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布吕克和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两大军事战略传统的其中一脉，有的人把老毛奇和约米尼和施里芬这一支联系到一起，是不够准确的。老毛奇虽然在早年发展出了“战略包围论”，但是随着他对新技术和克劳塞维茨的认识加深，观点出现了转变。他逐渐认识到拿破仑式的快速突入地方境内，对敌军的主力或者关键部队实施运动战、歼灭战，使其遭受毁灭性打击。
这种套路就是约米尼一直倡导的，而且这种思想一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占据主流，发展出了在空战和海战领域的对应物——杜黑的空权论和马汉的海权论，平心而论，我认为时殷弘直接把马汉划作约米尼在海洋领域的对应物是十分不妥的，因为马汉在书的开头花了很大气力论证了商业对于发展海军的好处，并且相应的提出了大量为了长期、可持续、低廉成本运营一支大海军的方法，这是应用经济思维去经营海军，而且对于发展商业也有直接的反哺作用，可以说开军民两用领域的先河。后面就都是讲实际的战例了，这一部分和约米尼的套路差不多，但是你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在正规军作战过程中就是适用的。
马汉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分析海军的战术和装备，而且注重对海军长久建设的经济-海军反哺体系的研究，这是可持续海军的一个重要动力，你看苏联海军，虽然在石油繁荣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搞出来好几条苏式航母，核潜艇一大堆，但是一旦石油萧条，这些武器就养不起了，基辅级里面三条拖到中国做游乐场，一条给韩国拆船公司拆完，基洛夫级里面就剩下一条彼得大帝号仍然留用，纳西莫夫等另外两条刚服役没多久的同级舰1994年就给封存起来，现代级新造的几条全部卖给Sino，等于毛子也就剩下大黑鱼还算像样的，水面舰艇费拉不堪，就从黑海连夜偷走一条库兹涅佐夫，现在还自己玩坏了，彻底没救了，可见财政的衰败对于海军发展的打击有多大。
当然，对于陆战来说，这种约米尼公式就不大适用了，一是对方也都建立起了参谋本部制度，指挥体系和军队组织方式基本趋同；另一方面，在大机动作战过程中对于基层的指挥受到通讯系统联系效能的影响，比如说在施里芬计划里面的第一集团军，他们负责的大迂回最远，但是致命的是他们的司令官的电话坏了，机动模式的电报当时又不算太成熟，而且劳师远征，在整个战线上又得推进得最快，所以最疲劳，正好和总部联系不上了，而且好像出现了法军反包围的态势，所以这一部就就地休整了，这是凡尔登战役失败德俄最主要原因，因为从这一点开始，施里芬计划就破产了。施里芬计划达成的条件，要么是不把人当人看，要么是超出了当时的通讯联系能力，到了闪电战时期就比较容易实现了。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分为意识中的战争和现实战争，而德尔布吕克则将战争分为有限战争（消耗战略）和歼灭战略（约米尼式的寻求主力决战的快速、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时殷弘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把德尔布吕克视作“兰克加上克劳塞维茨”，意思就是德尔布吕克发展和继承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特别是通过研究战史和古代历史得出的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历史。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史学仍然是兰克的方法，但是他们的结论仍然是和德尔布吕克考证的内容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对德尔布吕克作为军事史家是否完全继承或者说延续了兰克的路子是有质疑的， 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时殷弘在书中引证的一个十分优秀的例子。
德尔布吕克之前的史家往往习惯于照搬希罗多德的夸张笔法，有一种说“雅典军队一万人联合盟邦布拉的军队一千人，在半岛东北部的马拉松平原，以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战术，击败了十倍于己的波斯军”，另一种说“参战方兵力：希腊联军总计11000人，波斯军2万人；伤亡情况：希腊联军阵亡192人，波斯军阵亡6400人”，德尔布吕克一下子就产生了质疑，因为他实勘过马拉松平原，那个地方根本不足以容纳什么几十万人，也不到普军一个旅的空间，特别是希罗多德胡诌的时候把波斯大军的总数都编到个位数，什么2641610人，德尔布吕克拿瑞士对阵勃艮第的步兵方阵和普鲁士军队的行军实际情况一验证，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
再一比较马拉松战场的双方，一个是公民兵，另一个是职业军队，德尔布吕克就困惑了，职业军队是整天训练的士兵，而公民兵就是平时生产，根本没有多少训练的平民，这两者打到一起，最后还是这些业余军队胜利了，到底是波斯军不如希腊军质量高呢，还是波斯军队数量远超希腊呢？德尔布吕克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那就是波斯军队不但没有希罗多德扯得那么多，而且很少，至少是寡不敌众的那种程度，这是有过军事经验和知识的专家的sachkritik，德语里的“事实考辨”，也就是对军事史料的批判性考证。
很显然，现在的史学中引证这种“常识”类知识会被普遍的认定为“外行”“不懂门道”，实际上兰克的考证学说已经退化得很厉害了，这种跨时空考证对于很多史家来说竟然是“不可接受”乃至“亵渎学术”的一种行径，而且这种明显的无知与傲慢已经蒙蔽了几十年，直到今天很多教材上仍然流传着这种荒诞不经的希腊军以少胜多的说法，但是却被一众拥趸百般保护，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维护的是真理还是别的一些什么，有一个词叫“既得利益”，这或许能解释他们百般阻挠他人sachkritik，这种既得利益既是荣誉上的（论文发表等），又是心态上的（西化唯希独尊）。
回到克劳塞维茨的继承问题上来，德尔布吕克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生命力旺盛，就在于他做的历史不是死板的掉书袋研究，而是联系实际的，经世致用的，而且他是鲜活的、可证伪的，兰克学派延续至今的那种“传统”，实际上已经大大崩坏了，完全成了孔德逻辑的俘虏，食古不化，做出的结论既不能雅俗共赏，也不能与事实像契合，说了一堆很奇怪的云里雾里的不和逻辑的鬼扯，跟政治史也是越拉越远，那个经典的例子我们就不说了，在事实基本清晰的大背景下，研究一个决策写一篇论文要一年多，而实际上历史中决策者一天就能决策数十件事务，这是绣花，不是搞研究，搞出来的也是自以为美的“孤芳自赏”，跟历史事实没有多大关系，跟现实致用更没多大关系。
我想，德尔布吕克对于一战的精准预判和他的治学都能说明一个极为要紧的事情，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问，不要让他成为一种爬梳故纸堆的匠术，而是成为一种“人的学问”，而不是“把不说人话就当成自己在讲授神话”的学问。这种恶习的根源还是时殷弘批判、但没完全批判透彻的绝对精神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在作祟，时氏是从新实在论和新康德主义角度去批判的，所以虽然从怀疑论角度动摇了绝对精神的根基，但是依旧不能彻底的批判这种思想的弊端，辩证唯物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视角，但是这种视角开辟是要建立在本体论革新的基础上，真正认识到唯物的“物”是什么，是一种将绝对运动抽象为富含运动特质的“物质性”上来，唯此，才能既不耽误考据和细致研究，又能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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