鸡和猪也没有任何不同。复仇和激愤的种子，早已经种下，只等有人振臂一呼。
至于第二个问题，何努先生的《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起源与兴衰的背景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恐怖主义策略比较分析》一文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诠释。文章中写到：“商汤灭夏后，尽收有夏之地，新建立起来的商王朝控制着辽阔的疆域。从典型的二里岗文化遗址分布范围来看，商代早期商王朝统治着西起陕西关中、东到鲁西、北至河北藁城、南及湖北江陵的大片疆域。然而商人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了从部落社会到国家社会的飞跃，并且夺取了庞大的王国政权，但实际上他们缺乏成熟的政治统治手段和经验，迫使商王们自然轻车熟驾地选择军事征服与恐怖主义为主要国策，压服被统治的人们。”“商汤在中原的政治舞台刚一粉墨登场，便充分展露出商族的侵略性和恐怖主义的个性。《孟子》说‘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在征葛伯时以及灭夏桀的《汤誓》中，商汤张口闭口就是一副‘不听我话便杀无赦’的恫吓口气。”说到底，面对这块广阔的疆域，殷商王朝并未找到合理的管理与治理办法，统治者并未建立起强大的统治自信心。在面对不断壮大的西羌、东夷和其他部落时，殷商王朝采用了最简单、最粗暴的恐怖主义形式，以期望通过这种血腥的仪式来恫吓其他部落从而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再结合殷商故有的献祭传统，在商人的鬼神世界观里，商人也确实相信通过这种血腥仪式，让祖先和神灵享用了人牲祭品，祖先和神灵就一定能保证他们继续掌控对人牲部落的控制。因为祖先和神灵在拥有过这种祭品之后，也将还想继续拥有。
西周王朝建立后，保留了献祭，他们同样对祖先和神灵十分尊重，但是摒弃了“人牲”。周王朝之所以抛弃“人牲”制度，一方面因为自己是长期的受害者，另一方是周王朝找到了更好的解决办法。相对于殷商王朝松散的部落联盟和部落纳贡体系，周王朝发明了以血亲和宗法为纽带的封建体制。再配合具体到每个城邦的“国野制度”，周王朝建立起了完整的总分管理体制。与此同时，周公旦还精心打造了一套精神层面的“礼法制度”，称之为“周礼”。周礼通过规定礼节，以期望让人们学会忠君爱国，尊老爱幼，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周公期待通过周礼，打造一个和善而有规则的社会。封建制度，国野制度与礼法制度，形成了周王朝治理天下的三驾马车，充分彰显了周王朝统治天下的自信心，彻底抛弃了以“人牲”为代表的血腥恐怖主义治国方式。
虽然周王朝继承了殷商文明中的献祭，但是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变。张宏杰在其著作《中国史简读》中写到：“商代与周代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商代重鬼神，而周代信天命。商代贵族认为，神，或者说上帝，是商族的祖先，因此只保佑商族。神的统治是不可能被人类推翻，所以他们只要好好祭祀，别让天上的祖宗不高兴，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而周代则把上帝从商人的上帝变成了所有人的上帝，从而创造了‘天命’这个说法。···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后，需要为自己的这一行为进行辩护，即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论证。因此《诗经·大雅·文王》里说，‘天命靡常’。···当初商汤因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选中了当了天子。然而商纣胡作非为，已经耗尽了祖先的道德资源。而周人因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实现了改朝换代。因此，周文化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它把人的命运主动权从鬼神的手中夺回，掌握在人的手中。世界上大部分古老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人们沉迷于对上天之主的侍奉之中，一生都在为彼岸世界做准备。···只有中国，从周代起就已经摆脱‘宗教负担’，成为一个致力于现世幸福的‘世俗文化’国家。”所以，《周易》乾卦象辞写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和上天，有了互动联系和关系对应，人不再是神的侍者和奴仆。周王朝带领中国人从血腥的鬼神世界中走了出来，来到了世俗化的礼法世界，从此也铸就了中国人的文明基因之一，更是奠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
三、酒池肉林与勤勉拘谨
西周王朝建立后，不仅摈弃了殷商文明中的“人牲”制度，同时也抛弃了殷商文明的中“奢靡”。殷商文明之所以崇尚奢靡，首先是因为他有着先进而强大的生产力。商人祭祀需要用酒，商人本身自己也好喝酒。而酒是农业的精制品，嗜酒必以农业发达为前提。所以通过酿酒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得知殷商王朝拥有强大的农业生产力和充足的粮食储备。除此以外，就卜辞所见，殷代的牧畜应该还是相当蕃盛的，因为祭祀时所用的牲数很多，每每有多至五百头牛的。而牲类则牛羊犬豕俱有，也有了大牢（牛羊豕）和少牢（羊豕）的名称。用牲的方法也非常繁多[v]。再者，殷商王朝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所以先进而强大的生产力撑起了殷商王朝的“酒池”和“肉林”，开启了殷商文明中的“奢靡”之风。另一方面，商人重视祖先和神灵保佑，轻视统治手段。他们认为侍奉好了祖先和神灵，就可以一劳永逸的统治下去。在这种鬼神世界观的指导下，他们放纵欲望，恣意享受，天天酒池肉林，醉生梦死。殷商王朝时期铸造的大量而精美的青铜器奢侈品，就是这种奢靡文明的特征呈现。
西周王朝之所以抛弃殷商的“奢靡”文明，首先来自于他的苦难文化，更是来自于其落后的生产力。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写到：“周公禁酒确是很厉害的，动辄便要杀人。···周人生于比较硗瘠的西北，不敢把农产品多事浪费，故养成了禁酒的习惯。周人虽以农神后稷为祖，只表示他们尊重农业，并不能作为农业十分发展的根据。···用牲数少，毫无疑问是牧畜业衰颓了的现象。···胜利者周公和成王祭天地祖宗所用的牲体才仅只有这么样一二头的数目，和卜辞动辄四五百头的比较起来，不是有天渊之隔的吗？在《逸周书·世俘篇》里面倒有一二例的牲数用得特别的多：···但周武王之所以能够这样慷慨地用一次，并不表示周人养猪养羊特别地讲究，而是因为用的是殷人的遗产！而且只慷慨了这一次，以后便倒楣了。在历史上只留下了这么空前绝后的一例。”因此周人摈弃“奢靡”，崇尚节俭；杜绝纵欲，主张节制；拒绝血腥残暴，推崇善待他人；轻视恣意张狂，重视勤勉谨慎。
周人继承了殷商的文字、青铜器、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天文历法、卜筮文明，献祭文明等，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汉字、祭祖、道家文化等中华文明特有的基因。但又因为周人摒弃了商人的“人牲”制度和“奢靡”文明并加以改造，才有了今天中华文明中的尊老爱幼、和谐大同、勤俭节约、勤勉谦虚等美德。所以，作为殷商后裔的孔子，一辈子追求克己复礼，复的就是周朝的礼。商周之变，是中华文明的迭代和进化，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一个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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