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条年轻的生命没有能够迈入2015年。上海外滩踩踏的发生让我们这个国家最发达的城市以及整个国家一夜之间陷入了巨大的悲哀。年终岁尾，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先后出现严重甚至重大安全事故，北京工地的坍塌、广东佛山工厂的爆炸，人们还没有从这些与喜迎新年的气氛格格不入的悲痛消息中缓过神来，就在新年到来前的最后几分钟，外滩踩踏事故又让上海的公共安全纪录一瞬间归零。
特大城市或人流密集区的公共安全红灯一再亮起，不论每一次事故有着怎样的具体原因，过去一年最后几天把人们从喜悦瞬间带入震惊和悲哀的消息频繁出现都必须引起我们城市管理者以及公众的警觉。判断北京和广东生产事故的原因，在技术层面上要容易得多，而外滩的踩踏事故则毫无疑问地需要更精细更严谨地调查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
谁该为安全事故担责？
虽然如此，面对不同的安全事故时，人们还是有权提出一个相同的要求，那就是必须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既然这些事故——尽管可能全都属于意外，然而没有一起是天灾，每一个事故都有着其具体的发生原因，相应地，也都有着具体的责任人应该被追究。
关于外滩踩踏事故，在问责方面需要明确的是，上海有关部门不能仅仅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人群流动的突然失序。是有人晕倒？有人“撒钱”？还是有持刀者出现或关于持刀者出现的谣言开始在人群中传播？这些似真似假的传言，只是事故发生的激发因素。回看现场，当人群密集度达到那样的地步——人群大规模聚集已经形成并且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底线的安全距离之后，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现场控制疏导，事件发生只是时间点的问题了。
特大型城市应对密集人群的能力需改进
这么说并不是在谴责上海有关管理部门缺乏管理经验或能力。事故发生后人们所谈论的公共安全预警系统，比如告警短信之类，预防事故发生的效果到底怎样是存在疑问的。事实证明，有关部门在外滩已经投入了相当力量试图防止出现人流的过度集中，预防措施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鉴于此，倘若随后的调查结果仅仅将责任归咎于当晚值班或带班的负责人员，这种问责恐怕未必完全公平。需要反思并作出有效改进的是我们所有特大型城市应对密集人群的能力和机制，而这显然无法靠处分一两个官员来实现。
当然，这也绝不是主张不要追究具体人员的责任，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典守者难辞其咎。负有领导责任的领导承担领导责任，这是任何重大事故发生后问责的基本逻辑结果。同时，具体的事件原因也必须尽可能查清，特别是关于有人“撒钱”或者持刀的传言，必须得到澄清。并不只是为了给那几位现在觉得很冤枉的青年洗清责任，老实说，即便踩踏事故不是因为有人“撒钱”引起的，在公共建筑物向下抛撒物品的行为也应该受到批评，而如果这一行为具有制造轰动效果的故意，哪怕没有引起后果或者与引发的后果没有直接关系，也必须受到谴责。因为在特定时间内，这种行为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至于散布有人持刀的谣言——如果最终证明这只是谣言，散布者更是要承担危害公共安全的责任。
归根结底，任何涉及公共安全的事故调查和问责，建立在事实清楚因果关系确定基础上的责任区分，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用简单的谁是坏人、谁懒政不作为、甚至谁素质低之类的道德审判来问责，非但无法告慰逝者安慰家属，也无助于推动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的社会的进步。悲哀和愤怒的情绪很容易相互转化，差别在于悲哀作为事故发生后人们最先出现的情绪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而愤怒则应该在事件调查有了令人信服的结果之后再为公共意见的表达提供力量。
文| 央视特约评论员 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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