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政权的登场与江户幕府的成立（中）

三、丰臣“关白”王权的成立

秀吉关白任官的意义与总无事令

天正十年（1582）年六月本能寺之变后，信长的一部将羽柴秀吉在天王山击败明智光秀。并且得到敕定在大德寺举行了信长的葬礼，宣言自己是信长的后继者。在第二年天正十一年，在贱岳之战中打败织田家宿老柴田胜家，攻陷其居城北庄城。

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同信长的同盟者德川家康联合，对抗秀吉。家康则以秀吉大军为对手，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战胜了秀吉一部。秀吉则避免与家康直接交战，与信雄单独讲和，在天正十三年七月利用五摄家的内部矛盾就任关白。

接受关白宣下，在政治上有着相当大的意义。首先，秀吉通过做上关白站到了主家织田家的子孙的上位，之后，秀吉便不必顾虑信雄与信长嫡男信忠之子织田秀信（笠谷2000）。而且，中国地方的毛利氏、越后上杉氏相继依附，在政治立场上同秀吉拉开了极大差距的家康也丧失了对抗秀吉的名分而服属了秀吉。

依笔者之论，秀吉以关白宣下，成立了丰臣王朝。关白宣下和将军宣下一样，除了是日本的王的即位典礼外不会是其他。旧王朝天皇王朝在通过将自己王朝的以上官职给予新王朝之主来保证其正当性的同时，也寻求新王朝对天皇王朝的保护。

作为这时秀吉做不成将军的理由，虽然可以举出秀吉不是源氏，义昭当时作为在国的将军依然健在等理由，但是已经在信长一节所见的那样，作为朝廷来讲，对“天下人”已有了关白、太政大臣、将军无论何职皆予提供的准备，这便很难认为有着特别的理由在。若是这些官职，无论哪一个都能成为创建新王朝的根据。毋庸赘言，秀吉就任的关白，和至此以来五摄家轮番担任的作为律令国家的令外官的关白职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它意味着政务的全面委任。

在这个时间段，秀吉对现时尚处在战国争乱中的关东、奥羽、九州诸大名下达了“天下总无事”之命令。注意到这个“总无事令”的存在的是藤木久志。藤木通过将一直以来被视作天正十八年发给的几张十二月三日付秀吉直书（译者注：直书（じきしょぢき）一词有二意，一曰亲笔信，二曰直状，为古文书学用语，指本人直接画押，直接将自己意思转达给收信者的书信文件，译者无法核查史料原文，故先不译）比定为天正十五年之物，证明了全国统一前的丰臣政权从基于关白职的“天下之仪”的立场上，将关东、奥羽的战国大名间的战争作为“私之仪”予以封杀的“总无事令”的存在。而且也弄清了于九州秀吉在天正十三年命令大友岛津二氏停战一事。藤木主张秀吉站在关白的立场上命令全国禁止私战，以讨伐不从此命者的姿态实现了全国统一。

对此，虽有着强调秀吉在实际上重视武力统一的观点（藤田2001），就总无事令的存在一点，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同认识。

但是，有必要附加一句，总无事令并非关白职固有的权限。信长没有官职为后盾，便以“对天下、可为大忠候”的调子在九州发布了停战令。信长的权限是从足利王朝=“公仪”处受委的“天下之仪”，秀吉也是以关白任官的形式从天皇王朝处委任“天下之仪”而发布了“总无事”之令。也就是说，信长、秀吉的行动，可以认为都能从自旧王朝的政务委任来予以说明。

高木昭作对丰臣、德川政权在实现国家统治上利用了“国郡制”的框架一点给予了极大评价（高木 1990），但这难道不能认为是在实施太阁检地以前在确定领地区划上的权宜之策么？即便说是“国郡制”，那正也并不是律令制以来的不变之物，而是在各个历史的时间段上都不断的变化着的事物。不过，高木之论提出了在封建权力实现国家统治的情况下，封建制原理以外的思想是必要的这一背景。这个观点通过深入对神国论的研究，认为丰臣、德川政权“不经神国意识形态，便不能维持贯彻其整合性与统治”，将天皇作为神国的“眼前的证明”“慎重地保存、加以管理”（高木1992）。象在欧洲，天主教的圣别仪式是为王的诞生的标志一样，在王朝的创始时，被认定为持有例如宗教那样的“圣”性的存在，可以认为是必要的。对于新王朝来说，旧王朝的存在意义便是保持这样的“圣”性与从旧王朝处全面地承认其“俗”的权限。

游戏中的秀吉

关于太阁、关白二元政权

继信长后的天下人秀吉,以“总无事令”的形式利用关白职的权能，要求战国大名服属。但是，这并不是关白职有着如此现实的力量，只有经过了兵农分离的秀吉的武力才是全国统一的真因，这一点大概是无论谁也能理解的。对于支持丰臣王朝的秀吉部将们而言，秀吉的命令就是一切。

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秀吉将关白职让给甥秀次，这固然是为了实行秀吉在天正十三年有了全国统一的确信时表明的大陆侵略意图的处置，也是在此年因失去了长子阿舍一事而带来的政权后继者的指名。但是秀次是在长久手之战中吃了败仗，被秀吉骂到狗血淋头的存在（岩泽1991），是不存在作为武将的声望的。只不过是因为是秀吉之甥，被秀吉指名为后继者才得以立身的存在。表面上虽是关白任官，其本质乃是丰臣王朝第二代的即位。只是这位二世王，在初代王秀吉健在并依然掌握实际权力的阶段，作为王是没有实力的。在一个尚未传统化了的王朝中，初代王的权威性优越于一切。为此，此时开始丰臣政权也时常开始使用“公仪”这一用语（藤井2000），这是弥补不足以单独为王的秀次权威的脆弱性的措施。

但是关于这个秀次，光就他就任关白职这一点，一直以来给予了相当诡异的评价。例如朝尾直弘就评价道：“但是，只要一度让出了（关白职），以关白为中心的国制机能就被独自地发动了，使人看到了超越太阁权力制御的框架的举动”（朝尾1993）。三鬼清一郎也认为太阁权力担负着封建制的主从制逻辑，关白权力则担负着国制的原理（三鬼1975）。但是，即便在权力的用途上有便宜的分担，实质性的权力在秀吉一边实是明白不过，故这样的论点作为当时的政治局势的说明可以认为并不合适。

而且，批判了此类议论的中野等，也展开了“关白职彻底是同天皇一体的存在”、“权力体系明确地走向了二分化的方向”等将秀吉与秀次的权力视作同级之争的议论（中野1996）。但是，这些议论完全是将秀吉就任的关白职看成了“名副其实”的关白而带来的谬论。足以带来使关白职实现“总无事令”的强制力的是秀吉的武力，秀次没有秀吉的支持便是不能自立的存在。人扫令是以秀次的名义发布的也好，御前帐和国绘图被交于秀次也罢，这些不过是沿袭天皇王朝的原理的便宜措施，在重要的政治局面上秀次无法对抗秀吉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太阁政权的称呼也好，关白政权的称呼也好，只是作为学术上的便利使用的话便没有问题。如若将之理解为名副其实的单个权力体的话，这就着实地偏离了历史的实际情况。秀吉只有在王朝创始阶段同家康的关系上体会到了关白职权威的实效，之后便只是把关白职当作发布总无事令和全国统一的道具而已。要说笔者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那是因为笔者认为继承了虽然走到了即将创建王朝却最终只停留在军事政权上的信长的遗业的秀吉，经过关白宣下这一即位典礼才确实地树立了新王朝。

这一观点，笔者已经在别稿（山本1998）予以阐述，乃是通过对秀吉炮制的东亚统治构想《丰太阁三国处置太早计》的考察得出的结论。这一将后阳成天皇移至北京，辅以关白秀次，日本皇位交给良仁亲王，丰臣秀保、宇喜多秀家任为关白，秀吉本人在暂居北京后，移住明、日本、朝鲜三国之要的场所宁波的计划，其实现的可能性有无姑且不论，秀吉自由地构想天皇与关白之位由谁接替一点是为特征。即秀吉站在了凌驾明显凌驾与天皇位与关白职的位置，已经站出了天皇王朝思维的框架之外。这在客观上只能说明秀吉乃是日本的“王”。

事实上家臣之间，在文禄二年（1593）五月二十五日前田玄以书信（收信者驹井重胜）中已经可见“日本之儀，当 關白ヘ被成御讓候之旨”（《益田孝所藏文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藏影印本）此类的讲法。日本国已经成为了秀吉自由出让的东西。对于秀吉这样的王权，看不到日本传统的王权——朝廷=天皇王朝有什么主体性的动作。朝廷能做到的只是为新王秀吉提供稳固其王权的根据，在丰臣王朝中作为旧王朝求得保护。不，不如说是在战国时代式微到极点的朝廷，通过信长和秀吉，即便是作为旧王朝，也得到了王权体制的重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廷亦是武家王权的命运共同体。

关白职毫无实际的政治意义一点，可从秀次被剥夺关白职，受命自裁后，丰臣家再未出现关白一点得以旁证。对于一度被任关白创造王朝的秀吉而言，关白职已经不是什么必须拥有的东西了。若要推测秀吉的想法的话，大概是在当时既然没有适合担任关白的人选，索性便将关白职一度退还给五摄家，等到儿子丰臣秀赖成人时再任命之便可罢。

但是，虽然说对秀吉本人来说关白职没有必要，为了保证继承者秀赖王朝后继者的地位关白职是必要的。就象信长即便自己辞去官职亦要“以顯職可令讓与嫡男信忠”来让信忠就叙官位那样，作为王权的创始者，必须考虑给继承人以权威。但是因为将关白职让给幼小的秀赖，违背以往的惯例，将会引起公家社会的反制，故而在这个时间段不能实行秀赖的关白任官。这也成为了成立未几的丰臣王权的弱点。

历史上的秀吉

围绕取次制

如果秀吉就任关白时，和五摄家做关白时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秀吉大概就不能称为王了罢。但是，秀吉的施政不受朝廷的政治机构规制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

这样，秀吉建立了怎么样的政治机构呢？一直以来一般都要言及五大老、五奉行制。但是这是政权末期才成立的，五大老拥有实权则是秀吉死后的事，在此之前，是有必要以其他的概念来进行研究的。

笔者曾以丰臣政权的政治机构提及了“取次”制（山本1990）。认为“取次”是“实现了对诸大名的命令传达及使各个大名服属秀吉并予以监护扶助的各种功能，并且这些作用也被正式地承认，期待的政权的最高级构成部分”。

关于这一点虽然受到了几名研究者的批判，但是笔者主张的基本还是得到了承认。例如，最近进行着丰臣政权下的“取次”的取例工作的津野伦明，便弄清了毛利氏等五大老级别的大名亦存在着“取次”。（津野1997）

但是，津野先生取例的对毛利氏“取次”的黑田孝高和蜂须贺家政，被认为是为了将毛利氏束缚在丰臣政权之下的在初期的“取次”，自石田三成得到秀吉信任之后，他们便不在前台登场了。也就是说，在毛利氏服属以前姑且不论，在之后虽然进行着“取次”的行为，但是它已经不能视为政治机构，也不能说是“政权的最高级构成部分”了。笔者之所以将作为政治机构的“取次”予以关注的原因，乃是因为它得到了秀吉权威的支持，在实际上作为政权的中央机构发挥了作用。由于单纯的“取次”行为随处可见，必须敏锐地感受其级别上的差距。

田中诚二则主张因为可以从大名一方来选择“取次”人选，故“取次不是制度，而是惯习”。（田中1992）但是，虽说“取次”行为本身是一种惯习，但是因为将其作为政治机构而发挥功用乃是丰臣政权的特征，故而将其定义为惯习不过是叙述了这一现象的前提而已。象田中阐述的那样，毛利氏通过亲自更换的取次松平信纲的指导，得以“封杀了自下而上的主体性行动”。取次应认为是在正规的幕府老中机构的背面，通过暗中的指导和建议更加直接地实现强制藩遵照幕府的意向的作用的一种制度。

丰臣政权的“取次”机构象津野也承认的一样，逐渐地向石田三成和增田长盛收敛。也就是说，由绝对君主秀吉与其近臣一派施行政治，乃是丰臣政权的特征。但是，在秀吉的阶段，尚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大名德川氏和毛利氏。并且，逐渐地失去了政权主流地位的黑田孝高与蜂须贺家政，则利用与自己一直以来担任的与德川、毛利氏之间“取次”的权限，抬高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就是在各大名家的史料间能够散见各种“取次”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可说在政权起初在统合，使诸大名服属上作为有益的存在的多数“取次”成员，相反地成为了秀吉在贯彻自己意图上的障碍物。

石田三成等“取次”和德川幕府成立后本多正信、本多正纯等“出头人”的作用是大致相当的。这虽是经过战国时代成立的武家政权的统治装置，但通过这样的人脉联系的大名统治的模式，在统合以实力排他性地支配一个个领地的军团——战国大名的阶段，是相当有效的制度。丰臣政权便是拥有着这样原始的政治机构，同天皇王朝不同的全新的王权。

石田三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