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九《纪遗门·遗迹》中说：“古城在黄岩县南二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城上有乔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堰工城也。城东偏有堰工庙。”据此，可见台州黄岩有一人们不大知道的徐偃王城。 1985年温岭(原属黄岩县，明成化五年才分出太平县，即今温岭)文物普查发现，大唐岭南的照洋乡岙里村有高1-2米，宽4-6米的古城基，并发现附近有徐偃王庙。1984年3月，在大唐岭南而温岭琛山乡楼旗村出上一青铜蟠龙大盘，高26厘米，口径61.5厘米，重22.5公斤，夔纹，经鉴定为仿西周之铜器，与1982年绍兴狮子山出土有铭文“徐国”之青铜器及标准“徐器”允儿钟相比较，极为相似，专家认为当是徐器。1990年5月，在距大唐岭一十余里之路桥小人尖出上西周礼、祭器七十余件，青铜器八件。据专家鉴定，这些铜器的年代是距今2500年左右春秋时期。当时的台州土著不可能有能力生产出如此精美的铜器。根据种种史料记载，当时必有一支具有高度文明和强大经济实力的外族迁入，而且极有可能就是徐偃王的后裔。那么徐偃王到底何许人也，为什么会与台州有这么多密不可分的联系呢？ 徐偃王之名见于《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堰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马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赵世家》中亦有相同记述：“徐堰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根据《史记·楚世家》中记载： “文王二年(前688)……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成王挥元年(前671)……使人献于(周)天子，天子赐昨，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灵王)十一年(前530)，以伐徐恐吴。”结合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和司马贞的《史记索引》，推断徐偃王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689到前671之间。 作为春秋时徐国国君，他推崇以德治国，因此深得民心，在位时徐国达到最鼎盛时期。然疏于军备，在当时强调武力生存的时代，必然会遭至灭国的命运。当时徐国居江苏泗洪，有36的小诸侯国奉他为主。 占有淮河地区，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周天子。周天子只好承认徐国兴起这一事实，并“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然而对于周天子来说，徐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徐州地理志》说：“周王闻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左传》里也说道：“使荡侯等围徐。”但是楚国并没有灭徐，只是大败（此时的徐国国君已经不是徐偃王，可能是徐偃王名头太大，声望高，以后的徐国国君仍然打着徐偃王的旗号，招揽逃亡的徐国后裔）。 徐国最后的灭亡见于《水经注》卷八中所述：“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遂灭徐。”即《辞海》：“周敬王八年（前512年12月）为吴国所灭”。亡国后，一批人逃至彭城，大部分逃至浙江。现今，浙江各地都有“徐偃王”的遗迹，但是各地的徐偃王的祠、庙、墓等都是祭祀、纪念性的建筑，并不能说明当时徐国的流亡君主就住在这些地方，唯独台州黄岩有一座徐偃王城，南宋时的地方志以及王象之《舆地纪胜》一书中都有过记载。《万历黄岩县志》中也说道：“又南可五里，有叶、鲍二将军庙，或谓亦偃王之将云。”也增加了“王城”的可信度。 那么为什么要把王城建到黄岩来呢？当时强大的越国占据着杭嘉湖、宁绍平原的大部分地区，而台州还是一片土著，并且沿海岛屿与海岸线犬牙交错的地理环境与他们原来在烘泽湖边上的泗洪非常相近。而把城建在山上就不怕水攻了。 流亡的徐国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大大推进了台州的历史进程。徐国人高度的文明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打破了台州地区原本蛮荒的格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也为以后的东瓯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东瓯国与瓯越人 在徐国人南迁台州二百年以后，这片安详的土地上又迎来了新的移民—闽越人。 和先前徐国人一样，越人也是在战败之后流亡到瓯越。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越王无强在位，国力强盛，越王兴师伐楚。楚威王大败越国，楚兵乘机夺取了吴国原来的大部分领土。 据《越绝书》记载：越王为了加强对吴地的控制，曾分封王族子弟于吴都一带，建立诸侯国。主要有越干王、越摇王、周宋王、上舍君。其中越摇王是最强大的一支，他有一定的兵力，又受到吴地人多数越人的拥戴，在楚国攻打越国的时候，统率越民移民至今台州温州地区定居，与当地的瓯越人建立了闽越国。正如《史记》中记载：“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史记正义》中认为江南海上是：“今台州临海县是也。” 闽越国的疆域包括今浙江省东南以及福建等地。后，秦灭越国后设会稽郡。当地居民全被遣出，越国人流利失所，一部分不愿被秦王暴政奴役的于越人向南逃到瓯越。此时，瓯越地区虽属秦国，被设为闽中郡（公元前222年），却只是名义上的归属。那些越人与闽越人团结在一起，度过了暴秦血腥统治下的漫漫长夜。 公元前209年，闽越人随全国人民一起参与了当时的起义运动。闽越王后裔摇和无诸助汉伐秦灭楚，汉朝将秦时的闽中郡分为闽越国和东瓯国。 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建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在东瓯王国时期，台州的瓯越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牛耕。由于和中原汉人有了极其频繁的交往，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已经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东海王传数世之后，发生了八王之乱，吴王诱闽越和东瓯反汉，汉朝派人向东瓯买吴王首级，于是东瓯王就诱骗吴，刺杀了吴王。东瓯王的反戈一击赢得了朝廷的好感，但却引起了闽越王的不满，闽越王出兵围东瓯，东瓯王因兵力不足向朝廷求救。闽越得知朝廷派兵就引兵退回闽中。东瓯王自知力量微薄，无法对抗闽越的强大攻势，怕其再范，于是请求举国迁往中原。当时的汉武帝接受了这个请求。 当时的东瓯迁数万兵民去了江淮地区，但东瓯国的总人口却在20万以上，因此，可以推断，有很大一部分居民并未随东瓯王举国北迁，这些留在当地的人和当地人融合在一起，世代传承温台两地的历史文化，成为温州和台州人共同的祖先。
古徐国封于大禹治水之后，是古代极有影响的方国之一，历经夏、商、周几个朝代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前后有四十四代国君，徐国所创造的文化在古代有极高的地位。尤其是三十二代国君徐偃王行仁义，重慈惠，去刑事，功及于民，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在沂沭淮泗流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古代思想家荀子把他和仲尼、周公、皋陶、伊尹、禹、汤、舜、尧并到一起，特别是仁义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徐文化对于鲁文化（主要是指儒家学说）、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是独立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之间的淮海文化的源头，对南北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徐偃王志 清·徐时栋 晋世有《徐偃王志》，《博物志》曾引录，后亡佚。徐氏此书亦名为《徐偃王志》，广征博引，严谨考证，对先秦古徐国历史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卷首 徐得国传二千年，几与夏、商、周相终始，将必有左史、右史之记焉。秦燔《诗》、《书》，诸侯史记尤甚，邦国之志，百国春秋，荡无孑遗，可胜悼哉！典午之代，有《徐偃王志》，不知作家。揆厥文义，非出周秦，而亦亡矣。爰溯偃王受姓所由来，以迄其子孙失国，经传史子采而辑之，著其系本，考其都邑、冢茔，记其祠庙之在浙东、西者，而终之以辨难之词，仍厥旧名，勒为卷帙，愧无知官之明，聊避数典之诮，作《徐偃王志》。 ●卷一·记事第一上 邃古之初，有少典氏国焉。少典娶于有蟜，爰产轩辕，是为黄帝，实姬姓。 黄帝元妃嫘祖，产青阳。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厥名曰质，是为少昊，实己姓。 少昊之裔娶帝颛顼之裔女修。女修方织，玄鸟陨卵，取而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氏，曰女华。生大费，是为伯翳，佐禹治水，海外山表，靡远不至，是著《山海经》。逮禹告成功于舜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舜是锡之玄玉，妻之以姚。命之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大费为舜虞能议百物鸟兽，咸若实，始锡为嬴姓。 大费生大廉、若木。大廉玄孙曰中衍，是鸟身而人言，是御夏帝大戊，以及蜚廉。蜚廉生恶来、季胜。恶来有后曰非子，周孝王以封之秦，是为秦祖。传至秦政，是以暴灭周。季胜之裔造父，周穆王赐以赵城，是为赵祖，是其后代晋有国。若木事夏后氏，是始封于徐，是始主淮夷，是与秦、赵同出嬴姓。若木有后曰费昌，生夏桀之世，观乎河上有二日焉。东日殆起，西日将灭，若疾雷之声。乃问冯夷曰：“曷殷曷夏”冯夷曰：“西日夏也，东日殷也。”于是去夏归殷，是为汤御右，以败桀于鸣条。 徐国始封逮商、周，子孙相继，君徐不革，三十二世。当周穆之代，君诞即位。 初，先君宫人有娠，弥月，生而胞不坼，以为不详，弃诸水滨。独孤母有犬鹄仓，猎其所，衔而归，异焉。暖之成儿。先君命取而来，有文在手，曰：“偃”，是君徐国，号曰偃王，为政而行仁义。 穆王六年春，君朝于京师。是时徐戎方偪，天子分东方诸侯，使君主之，是始锡命为伯。君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朱矢。 徐处汉东，地方五百里。既受命天子，乃弛戈甲之备，坠城池之险，修行仁义。被服慈惠，视物如伤，以怀诸侯。诸侯贽玉帛死生之物于我者，三十有六国。是共戴君为王。 于是楚王孙厉谓楚子曰：“汉东诸侯三十六国，胥服徐矣，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偃王有道，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石之投卵也，犹大鱼之吞小鱼也，犹虎之啖豚也，又何疑焉！且夫文不达德，武不任力，乱莫大焉。”楚子曰：“善。” 穆王三十五年，楚人伐我。君曰：“吾闻之也，君子不处危邦，贤者不顾荣禄。吾其去之。”去之彭城，民从之者数万人，居之，是为徐山。 于后君乃之越，过会稽之水，投玉几砚焉。遂老于甬东，既薨，是葬之隐学之山，群臣谥之曰隐王。君将薨，叹曰：“吾赖文德而不修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 初，君娶于姜氏，生宗。及灭于楚，天子闻之大怒，令毛伯迁帅师伐楚，师败之于泲而复徐。后立宗而还越。三百年当惠王之世，是始著于鲁之《春秋》，是为春秋之徐。 ●卷二·记事第一下 惠王九年秋，宋人、齐人、鲁人伐我。 惠王二十年夏，取舒。 襄王七年春，楚人伐我。三月，齐桓公盟诸侯于牡丘，遂次于匡，诸侯之大夫帅师救我。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九月，诸侯归自会。冬十月，及楚师战于娄林，我师败绩。 惠之九年，我有诸侯之师。即成，以女妻齐桓公。及桓公将观兵召陵，使我取舒以通道于楚。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桓公既为牡丘之盟，使大夫援之。师退而楚师至，是以有娄林之败。 襄王八年夏，齐师伐厉。冬十二月，齐侯及诸侯会于淮。 襄王九年春，君会齐侯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
齐管夷吾以闻诸吾君者告桓公。一曰，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卢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二曰，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使，谗贼是舍。有家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兽，无所朝处。不修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众所怨诅，希不灭亡。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獠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乐笑语。式政既?柔，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攻伐，辟犹漏釜，岂能无竭，此亦可谓昔者无道之君矣。三日，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质为臣，不宾事左右。君知则仕，不知则已。若有事，必图国家，遍其发挥。循其祖德，辨其顺逆，推育贤人，谗慝不作。事君有义，使下有礼，贵贱相亲，若兄若弟。忠于国家，上下得体，居处则思义，语言则谋谟。动作则事，居国则富，处军则克，临难据事，虽死不悔。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臣矣。四曰，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臣，委质为臣，宾事左右。执说以进，不蕲亡己，遂进不退，假宠鬻贵。尊其货贿，卑其爵位，进曰辅之，退曰不可，以败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处，以攻贤者。见贤若货，见贱若过，贪于货贿，竞于酒食，不与善人，惟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谗贼与斗，不弥人争，唯趣人诏，湛湎于酒，行义不从，不修先故，变易国常。擅创为令，迷或其君，生夺之政，保贵宠矜。迁损善士，捕援货人，入则乘等，出则党骈，货贿相入，酒食相亲，俱乱其君。君若有过，各奉其身。此亦谓昔者无道之臣。桓公善之。 襄王三十二年冬，君伐莒。 简王二年，吴人伐我。初，楚子重构怨于申公巫臣，巫臣奔晋，子重尽杀其族。巫臣自晋遗之书曰：“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故通吴于晋，教之叛楚，以伐楚与国。我于是乎有吴师，楚子重帅师救我。 简王十二年冬十二月，邾定公卒。君使容居往吊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含。”邾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 景王元年，吴子以我婚于吴，故使公子季札来聘。带宝剑，君色欲之。其年君薨于楚，太子即位。季子既西聘还，过我，脱剑而致之嗣君。从者曰：“此吴国之宝，赠之何也”季子曰：“非赠之也。昔者之来，徐君视吾剑不言。吾视其色欲之，有上国之使，是以未之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而欺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而致之嗣君。君曰：“先君未有命焉，孤不敢受剑。”季子乃带剑于先君之墓树。御者曰：“徐君已死，谁为带乎？”季子曰：“吾心许之矣，不可以君死倍吾心。”卒带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景王七年夏六月，丙午，君会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于申。是时，楚子始会诸侯而无礼，谓宋世子后至，君，吴出也，谓贰于吴，狎君而囚世子焉。中射士谏曰：“合诸侯不可以无礼。”不听，遂止君。既而释之。 景王八年冬，大夫会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景王九年，君使大夫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仪楚逃来。楚人惧我之即吴也，使蘧洩帅师伐我。吴人救我，楚令君子荡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吴人败之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 景王十五年，梦人以未得志于我也，冬十月，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伐我，遂围之。且惧吴也，楚子次于乾谿。以为之援。 景王十六年，夏四月，楚比弑其君于乾谿，五帅解围而去，吴人败诸豫章，获之。 景王十九年春，齐侯伐我。二月丙申，至于蒲隧，及齐平，君会齐侯、郯人、莒人，盟于蒲隧，赂齐侯以甲父之鼎。鲁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怕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谓乎！” 景王二十二年春二月，宋公伐邾，围虫三月取之。夏五月，君及邾人、皃阝人、徐人会宋公。乙亥，同盟于虫。 敬王八年冬十二月，吴人伐我。敬之五年，吴子僚因楚丧，而使其母弟公子掩余、公子烛庸率师伐楚。楚师强，吴师不能退。吴公子光起而争立，享僚而使?设诸杀之。掩余来奔，烛庸奔钟吾。光既立，使我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封之于养，取于城父胡田以与之。光怒，执钟吾子，而帅师伐我。防山以水我。己卯，国亡。我君章羽断其发，携夫人以逆光。光唁君而送之，使迩臣从之，遂适楚。楚沈尹戌帅师救我，弗及。乃城夷，使君处之。
周天子既复徐后，徐，小国也，邻强楚，遂服事之。洎齐桓公将有事于楚，首及与国。会鲁、宋伐徐，徐于是乎著于《春秋》。洎为昏姻，附齐者三十年。齐伯既衰，徐复入楚，终五十年。历顷、匡、定三世，徐无边遽之警。简王之初，寿梦艳巫臣之知，与楚争淮，徐于是乎被吴兵。既成徐而女之，恤其患难，为之伐楚。徐摄两大之间，未敢叛楚也。楚人不道，会狎其君，聘执其臣，徐于是乎舍楚而即吴。齐景有志，代兴慨然。念桓灵之及远，将挞楚先之威徐，是故劳师伐远，于是乎有蒲隧之役。吴人以为淮之西北，齐不足以有之，置焉弗亢。是时楚方迁阴城郏，不在诸侯。徐于是乎可以事吴而少安，而吴卒以篡弑之故，不克歼遗孽以快其欲，而迁怒于徐，而徐亡矣。其始亡也，逮乎后亡，四百五十有余年。始为楚有，惠襄之世，齐人得之而不终。简王以后，吴楚争之，而卒为吴灭，此其大较也。 夏始封徐，迄乎周敬之世，凡四十有余君，享国千六百有余年。 徐之公族子弟，暨其子孙，散居四方，以国为氏，有徐氏，是为嬴之著姓，偃王诸子。以采邑为氏，有封贝氏、取虑氏，其支国封钟离，盖与偃王同灭于楚。鲁昭之世，是为吴有。有钟氏、离氏、钟黎氏、终犁氏。以姓为氏，有嬴氏。其本于徐者，有虫氏，李氏。徐氏十望，其九皆本偃王。其他商人六族，周成王以之赐鲁，有徐氏。淮水之戎，常害周室，是为徐戎，有徐氏。赤狄之种，有徐国，隗姓，以国氏，有徐氏。尧之支裔，灭秦而王，为汉。汉之同姓，有徐氏。黄帝少子禺阳封于任，其裔封薛。薛灭于楚，为薛氏，子孙有徐氏，皆非偃王族类云。
●卷三·世系第二 昔周之王也，立小史之官，是定世系，以辩昭穆。秦并天下，焚弃典籍，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逮汉而有官谱。晋继之作，是有挚虞《族姓昭穆记》。宋、齐之间，谱谍滋广，掌于官府。其后乃竞行奸货，以新易故。易贱而贵，易浊而清。沈约以奏梁武，梁武乃诏儒臣甄别而改定之，是有王僧儒《百家谱》。今皆亡灭，莫可考究。 偃王子孙，散处四方。西汉之季，其裔元泊避王氏之难，是卜居会稽之太末。会稽太末，为今衢州龙游。元泊二十七世孙曰行周，在唐僖、昭之间，是迁今台州天台。宋室南渡，其十七世孙应汉，是始迁鄞。是载其家乘以至是，为北宋《徐氏谱》，以传至今。周秦源流，悉具于牒，荒远渺忽，敢以征信。 《百家谱》著录于隋唐之史，亡于赵宋。而幸徐氏之《表》，具见他说。用相比较，大略不异。乃其似续更详乎我。自偃王上溯，以至始封，夏商之代，无有阙失。夫宗祖遗牒，尚疑周秦，况溯权舆，能无惑哉！今弗敢从，亦弗敢弃，是用图系厥世，迄乎先秦，以存五代之久。 右自偃王至谘，凡二十九世，三十有二人，悉本北宋《徐氏谱》，而附王氏《百家谱》于下方，明其同异，亦颇辨其得失。《唐·表》所云，时复错见；其详则具北宋《徐氏谱》疏证，兹不复赘云。 ●卷四·地理第三 徐国地方五百里，是在今为江苏之徐州，安徽之凤阳，与其泗州。 泗州之北八十里，有古徐城焉。 淮水在其南。 其东南有涞水。 济水迳其北。 其西北有徐陂，历涧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淮。 其北三十二里，则徐君葬焉。是有延陵季子挂剑之台。 淮水西流，濠水自南来注之，是其地为凤阳。其东四里是钟离之故城。钟离，徐所封也。 淮水在其北。 濠水是绕其西南，东而北流入于淮。 钟离在徐城西南，其后为楚有，又其后吴取之。 徐城西北则有取虑之城，是在今徐州睢宁之西。 乌慈水自西来，迳城南又绕其东而北流注于睢水。 睢水在其北，是东流以会泗入于淮。 其东为蒲随，是有蒲如之陂。是地也，徐、齐、郯、莒之所盟也。 又东为娄林，蒲隧在其西，徐城在其西南，是有娄亭，楚人伐徐，于此战之。 徐城之北，是为徐山。是山也，偃王逃战之所栖也。徐人相与群居，是有石室，以祠先王。 徐国南至于淮水，绝淮而西南至于濠水，东北至于泗水，北至于泗水之北，西北至于徐州，淮夷之所错也，徐戎之所接也。后世是以二而一之，而莫知其误。 徐之始亡，偃王北走徐山，后乃至越之甬东。越在今为浙江，甬东，在今定海厅。 定海之东四十里曰翁山，其上多仙人不死之药，大海环之。 偃王之所避地也，是有故城之基。 在宋乾道，耕氓获铜鼎于山下。其旁有耳，其底无足，而有墨，其量容斗。 徐之后亡楚，是城夷以处徐君章禹，是有城父故城，是在今安徽颍州之亳州东南七十里。 氵过水出其北。 夏肥水迳其南，是与氵过水分道，东南流而入于淮。 翁山，偃王之所避地也，居人附益之，以为古迹。 战洋在其阴。 凡定海之东，自金旗以至鼓吹，都五山四十里，皆附于偃王。 会稽之翁洲。 龙游之筑溪。 江山之押衙。 太平之古城。 好事者为之也，盖其余小者甚众，不足记云。 徐地图（略）
●卷五·冢庙第四 由定海航海而西南，是为宁波之鄞，其东南四十有五里，有隐学之山，是实维偃王之墓。 一曰是其初尝居之。 唐代宗之季，王孙浩是来明州，是拓前规，以修王墓。 王之子孙以先王之墓在越，多家于越，是立庙以祀先王，浙是以多王庙。 在杭于潜之西十五里有庙，其南三十里又有之。 杭之东县曰海宁，其西十七里又有之。 嘉兴之秀水有庙，在其县西北，其西新城镇有庙，其北思贤乡又有之。 宁波隐学之山，王葬其所，是有隐学之院。 定海翁山，是偃王所居也，遗城在焉，有庙。 又其一在鼓吹之山。 衢州之龙游，徐为大姓，徐庙是甲于浙中。其南四十里有徐山，一峰卓其东，其下有溪，溪外为庙，庙曰仁惠。 昔唐开元，王孙来官斯土，修而碑之。元和之代，王孙放，是继迹重作，是有韩愈氏之碑。 在宋绍定中，袁甫守衢州，作而新之，请封于朝，是有锡命，封王为灵惠兹仁圣济英烈王，及其夫人曰协济夫人，记而碑之。 爰逮明室，相继改作。其祠礼，县令以正月二十日，用特。《龙游祠祀志》曰：元至正间，毁于火。入明，重建。嘉靖中，毁。隆庆六年，知县涂杰重建。其祀典，县官岁以正月二十日，用特牲。 其东三十五里，则有龙泉之庙。 东华、湖镇、沐尘、锦溪各有支庙，暨其乡隅，亦各有支庙。《龙游祠祀志》曰：东华、湖镇、沐尘、锦溪并有祠，与灵山相埒，它则诸乡禹阝并有之。土人供伏腊，咸于是。 正月二十日，衢人谓是日也王生，是饰羽旄钟鼓之盛，舆其杜神，以登东华之山，以为王寿。 凡在龙游五百有余庙。 自龙游而西南为郡，又西南则有江山之县。县东二十里为渐山，有庙。是其旁有三泉焉，旱则祷之。 其在台之太平，则庙于古城之东，是在其县西北三十有五里。 在寿昌县东长岭有行祠，县西六都有庙，曰大同。 立于无锡者，在其县南二十五里，近庙之山曰庙山。 他如徐杜?奥之二庙，江山县之十余庙，龙游县之别庙，及在僻处者尤多，不可尽考。
●卷六·论说第五 第一，论《路史》说若木君费之妄 《史纪》载舜命益之词曰：“咨尔费”，是以费为伯益之名矣。《竹书纪年》称：“费侯伯益”，是以费为伯益之国矣。两说相歧，莫能定一。罗氏哓哓辨伯益、伯翳为二人，今曰伯翳封费，据《竹书》乎，则合益、翳为一，显与己说矛盾。不据《竹书》乎，则罗氏生赵宋之世，去唐虞远之又远，安从知之然此犹依违之说，不足深诘。而伯益之子若木，则凡在《路史》以前诸书，若《百家谱》、《广韵》、《姓纂》、《唐书》之属，靡不云封徐者，而罗氏忽自立一说，曰若木事夏，袭翳之封，谁告之则必有执《史记》以相难者。《史》曰：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又曰若木玄孙曰费昌。是盖罗氏之所本，夫《史》固以费为名者也，罗氏方以为国，何得反据《史记》且由《史》说观之，费为国名，将无鸟俗亦国名耶实费氏者，是言费氏之所自出，非若木即费氏也。正如楚国芈姓，史明载为周成王封熊绎之日，而《帝系》及《世本》叙陆终之子季连曰”是为芈姓，亦是言芈姓所自出耳。或曰费昌、费仲，若木支子之后，所谓以王父字氏者；或曰即是徐国之君，徐为国名而费为君号，若楚为国名而熊为君号者然；或曰益封费，益子若木封徐，而益他子有袭费封者，费昌、费仲其后也。然年代荒远，不可周知，费之果为国名为人名费昌、费仲果为徐国君为费国君或非国君而为氏费之人皆莫能决，而若木袭费封，则断断乎为罗氏之臆说而无疑也。又按《墨子》云：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或谓蜚廉即大廉，蜚与费通，据此则即从《竹书》，以费为国，其嗣君亦当是大廉，安得漫无考索，而以若木为费君耶！ 第二，论《路史》说夏王封调于徐之妄 若木封徐之说，虽始见于齐、梁以后书，然记载之笔，众口同声，则必有所由本。特书缺有间，无从知其原始耳。今罗氏既辟众说，以若木为费国继统之君，然则安从而有徐国乎于是特地为徐造始封之君曰调，造始封之爵曰伯，造始封之时曰夏，大书特书之曰：“其立于淮者为嬴氏。”按其文义，似所谓调，乃若木之后也者，又似非若木之后也者，又似嬴氏是始于调也者，遁辞游说，真可谓离奇而恍惚矣。而世之妄人为徐氏谱者，遂私造世系，于夏初则大书调名，以为始封之祖。故余每阅徐氏谱，凡有调名者，即弃去弗览。童时作《月湖徐氏家乘》，即已疑之，然不敢辟之，以为泌既作书，岂敢白日梦呓，创立名号因故附载其说于下，乃积十余年而此疑始豁然解也。《水经徐县注》曰：《地理志》曰：临淮郡，汉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县。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国也。夫但曰“徐调国”，则未知其为夏封欤商封欤周封欤确凿之曰：夏世有调，已为大妄。《地理志》非他，班固《汉书》之《地理志》也。泌既著书立说，据《水经注》为文，宜取其所引原书略考之。《地理志》曰：“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又曰：县二十九，徐，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是正与改黎县为黎治，莒县、陈县为莒陵、陈陵，郢县、驺县为郢亭、驺亭之属同，一纷更可笑。若“调”为徐始封之君，则“治”与“陵”与“亭”，皆将为五国分茅之祖耶泌胡不据而改正之既考原书，复取《水经注》覆视之，则“王莽更之曰淮平”为句，“县曰徐调”为句，而“国也”二字，或误或衍，或有脱文，皆不待智而博者，始能知之，而乃略不加察，遂据讹本，自造三代典故，其卤莽若此。武英殿刻《水经注》，是改正之曰：“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故徐国也。”注曰：近刻脱“故徐”二字。而赵氏一清校《水经注》曰《汉书·地理志》曰：徐，故国，莽曰徐调。《寰宇记》引《班志》云：故徐国也。此文“徐调”下落“故徐”字，精明详慎，真熙朝儒者之言。又按：王冰《黄帝经序》称：黄帝九子，二曰金天，封荆，三曰挈，封青。四曰青阳，封徐。夫挈者，挚之误也，金天、挚、青阳，同是一人即是。
第三，论王逸说周宣封于徐之谬 《松高》之诗曰：“虋虋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又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谢。”谢也，非徐也。谢为申国封内之境，宣王命召伯城谢，使居之，故曰“于邑于谢。”又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谢者，城邑也，非封国也。《汉·地理志》：南阳郡，有县三十六，其首曰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而其支县曰棘阳，棘阳东北有谢城，地去徐之在淮泗间者甚远，岂得混而一之《易林》大畜之中孚：“周公祷，谢。”“谢”字与“安宁如故”“故”字为韵；左思《魏都赋》：“慎墨而谢”，“谢”字与“神蕊形茹”“茹”字为韵，盖古者徐、谢二字音近，故有此误。齐、鲁、韩诗未亡时，或有作“既入于徐”者，然不过诗之异文，而即据为典要，王氏之疏矣。且申侯爵而姜姓，徐子爵而嬴姓，此其谬误无待深论。 第四，论偃王名号 以诞为名，据之《竹书》，无可疑者。偃王之称，周秦人无解之者。而生号当时所无，自当从王逸说，以偃为谥。特谥法无偃安。北宋《谱》称：谥之曰隐，与《人表》合，则偃、隐声近，周秦人称偃王，或即隐王之假借，后人因而传之耳。史册凋亡，年代湮远，莫能征信，姑以传疑。王厚斋《困学纪闻》以《檀弓》“驹王”，谓即偃王，盖据西讨济河，以合夫《后汉书》之至于河上，然《后汉》说，未可尽信，辨语见下。若罗氏康王之说，则又其妄也。罗氏于此既云“偃即康王”，而下叙宋事，复曰：“武王封微子为周客，三十有二世君偃不道”。自注云：偃谥康，见《吕览·国事》。宋偃谥康，既注所出，然则徐偃之为康王，何以不明厥由来乎“三十二世”同，“君偃”同，遂为之同谥曰康，泌多妄说，不足诘也。至其称王，则亦有说。徐、楚介在蛮夷，欲统摄与国，则必崇奉其号，而于朝聘会同之往来，仍依其本爵，未尝有加礼也。犹之鲁为侯爵，于其本国则称公，鲁《春秋》书“公”，夫子不之追改也。故齐桓召陵，责包茅不责王号，晋人绝秦，且大声曰“楚三王”，绝不为讳，亦不以为嫌，此皆揆之情事，想当然者，知不免为说名谭理君子之所呵矣。
第五，论汉晋人说徐偃王作乱，周穆王命楚伐徐之谬 此千古冤狱也，倡自迁史，诸儒从而和之，毁与誉者，属和同声，岂惟<血蔑>偃，抑县诬穆。司马迁曰：一日千里以救乱，又曰：日驰千里马，攻而大破之。王符曰：一日千里以征之，谯周闻而笑曰：王者行有周卫，岂闻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且作乱与反，必有迹焉，寇京师乎贼邻国乎胡不指而陈之乃若《后汉》之说，则更有大不可通者。夫率九夷以伐宗周，是反乱也，此时不图，而曰“畏其方炽”，至乎行仁义以朝诸侯，无叛迹也，而遽讨之，岂所以权胜败者，即在此骥?之乘得与未得乎反乱者，贼仁害义者也。伯者尊王，犹曰假仁仗义，既反乱矣，谓之行“仁义”可乎既曰“无权”，向何以率九夷既曰“不忍斗”，向何以伐宗周骥?之乘，不过八骏，今屏其贰车而八人者千里赴楚，昭王之不复，不其殷鉴哉淮南王多读中秘典籍，招致宾客数千，作内外书，成帝求天下遗书，刘子政实司校雠，经传、诸子靡不览观；王仲任过目成诵，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三子者之闻见，亦足以敌子长节信，而《淮南·人间训》称：偃王行仁义，王孙厉说楚庄而灭之。《说苑·指武篇》称：偃王好行仁义，王孙厉劝楚文而残之。《论衡·非韩篇》称：偃王修行仁义，强楚灭之。安先于迁，充并于符，皆绝无徐叛周伐之说，何也且东方朔《七谏》则亦有之曰：“偃王行其仁义兮，荆文寤而徐亡。”王逸注之曰：言徐偃修行仁义，诸侯朝之三十余国而无武备。楚文王见诸侯朝徐者众，心中觉悟，恐为所并，因兴兵击之而灭徐也。故《司马法》曰：“国虽强，忘战必危”，盖谓此也。其说可谓详矣，而绝不言周命楚伐又何也然而以汉难汉，尚不足钳耳食者之口而降其心，则请证之周秦之书。荀子，战国大儒也，其作《非相篇》，称徐偃王，乃冠于仲尼周公、皋陶、闳夭、傅说、伊尹、禹、汤、尧、舜，若反矣，作乱矣，毋乃拟人不于伦乎韩非《喻老篇》曰：夫治国者，则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则以城与池为罪，虞<豸虎>是也。《五蠹篇》曰：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古不用于今也。虽其立论不必尽纯，而徐偃王之未尝叛周，与穆天子之未尝征徐，则已拨云雾而睹青天矣。且《穆天子传》，西周史官之书也，后世以为起居注之祖。凡谓宾西王母，得名马与造父御王事，皆详言之，而若史迁之说，绝不之及。又且史迁作《周本纪》纪穆王，凡征犬戎、作吕刑诸事，皆历言之，而若《秦本纪》及《赵世家》之说不之载，近人有剽窃《绎史》作《尚史》者，直采无稽之说，取偃王以冠周乱臣之首，而不知《绎史》则已载汉晋说而深疑之曰：《史》称造父御王巡狩，见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驰千里马攻破之。岂王之贰车，遂足以制胜抑六师之众，咸有此捷足哉《史》不录于《周本纪》，亦不过杂采异说以传疑。马氏读书精审若此，而李锴若未见之。虽然叛周伐楚之说，起于子长，子长岂凿空为之哉则必有所由本，亦必有所由误。乃今读《竹书纪年》，而恍然悟也。《纪年》曰：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率楚子伐徐戎，克之。夫徐戎者，徐州之戎也。成王之初，尝反乱矣。《书》所谓“淮夷徐戎并兴”者。而《纪年》载之曰：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人，入于邶以叛。宣王之世，尝反乱矣，《诗》所谓“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而《纪年》载之曰：宣王六年，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乃唯穆王之伐徐戎，书缺有间，仅见于《纪年》。《纪年》晚出，两汉儒者不得见。而微闻周穆有命楚伐徐戎之事，而徐偃王之国界淮泗，适与戎居之地相近。而徐偃王之灭于楚，在周穆之世，适与戎叛之时相若，于是附而合之曰“徐偃王反”，曰“徐偃王作乱”，曰“徐率九夷伐宗周”，曰“造父御王告楚”，曰“王率楚子灭之”，故曰此千古冤狱也。而不知楚人灭徐之事，《纪年》则亦详之。《纪年》曰：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迁帅师败荆人于?。三十七年，伐楚。是年，荆人来贡，是则徐戎侵洛，王率楚子伐之，一事也。徐子方受命作伯，身行仁义，而楚人灭之。王怒而伐楚，又连伐之，必来贡，谢罪而后已，又一事也。划然两事，而颠倒错乱，合之为一，不亦过乎
第六，论徐之不得合于徐戎 然则何以知徐偃王即非徐戎也曰：是大有说。率楚伐徐戎，在穆之十四年；楚人伐徐，在穆之三十五年。既克之矣，越二十年而复入之乎若谓嬴徐煽其余烬，重致干戈，则前既率楚而灭徐，后乃因徐而败楚乎观之《竹书纪年》其证一。楚既灭徐，周穆复封其子，真所谓蕞尔国者。而当宣之世，忽复反乱，至劳六师。既获凯旋，作诗歌颂，若胜之大不易者，有是理乎观之《大雅》，其证二。周既复徐，至鲁昭公三十年，为吴所灭。后三十年，当鲁哀十三年，此时徐灭久矣，不闻其重兴也。而《吴语》载黄池之会，夫差闻越乱，王孙雒谓：“无会而归，越闻章矣，齐、宋、徐、夷将夹沟而<广侈>我。”盖是时吴已通沟江淮，吴人归道必出淮水，故惧徐夷。是则嬴徐虽灭，而戎之在徐州者，固依然无恙也，观之《国语》，其证三。嬴徐之徐，国名也，徐戎之徐，地名也。汉人合二为一，遂有此误。后儒注《诗》、《书》，亦往往淆杂，故吾本之《诗》、《书》，考之《左传》，辅之《国语》，而参之《竹书》以正之。《左·昭元年》：赵孟曰：周有徐奄。杜谓徐、奄二国，皆嬴姓。又引《书序》曰：成王伐淮，遂践奄。又曰徐即淮夷。夫赵孟所言之徐，即徐戎也。谓即淮夷可也，而谓即嬴姓之徐国，则大不可。此在《正义》已驳正之。且《春秋》曰：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上既书“徐子”，下复书“淮夷”，可合而一之乎杜注《左传》而不睹《春秋》，亦太疏矣！《世本》称：淮夷亦是嬴姓，而其后为淮夷氏。故《元和姓纂十四·皆》曰：淮夷氏，周有淮夷，小国，后世氏焉。杜当注明曰：徐乃徐州之戎，即淮夷也。嬴姓不当混称徐国。《郑语》曰：当成周者，北有徐、蒲。韦昭谓徐、蒲皆赤狄隗姓，是则嬴徐、戎徐而外，复有隗徐。《春秋》三徐，亦解经论史者所当知也。
第七，论毛奇龄以徐为戎之妄 甚矣，奇龄说经之妄也！夫戎则戎之，徐则徐之，岂有圣人著《春秋》忽戎忽徐之理乃庄公二十六年，鲁伐戎于春，伐徐于秋，截然两事。而忽率合之曰：徐即戎也。则春之伐也曰戎，而秋之伐也曰徐，有是理乎以楚为先王所封之国，实五等诸侯，而非夷狄，然则徐独非先王封国，独非五等之诸侯乎夫子《春秋》昭四年两书“徐子”，昭三十年故书“徐子”而夷狄之乎鲁公会戎于潜，是不得已，而俨然以子爵与夷狄，以诸侯礼相待乎而乃申之会，竟序之于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之上。而且淮夷，夷也，故虽其君来会，反降而下于宋世子，以其夷也。若徐子亦夷，何以反在诸小国之上乎又况齐桓公娶于徐，其三夫人徐嬴，班在王姬之下，蔡姬之上，而大国之女，反以为如夫人，不意齐桓方攘夷狄，而乃与夷狄为昏姻乎又且叔孙昭子以齐景之伐徐，谓诸侯之无伯，且以兴师伐远方为无道。夫果徐为徐戎，则齐景此举，正继桓公攘夷狄之旧业，正是伯者举动，而反谓之无道，谓之无伯，可乎又且证之他书，若《管子》之称徐伯，《檀弓》之称徐君，《新序》、《史记》诸书之记季札赠剑，其为春秋时一小国诸侯，皆显有明证，而可妄以徐戎当之乎故曰奇龄之妄也。 第八，论韩非说楚文伐徐之未必无据 楚文在春秋这世，去周穆三百余年，安得灭徐偃乎故谯周疑而辨之，而吾以为可存一说者：公旦，文王子也，既与父同谥，而鲁侯兴，又谥文公。晋仇既谥文侯，而重耳复谥文公。秦有文公，复有惠文王，复有孝文王。滕亦有两文公，其他鲁之孝，齐之庄，卫之成、怀，晋之武、献、成、孝、昭、靖、厉，皆一谥两见。则周庄之世，有楚文，不能必周穆之世无楚文也。韩公子去周不远，当有所据，益之以曼倩、子政之说，亦一助矣。《淮南》称楚庄，传闻异辞，今不敢以为然者，亦舍季从朔之义。
第九，论《路史》说周穆改嬴徐为姬之妄 周之初兴，既有徐国，而穆复封姬于徐，合之戎徐、隗徐，不应《春秋》有四徐耶其自相矛盾如此。齐桓之有徐妃，罗氏安知之于左氏知之。而《左传》则明曰徐嬴，不曰徐姬，其荒谬又如此。徐入于吴，不入于楚，凡三言而三失。而《史·齐太公世家》则曰：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索隐》曰：按《系本》徐，嬴姓。礼：妇人称国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众妾之总名，故《汉禄秩令》云“姬妾数百”。妇人亦总称姬，姬亦未必尽是姓也云云。夫史文本之《左传》，以嬴为姬，盖传写之讹。《索隐》虽辨，要为回护之说，然亦可见古来从无以徐为姬姓者，而罗氏特造此典故，岂即据史迁误说耶 第十，论《公羊传》说徐灭杞之误 此亦误嬴徐为淮夷者也。前者为咸之会。是年城缘陵。左氏曰：会于咸，淮夷病杞。故《公羊》误以徐为淮夷，于是窃取《左氏》之说而妙变其词。不知是时，徐方为齐与国，且为昏姻。?已服于齐，徐安得违齐桓而伐之若齐桓以昏姻之故，舍徐弗讨，而姑城缘陵以慰?已人，则齐桓何以令诸侯曰：盖徐、莒胁之盖者，疑辞。公羊氏殆尚未坚信，而何氏哓哓不已，言之再三，亦可谓墨守无断者矣。 第十一，论《路史》说徐灭冥之妄 又造典故矣。《史记》载嬴姓之国有白冥，连读之也。而离之为二，问其始封，不能说也。漫曰：嬴国而已。问其亡国，不能详也，漫曰：白灭于楚，冥则徐灭之而已。而吾穷之于其所著之《国名记》，又不能有原本之说也。于白则又漫曰：楚平灭以封胜曰白公；于冥则窃《左传》伐冥阝三门而又漫曰：冀伐之者，后为虞氏邑，而于《后纪》徐灭之说，语焉若忘。夫白公之白，为楚邑。伐冥阝之冥阝，为虞邑，皆非国号，与史所记嬴国之白、冥，风马牛不相及者，而妄言之若此。罗氏作《路史》据谶纬以说皇古，已为不经，而其属词尤多乘舛。即以徐事而论，因《水经注》之误而造徐调之名；因宋康之误，而造徐康之谥；因《史记》之误，而造徐姬之姓，而灭冥一事，又不知其误于何书，尚当详察之。 第十二，论孔子颖达说春秋后，徐复重兴之无据 此因邾考公卒在春秋后，而久灭之徐国忽通吊使，故不得已而为此说，然已削趾而就屦矣。郑康成曰：考或为定，郑岂无本而漫为此言。
第十三，论《徐偃王志》 《博物志》引《徐偃王志》一段，不知何人所撰。自《博物》外，无见引于他说者。书中说周王命楚伐徐，已袭《史记》，且云彭城武原县，则断非周秦人著作矣。《水经注·济水》条，则尝及之，曰：张华《博物志》录著作令史茅温所为送。刘成国《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异言，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云云。据其文义，似刘成国将宦徐州，而茅温作《徐州地理志》以送之者。似《博物志》说偃王一段，皆在《徐州地理志》中者，似《徐州地理志》中篇目有曰徐偃王之异者。果尔则张华《博物志》时，何以不称《徐州地理志》，而乃故造名目，曰徐偃王志耶郦道元作《水经注》何以不直引《徐州地理志》而必辗转说《博物志》引《徐州地理志》耶皆不可解。今余作此书，亦名之曰《徐偃王志》者，以为杂采旧闻，无当大雅，谨避子长《世家》之号，聊仍茂先《博物》之名云尔。 先三伯祖柳泉公，两上春官，即家居不复出。藏四部书六万卷，尽发而读之。耽思研精，至老弥笃。论经主先秦之书，以平众难，不蹈近人墨守之弊。论史独推史迁，班、范以下，则条举而纠之。羽经翼传，学者宗之，号为柳泉先生。生平著述，如《逸汤誓考》六卷，《山中学诗记》四卷，《四明宋元六志校勘记》三十一卷，《烟屿楼文集》四十卷，《诗集》十八卷，《读书志》十六卷，《笔记》八卷，皆已梓行。惟《鄞艺文志》录公所撰之《徐偃王志》六卷，迄未刊也。曰记事上，曰记事下，曰世系，曰地理，曰冢庙，曰论说，悉本《周书》、《戴礼》、《国语》、《世本》之属之可信者，不足则益证之以正史及汉晋人言，其他谶言、别史绝不采及，义正词确，一归至当，是信史亦才史也，可任其久湮耶二十八年春，日寇深入，蛟门告急，公曾孙宇曾检交志稿正、副两本，惟已蠹侵，亟粘补，并亟?誊录，幸副本有未明者，得稽诸正稿。稿末摘录用秦汉魏人语之堪为论断者，乃厘而分附于纪事之后。纪事内有纠正史谬者，亦移归于论说之中。《世系》原无鉴谱，不知何人所附，兹仍之者，资考证也。首有朱述之、姚梅伯两先生序。姚序未书岁次，惟于稿首书“应珍藏勿失”等语，则当在公殁之后。文因改窜失次，难以卒读，兹就其语气而次第之，盖斯序姚属他人代撰而改定之也。朱序道光戊申，是岁公年三十五，今公百三十有五岁，则志于今适百哉，不可谓不久，而得勿失亦云幸矣。乃携?誊录本绕道来沪，老友约园见之大喜，谓可入其《四明丛书》第八集。惟时百物腾踊，纸值高，锓板亦非易，仅录副而序之。甲申冬，复出志稿重行雠校，知尚有公所欲言而未尽者，择要补绎，别以正逵按语附注于下。有缺误者悉补正之，从新钞录未竟，而约园归道山矣。阅两月，日寇平。明年，其子星联刻八集告竣，独所刻之《徐偃王志》，较余续校之手钞本，少十之一，星联谓当补刻。因思约园校乡先哲著述，序而刻之，多至百六十种。年七十，抱痼犹自序其杂著曰：乡书之辑，十得其八，天其许我继续之，宜乎其有后也。《徐偃王志》，晋时已有之，惜亡佚，莫可考。我公阐扬圣德，博综群籍，以考定之，俾读得知所依向，不为荒妄慢诞者所淆，有裨经史，实非浅鲜，我子孙尤当珍视之也。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从孙正逵谨识。※※※※※※我有紫霞想，缅怀沧州间。 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 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 但悲光景晚，宿昔成秋颜。
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 徐中舒遗稿[推荐] -------------------------------------------------------------------------------- 2007-3-6 11:44:13 作者:徐中舒遗稿 来源:中国先秦史论坛 关键词：徐，蒲姑，徐奄，淮夷，群舒 徐，嬴姓，其初本中土民族，殷、周之际立国于朝歌之西，而与殷人同居方析之内，盖唇齿相依之国也。及殷亡，嬴姓之国留居于故地者，曰黎。其后边逐于狄，而秦、赵兴于春秋、战国之世。其事旧史载之甚详，此不具。其东徙者，立国于齐、鲁，武庚之叛，助之尤力。及周公东征，克殷践奄，其国又南迁于淮，中国名之曰淮夷。当此时吴、楚未兴，其国力犹远在东南诸国之上。故宗周之世，屡与中国用兵，而为患最深。入春秋后，其国内逼于诸夏，外迫于吴、楚，国势陵替，终至灭亡。综其先后盛衰之迹观之，其与周室势力之消长，关系尤切。惟其名号繁多，见于载籍及金文者，均随时随地而异：殷、周之际居于上党，则曰余无之戎、曰黎、曰蒲姑；武王克商灭蒲姑，其国迁于开、鲁，则曰徐、曰奄；宗周之世，迁于淮，则曰徐、曰淮夷、曰南淮夷，或曰南夷、曰东夷；入春秋之世，则徐与淮夷最为习见之称；而淮南之群舒则其支子徐胤也。盖曰余吾、曰黎、曰蒲姑、曰徐，其本名也；曰奄、曰淮、曰南、曰东，其所在之地也；曰戎、曰夷，则周人命之之名也。自太史公作《史记》，不为徐作世家，以故关于徐之史料，缺乏尤甚。今由主文字及古器物之助，始得言其名号分合之故，而徐立国之本末，亦略得而言焉。殷、周之际，嬴姓之国，居于朝歌之西，曰余无之戎。《竹书纪年》“文丁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而。”《汉志》上党郡有余吾县，其地在殷、周之间，当为余无戎之故居，其字或作徐吾，《春秋》成元年“王师败绩于今年１０月１５日是我校历史系已故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百年冥诞。徐先生１９２６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毕业论文共有两篇，一篇是由王国维先生指导的《殷周民族考》，发表在１９２７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季刊《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兮上，题目改为《从古书推测之殷周民族》；另一篇即本文，原题为《徐奄、淮夷、群舒考》，后由徐先生改为现题目。
本文由梁启超先生指导，附图即为当年梁先生评语手迹。本文一直未发表过。现征得徐先生后人同意，交我刊发表，以飨读者，亦表我们对徐先生的纪念。茅戎”，《左传》“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杜注“徐吾氏、茅戎之别也”；徐吾称戎与《竹书》合。或作徐无，《汉志》右北平郡有徐无县，其旁有徐无山，汉末田畴避乱居此，其他与歧周相去恳远，当为余无戎东北徙居之地。或作徐蒲，《郑语》“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徐蒲在成周北，即上党之余吾也。古音余无、徐吾、徐蒲，皆同部，余无、徐吾、徐蒲，即徐字引长读之也。《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称嬴姓之先，多为御，善养马：柏因为舜主畜，费昌为汤御，仲衍为大戊御，造父为周穆王御，非子为周孝王主马于渭之间，《竹书》命余无之戎为牧师，其为嬴姓之后无疑矣。《史记》又谓蜚廉死，葬于霍太山，造父封于赵城，此二地均与上党之余无，相去不远。《左传》昭二十八年“知徐吾为水大夫”，《汉志》作涂水，其他在余无之北，徐从余声，当由余无得名。又晋六卿赵氏，初居于耿，继居于原，而卒居晋阳，其他即在涂水之旁。赵之徙此，盖复其先代之故居也。《史记·秦本纪》云：“自大戊以下，仲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在西戎，保西垂”；此嬴姓立国于西垂者，舍余无之戎莫属矣。王季所伐之余无，至文王、武王时，何为绝不复见？此非史料缺乏，而实由其名号歧异之故。《书·西伯勘黎》、《史记·周本纪》作耆，《殷本纪》作饥，《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黎、饥、耆、古音同在脂部，脂部字古多转入歌部，歌鱼声近相通，故余无声转为黎。嬴姓之后，有终黎氏，《路史》云：“徐之别封”，此徐声转为黎之证。郑注“西伯勘黎入纣圻内”，《说文》邑部“，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者。”黎在上党，即余无之戎也。又《竹书纪年》“武王十六年，王师灭蒲姑”，此蒲姑为武王所灭，非齐地之蒲姑。盖周之克殷本为侵略之师。观其作邑毕、程，经营丰、镐，祟、黎既灭，虞、芮质成，东略之道始通，盟津之会旋集：其侵略之次第，皆显然可见。《左传》宣十二年称随武子之言，曰：“兼弱攻昧，武王之善也”；而儒家以为吊民伐罪，失之远矣。牧野之役，武王以战胜之威，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书·多土》“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武庚灭后，周公告殷多士之辞，商王即武庚也。是武庚未叛以前，不但据有殷土，即王之虚号，亦未贬损。盖商之享国，六百馀年，其历史既如是久远，无论其末世之政，如何紊乱，决不能因一战之故遂亡其国。若春秋齐之灭纪，宋之灭曹，郑之灭许，楚之县陈、蔡，皆经营累世，而后始有其他。而郑之入许，既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处许东偏，又使公孙获处许西偏以监之，其事与武王之立武庚置三监绝相似。以此例彼，则武王之立武庚，亦属应变方略；其初又何尝有存亡国之急。武庚未叛以前，周既不能抚有其他，则殷土地以东之国，若齐与鲁，更为周之兵力所不及。
。《竹书》载武王灭蒲姑，其事在武庚未叛之前，故知其非齐地。蒲姑、余吾，古音同部，蒲姑即余无之转音。故由声音之转变言之：知王季所伐之余无，文王所戡之黎，武王所灭之蒲姑，非异地矣。《左传》昭九年：“及武王克殷，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此为齐、鲁之蒲姑，与武王所灭者，地实不同。周之东土，远圭齐、鲁，当在周公克殷践奄之后，此谓武王者，古书中论殷、周之事，多有此误。《左传》昭二十年，晏子述太公以前居齐国者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旧说以蒲姑为齐地者，似即本此。然古代封疆，不必与后世同，此蒲姑之居齐者，既不必跨有齐国全境，亦不必限于齐境而止。蒲姑乃余无、徐吾之转音，故春秋齐、鲁及东方诸小国境内之地名，尚多从余声吾声者：如齐之徐关、舒州、留舒；鲁之城，徐州；莒之寿馀、寿舒；须句与纪并有邑；此外如齐之落姑、夫于；莒之且于；鲁之离姑；并即蒲姑之转音。凡此诸地，必为蒲姑旧壤。犹之今地名有徐州、舒城、当，吾人即可考见春秋之徐，曾立国于此也。《左传》定四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此徐氏即蒲姑之族之留居于鲁者。又嬴姓之后有菟裘氏，而鲁地有冤裘。故东土之蒲姑，当跨有齐、舍诸地。奄在齐、鲁之间，为殷之故都。《竹书纪年》载南庚、阳甲、盘庚皆居奄，至盘庚十四年，始自奄迁于殷。《左传》齐地有中，汉初古文《礼经》出于鲁淹中，《说文》邑部“、周公所诛国，在鲁。”、淹，并奄之异文。蒲姑东迁，盖都于此。《书·大传》“奄君蒲姑谓禄父曰”，蒲姑，《史记》及《大传》均作薄姑，蒲、薄字形同，双声通用，蒲姑为国名，故亦可名其君。奄为蒲姑之都，蒲姑为徐引长之音，故蒲姑亦称徐奄。《逸周书·作雒篇》“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徐奄并称，又见《左传》。《在传》昭元年，赵盂数四代之叛国曰：“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邳，周有徐奄。”徐即奄也。单言之则曰徐，曰奄，累言之则曰徐奄。《世本》奄嬴姓，徐奄并嬴姓，不当以为二国。《史记·秦本纪》谓嬴姓之后以国为姓，有运奄氏，运奄即徐奄之声转。徐迁于奄，遂以奄为国名，犹之商迁于殷，遂以殷为国名也。徐奄并称，犹之殷商并称也。《诗·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毛传》“四国，管、蔡、商，角也。；《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伐奄，三年讨其君。”《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又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遂践奄”；此称奄而不称徐者，单言之也。《墨子·耕柱》“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商、盖。”《韩非子·说林》“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奄有覆盖之意，段注《说文》邑部云“大部奄，覆也，《尔雅》，盖也，故商、奄亦呼商、盖。”《左传》吴公子掩馀，《史记·吴世家》及《刺客传》并作盖馀，是奄与盖通之证；商、盖即商、奄也。此与《逸周书》、《左传》皆同记一事，奄即徐奄，或单言，或累言也。
周公东征，徐奄而外，其徐小国尚多，皆徐奄之族也。《逸周书·作雒篇》“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徐，嬴姓，《汉志》作盈，嬴、盈通用。金文嬴、嬴皆从能，《庚嬴卤》作，《嬴氏鼎》作，《子妆》作，能与熊同形，故熊、嬴古形同声近，当是一字，此王先生说。熊盈累言，犹徐音引长读之曰余无、曰徐蒲也。《孟子·滕文公下》“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蜚廉亦嬴姓之后。《吕氏春秋·察微篇》“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韩非子·说林》“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徐称夷，东夷、九夷亦嬴姓之属。此诸嬴皆微，故徐奄之名独著也。武王灭蒲姑，其遗族之居故地者曰黎。入春秋后，其国尚存，然亦微甚矣。《毛诗》谓卫宣公时，狄人迫逐黎侯，黎俟寓于卫，其臣为作式微之诗；其后地入于晋，其东迁者，即为齐、鲁之蒲姑。《竹书纪年》载武王十六年，王师灭蒲姑，而成王三年下又云“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姑”，此蒲姑两次见灭，实非一地。而皆名蒲姑者：古时都邑虽有迁徙，而其名多从旧称。如：晋迂于新田，即名新田为绛，而以旧都为故绛；楚都丹阳，为今秭归，后徙枝江，亦名丹阳；楚武王都郢为今江陵，至昭王时，徙都于，因谓江陵为纪郢，为郡郢；此皆以其旧名，名其新邑也。《列女传》“徐吾者，齐东海上贫妇人也”，’齐有徐吾氏，足证齐、鲁之蒲姑即上党之蒲姑之东徙者，又《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赵注“飞廉，纣谀臣”。谓驱之者，知其本非海隅之国。《史记·秦本纪》谓蜚廉事纣，死葬霍太山，不得再戮于海隅，赵注误。《盂子》之飞廉，当即纣臣蜚廉之后之东徙者，此亦嬴姓国东徙之证。周公东征，齐、鲁之蒲姑既灭，其遗族又南迁于淮浦，于是淮浦又有蒲姑之称。《竹书纪年》“成王五年，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蒲姑”；旧说皆谓迁奄君于齐之薄姑城，非也。周公践奄以后，成王封吕于齐，伯禽于鲁，以镇抚其地，蒲姑之君安得仍居旧土？此当为淮浦之蒲姑。春秋徐地有蒲隧，金文《取届盘》“取上子商铸般”，取即《汉志》徐地之取虑也，《潜夫论·志氏姓篇》谓取虑氏徐偃王后，蒲隧，取虑并蒲姑之转音。杜注“蒲隧、徐地，取虑县南有蒲姑阪”，可证徐地有蒲姑之称。《禹贡》、《尔雅》所说之徐州，其疆域北至岱，南至淮、东至海，包有春秋时齐、鲁、徐、莒及东方诸夷之地。旧往以为夏、殷两代地制，其说无征；然其疆域必与徐之沿革有关。故知淮浦之蒲姑，即齐、鲁之蒲姑之南迁者。蒲姑南迁于淮浦，中国称之曰淮夷。宗周之世，屡与中国构兵，故中国不称其本名而称之日淮夷，所以斥远之也。《世本》淮夷嬴姓，徐与淮夷同为嬴姓，同居于淮，明非异国也。《左传》昭元年“周有徐奄”，服虔、杜预均谓徐即淮夷。《书·费誓》“祖兹淮夷、徐戎并兴”，并兴读与“小民方兴”之方兴同。《书·微子》“小民方兴”，《史记·宋世家》作“小民并兴”，傍亦与方通，《史记》、《汉书》傍河傍海，傍皆作并，《广雅·释诂》“方，大也。”方兴者大兴也，伪《孔传》以并为，非是。观《费誓》下文云：“甲戌，我惟征徐戎”，仅云征徐戎而不及淮夷，知徐即淮夷也。《竹书纪年》，《书序》、《史记》于蒲姑、徐奄、淮夷诸名，或互举、或并列，盖其误由来久矣。《书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浩’”，《史记》同；《竹书纪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淮夷入于以叛”；此事见于诸子及《毛诗传》、《书大传》，皆谓奄叛，不及其他，知徐奄、难夷本一名也。又《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史记》同；《竹书纪年》“成王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此谓伐其国而践其都也。又《书序》“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史记》同，此灭齐、鲁之蒲姑也。凡此之类，若不知其名号分合之故，则多捍格不可通也。《书序》以周公伐淮夷践奄之役，列于反政成王之后，《史记》同，误也。《书序》郑注“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郑云未闻，而伪《孔传》曰“周公归政之明年，淮夷、奄国又叛”，其说殊不可信。窃疑其误当由于古文家与今文家说成王改元不改元所致。古文家以周公摄政之元年为成王元年，今文家以周公摄政之七年，为成王改元之年。《书·序》及《史记》兼采两家之说，而不能辨别其不同之故，故伐奄一役，一系于周公摄政之下，一系于成王纪元之下。其说《费誓》为伯禽誓师之辞，亦由此牵连而误，《史记·鲁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作‘誓’。”，《尚书·隶古定本》作柒，《大传》作鲜，或作，今本作费，乃唐改本，同声字，并与鲜，双声通用。伯禽之封，当在成王之世。《竹书纪年》载“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俟迁庶殷于鲁”《竹书》之八年，即成王亲政改元之年。《双书·律历志》引《三统历》云：“成王元年正月乙巳朔，此命伯禽俾俟于鲁之岁也”，此即改元后之元年。伯禽之封，明在成王亲政之后，管、蔡等反去此已六七年。《费誓》不类周初文字，其篇第郑本在《顾命》后、《吕刑》前。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云：“《后汉书·东夷传》云：‘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此疑今文说；则鲁公征徐戎在穆王时，故编篇于《顾命》后《吕刑》前也。”孙氏据郑本之篇第，断《费誓》为穆王时书。今以金文征之，知其说之不诬。金文有《公伐徐鼎》及《公伐徐钟》，两器款识相同。其文曰：“王命公使徐，攻单（战）克啻（敌），徐方以静。”其文字与春秋时徐之彝器相近，绝不类周初之物。《公伐徐钟》与《徐口征城》，及常熟出土之《句》，形制略同。徐与鲁近，故其文字器物时复相似。王先生据此定为鲁器，公即鲁公也。
。《西清古鉴·毛伯彝》“咸王命毛公以邦家君土（徒）驭或人伐东或（国）戎。咸王命吴伯曰：‘以乃（师）左从毛父’，王命吕伯曰：‘以乃（师）右从毛父’，命曰：‘以乃族从父城卫父身’，三年静东或（国），亡不咸口。”此器不知今尚存否，其文字多与近代出土之甲金文合，如左、右作、，徒驭作驭，城作，懿作，师作，畏作，其字多非前代所出土彝器所有，断非伪作。此为毛公班器。毛公班亦见《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乃穆王时人。东国戎之字不可识，疑即徐戎也。徐在中国之东，故称东国。《毛诗·江汉传》“淮夷东国”，陈氏《毛诗传疏》释之云：“徐在淮而尤大，故举其国则曰徐，举其地则曰淮夷，徐在东，故《毛传》谓之东国”；《吴语》“昔楚灵王……逾诸夏而图东国”，韦注“东国，徐夷、吴、越也”，此徐有东国之称。彝云“三年静东国”，知其为大国，东方大国，舍徐莫属。《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后汉书·东夷传》，皆谓穆王时有徐偃王作乱，《竹书纪年》“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十四年，王率楚子伐徐戎克之”，此为穆王时用兵东国之证。又《明公尊》“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在口鲁侯有工”，此王命明公遣之三族伐东国也，明公遣当为人名。《童鼎》“王命伐东反夷，肇从征，攻单（战）无啻（敌）”，、遣同字，古从走之字与从之字通用，鼎文之谴即明公遣，亦即《毛伯彝》之。此三器所载当为同时之事。《公大鼎》“佐（惟）公大来伐反夷年”，似即以此事纪年。又《毛伯彝》“静东或”与《公伐余》“徐方以静”语同，《鼎》“攻单元啻”与《公伐徐鼎》“攻单克啻”语同，《明公尊》“鲁侯有口工”，则知鲁与于此役。以此言之：《公伐徐鼎》所伐之徐，《费誓》所征之徐戎，均当为穆王时事矣。《竹书纪年》于穆主十三年载徐戎侵洛，又于厉王三年载淮夷侵洛，同一侵洛也：穆王与厉王时代相去不远，徐之国势犹盛，故知淮夷即徐也。顾栋高综合春秋时用兵之迹，证明春秋列国不守关塞，故敌国之兵，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彼春秋时，军旅繁兴，其禁防疏阔且犹如此，则春秋以前，淮夷侵洛适为意中事耳！薛氏《钟鼎款识》所载《敦》，亦谓南淮夷内伐至于洛，惜原器已佚。其文曰：“侯（惟）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迁及内伐晶泉敏阴阳洛，王命敌追御于上洛、谷，至于伊长。”此敦当为厉王时器。敦文又云“王各（格）于成周太庙，武公入右”，武公亦见薛书《穆公鼎》，当为一人。王先生说周初尚无溢，文、武、成，康、昭、穆皆时王之美称。《书·酒诰》“王若曰”，马融本作“成王若曰”，《顾命》曰“成王崩”，金文《敦》云“穆穆王在京”，《匡》云“王在射”，齐公开乃丙丁之丁，皆非溢也。此武公亦为生时之称，非谥，疑即卫武公。武公事厉、宣、幽、平四朝，此推夷内伐当与《竹书》所载厉王三年淮夷侵洛为同时事。阴阳洛即河、洛之洛，三川之洛，河、洛之洛，古同一字。段懋堂于洛、雒两字，严为分别，非也。洛为河、洛之洛，则伊长之伊，必为伊水之伊。伊、洛之间，春秋时为晋之阴地，上雒在晋、楚之间。《左传》宣二年晋赵盾救焦，遂自阴地。及诸侯之师侵郑”，哀四年“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竹书纪年》“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盖阴地与上雒为南北屡次用兵之地，故徐戎内伐远至于此。又春秋三涂山在伊、雒之间，三涂当即由徐得名矣。
薛书又有《穆公鼎》云“哀哉，用天降夹（大）丧于下或（国），亦唯噩侯驭方率南口夷东口，广口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寒。”鼎文摹写阙佚之处，寻绎文义，当读为“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此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叛周也。此鼎出土于华阴，其他春秋时属秦。鼎文又有穆公、成公、武公之名，与秦先公之号偶合，薛氏遂以为秦器，非也。武公即卫武公，与《敌敦》同。《敦》为厉王时事，此为宣王时事。宣王时北则城朔方，《诗·出车》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出车》为宣王时诗，见王先生《鬼方、昆夷、犹考》。城朔方所以御犹之侵陵也；东则城齐，《诗·民》曰“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又曰“仲山甫徂齐，式其归”，城东方即城齐也；南则城谢，《诗·黍苗》“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又《崧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谢，申伯之所封，城齐城谢所以御南难夷之内伐也。鼎云“广伐南国东国”，当即伐齐伐谢。谢在周南，故曰南国。《诗·崧高》“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毛传》“谢，周之南国也。”齐在周东，故曰东国。《书·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此自宗周言之，则洛为东国，若自成周言之，则齐为东国矣。《诗·民》“城彼东方”，方犹国也，《逸周书·克殷解》及甲金文称国皆曰方，《诗·大明》“以受方国”，《崧高》“四国于蓄，四方于宣”，皆方国并称。此南国东国，乃泛称之词，故历、寒不能确指为何地。薛书《南宫中鼎》有“王在寒”之言，此鼎宋时出土于湖北孝感县，则寒或去其地不远。金文又有《噩侯驭方鼎》，乃记王南征锡噩侯驭方之事，其文曰：“王南征伐角，唯还自征，在，噩侯驭方内口于王，王乃之。驭方酉（侑）王，王休宴乃射，驭方王射。驭方休阑，王口咸酉（酒）。王锡驭口口五彀，马四匹，矢口口。”此与《穆公鼎》之噩侯驭方，当是一人。噩，沈树镛释为鄂，今湖北鄂城县地，其他在南淮夷。东夷之西。其初噩侯率南淮夷、东夷以叛周，及宣王南征，噩侯驭方乃内服于中国，王嘉其义，故锡之也。金文纪戍（师）者有《录卣》、《卧尊》、《卣》、《遇鼎》四器。或省丰作，或释为古，非也。《晋邦》“燮万邦”，薛书《和钟》“燮百邦，于秦执事，作口，厥名曰邦”，金文从口诸字或加点作，故、并与、字同，当释为协。《说文》部“协，同众之也，从十，叶，古文协，从口十，或从。”古文协作叶者，与金文同从口十，移十于口旁者，避与古字同形耳。或作者，与或作同。《礼记·月令》“叶光纪”，《释文》“叶，本作汁”，又变丰为而省其所从之口。协训同众之，又与《晋邦》之“协燮百邦”、《和钟》“协邦”义合。古书中之地名无作协者，以音求之，当为春秋之，。协古同音字。称师，犹《洛诰》洛之称洛师也。又《鼎》“师父道至于’，《录敦》“伯父来自”，师父或称白父，师其官，伯其字也。此与戍四器所记为同时之事。国名，孙仲容、吴清卿并释为舒，非也。当释为甫。《季宫父》作，从声也。《衍敦》作，从古，与从同，金文、篡之作，或作，或作，是也。又古、夫声同，《陈逆》作是也。从古夫两声，古、夫、甫兰字古音同部，故之释甫，于形于声，无不协者。甫即诗之申、甫，其字或作吕。《书·吕刑》大传作《甫刑》，《礼记》亦引作《甫刑》，《史记》“吕侯”《汉书·古今人表》作“甫侯”，《郑语》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又曰“申、吕方强”，《左传》成七年“楚子重请申、吕以为赏田”，申、吕即诗之申、甫也，甫，吕古音同部，通用。《汉志》南阳郡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即周宣王时申伯受封之地。《潜夫论·志氏姓》篇谓宛西三十里有吕城。申、吕均在今河南南阳县。师父戍在叶［师］而道至于甫，而来自甫，其他与甫必相去不远。以甫定叶之所在，则叶为方城外之无疑矣。申、吕、春秋时人于楚，为楚北方门户。《左传》昭十八年王子胜日：“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春秋大事表·楚疆域论》曰：“楚出师则申、息为之先驱，守御则申、吕为之藩蔽，城濮之败，而子玉羞见申、息之若，楚庄初立，而申。息之北门不启，子重欲取申、吕以为赏田，而巫臣谓晋、郑必至于汉，申之系于楚岂细故哉？”申、吕及为南北用兵必争之地，中国得之则可以杜蛮夷侵陵之患，徐、楚得之，则内伐之师可以远至于伊、洛，其形势极为重要。《王风·扬之水》以戍申、戍甫、戍许井言。陈氏《毛诗传疏》以为西周之末，申在宛南、甫在宛西，申、甫同壤，而许去申远。《扬水》戍申、戍甫、戍许为同时事，其地不能相去过远。《左传》成十五年“许灵公畏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之入楚，当在楚文王灭申、吕之后，其初必为许之故地。今楚迁许于，即复其故居也。为许之故地，则诗之戍许即戍也。銮在今河南县南三十里，其他与申、甫相去不远，又居形胜之地，故平王遣兵戍守之。《录卤》“王命或曰：‘淮夷敢伐内国，女其以成周师戍于叶［师］。’”金文戍之师为防淮夷之内伐。《扬水》之戍地与金文戍之戍地同，当亦为防淮夷而过戍矣。综推夷前后与中国用兵之迹观之，戍之师必在宣王城谢之后。谢本作徐，王逸《楚辞七谏注》“徐，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诗》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诗·崧高》徐正作谢。谢本徐地，宣王取而城之，因名曰徐。后人嫌其与徐名同，因转为序。
。《潜夫论·志氏姓》篇“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故《诗》云：‘申伯，王荐之事，于邑于序，南国是式。”’序、徐通用，《礼记·射义》“序点”，郑注“或为徐点”，徐、序叠韵，序、谢双声，故徐又转为谢。《广韵》“古序、谢同”，《孟子·膝文公上》“序者射也”，《仪扎·乡射礼》“序则钩楹内”，郑注“序读若成周宣榭之檄”，《左传》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释文》“钳本作谢”，是徐、序、谢通之证。穆王、厉王之时，徐戎远侵伊、洛，谢在伊、洛之南，故知本为徐地。宜王置成于此，而后中国无侵陵之患。《扬水》戍申、戍甫、戍许，即秉承宣王之方略。《诗序》谓平王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其亦昧于当时之形势矣。淮夷于中国叛服不常，故宣王时初则置戍于齐与、甫，继则用兵于淮浦。置戍为中年事，用兵为中年以后事。金文《师敦》“王若曰：‘师座淮夷繇我冒臣，今敢博厥众，反厥工事，弗速我东［国］。今余肇命女率齐［师］［杞］、，左右虎臣，正［征］淮夷。”’此敦不载年月，与《盘》及薛书之《伯姬鼎》，同为一人所作之器。盘文与鼎文同作于宣王二十八年，此器年代当亦相去不远。《兮甲盘》纪宣王五年伐狁之事，又云“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胄［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人……”，人确当之解释虽不可知，“然由其词意观之，似与采甸之意相当。此时淮夷服属中国，故曰国之人，可知宣王初年无伐淮夷之事，且宣王初年屡与狁用兵，其可考者，《兮甲盘》在五年三月，《季子伯盘》在十二年十一月，《诗·小雅》在六月，《不敦》在九月。其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几。知此时亦无徐力南征淮夷。《师敦》之“遗反厥工事，弗速我东国”，与《穆公鼎》之“噩候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或即同时之事。弗速与《诗》“念彼不”之不同，曰“弗速”、曰“遗反”，亦与《穆公鼎》“降丧于下国”意同。宣王置成当为此时之事。师率开师、、……征淮夷，齐，皆国名，与杞同。《左传》僖十三年“夏会于，淮夷病杞，且谋东略也”，是淮夷之侵杞，至春秋时犹然。《伯尸父自》“［惟］伯尸父以成［师］即东，命伐南夷”，即东即往齐也，南夷即淮夷也。《曾伯》“克狄淮夷”，曾即春秋之也，其地在齐、鲁之南，当亦与于此役矣。此为宣王中年时事。其时犹已不足为中国患，而淮夷之乱方兴未艾。屯戍之师，久役于外，宣王为一劳永逸之计，遂不得不兴师南征。宣王南征由谢以达于江汉。江汉既服，而后率师东征淮夷，始无后顾之忧。《诗·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难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王师次于江汉为征淮夷之先声，而非征淮也。观诗中一则曰“匪安匪游”，再则曰“匪安匪舒”，力白王师之次江汉，并非无所事事，正足见其此时之安游安舒而非征战也。来求、来铺，亦正是预备之词。其次又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王命召虎镇抚南国之辞，并无征战之事。《诗序》谓宣王命召公平淮夷之说，全与原诗不合。宣王次于江汉，先命召公镇抚南国，次命将率东征徐方，其谋国之方略，固应如是也。《诗·常武》“王旅，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王师从江汉来，故以“如江如汉”状其师旅之盛。又曰“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辅敦淮，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诗以徐与淮浦并举，知淮浦之国唯有徐耳，非徐之外别有一淮夷也，此宣王中年以后之事。《竹书纪年》于宣王六年下云：“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次于淮。王归自伐涂，锡召穆公命。”《竹书》之记此役，其误有三：伐徐即伐淮夷不得以为两事，一也；王锡召公命，在江汉之浴，《江汉》之诗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不当在归自伐徐之后，二也；宣王六年正与犹用兵之时，王不得于此时亲临江汉以伐徐戎，三也。《竹书》虽出魏史，其时史料亦甚缺略，故其说亦不能无误也。徐入春秋后，内逼于诸夏，外迫于吴、楚，国势陵替，终至灭亡。当其未亡时，仍据有淮上之地，故淮夷之名与徐相终始。《春秋》僖十三年“公会齐俟、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左氏传》云“会于，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又僖十四年“春，诸俟城缘陵”，杜注“缘陵，杞邑。避淮夷，迁都于缘陵。”《公羊传》云“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同一城，杞也，《左传》以为“淮夷病杞”，《公羊传》以为“徐、莒胁之”，淮夷与徐互见，此徐即淮夷之证。《春秋》僖三年齐桓由陈，蔡伐楚，盟于召陵。齐未能得志于楚，于是转而经营徐、莒。《齐语》“东南多有淫乱者，莱、宫、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齐语》系此事于召陵之盟以前，误也。此时吴，越未兴，齐桓亦无服吴、越事，当由东南一语牵连误书。桓公伐徐、莒与《公羊》合。
又《春秋》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左氏传》云“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此与淮夷病杞而诸侯城缘陵相去仅一载，此必缘陵之役既毕，诸侯以师伐徐而徐内服也。楚人伐徐何为独在是年？是年之后，淮夷为中国患何以绝不见于经传？此亦为徐即淮夷之反证。《鲁颂·泮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官，淮夷攸服。”又云“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此鲁人颂值公之诗，僖公之克难夷，不见于《春秋》，疑即此年从齐桓出征，因而有功，诗人遂形之咏歌耳。《泮水》之诗又云“桓桓于征，狄彼东南”，徐在鲁之东南，东南之淮夷，非徐而何？徐既在鲁之东南，故鲁之旧疆，东不至海。《宫》之诗曰：“保有岛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官》亦为僖公之诗，鲁之疆域，至于海邦，盖即此役取之于徐者。称其地则曰徐宅，称其人则曰淮夷也。《春秋》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淮夷会于申，楚人执徐子”，徐即淮夷，此不当并书于经。观《春秋》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及五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两役，从楚伐吴之诸俟，约略相同。《春秋》于四年则书淮夷，于五年则书徐人，此互见也。《春秋》之作，本于旧史，旧史之于此役，或书作徐，或书作淮夷，其作徐者则不复称淮夷，作淮夷者，则不复称徐。《春秋》见徐与淮夷互见。遂并著之。其后《竹书纪年》、《书序》、《史记》诸书，皆以徐与淮夷为两国。而《元和姓纂》且云“周有淮夷小国，后世氏焉。”后世姓氏多从国，《姓纂》误以淮夷为国名，因为立淮夷氏。淮夷既非国名，古今亦无以淮夷为氏者，此所谓旧说之中，又有误者焉。徐称淮夷之外，或称东夷，或称南夷。其称东夷者：《书序》“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史记》同；《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金文《鼎》“王命东反夷”；此东夷皆谓徐也。有时或兼越人言之：《春秋》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左氏传》云“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此谓徐人、越人为东夷也。有时或兼东方诸夷言之：《吕氏春秋·察微》篇“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园不听之谋”；《左传》襄二十九年“杞，夏徐也，而即东夷”；又哀十九年“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此皆泛称东方诸夷也。有时或谓徐以外之他国：金文《宗周钟》“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穆公鼎》“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徐称南夷、南淮夷，则东夷自为徐以外之他国矣。其称南夷者：《伯父卣》“佳伯父以成［师］即东，命伐南夷”；《无敦》“王征南夷”；此南夷皆谓徐也。有时或兼淮、汝之人言之：《墨子·兼爱中》“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江汉在荆楚、五湖在干越，故淮，汝属南夷矣。有时亦谓徐以外之他族：《诗·宫》“淮夷、蛮，及彼南夷，莫不率从”；淮夷为徐，则南夷为徐以外之他国矣。东夷、南夷多为泛称，而淮独独为徐所专有之名者：徐称王，春秋以前为南方大国，又始终据有淮上之地，屡与中国用兵，故中国称之淮夷。若其他诸小国，如胡、沈、项、顿、江、黄、弦、息，居淮水之裔者，皆微甚，春秋时又次第见灭于楚，不得概以淮夷呼之也。春秋淮南之地有群舒之国：曰舒、曰舒黎、或曰黎，曰舒庸、曰舒鸠、曰英、曰六、曰宗、曰巢，皆徐之别封也。以文字言之，舒为徐之讹字，其证有四。《周礼》雍氏注“伯禽以王师征徐戎”，《释文》“刘本徐作”，徐为国名，以、郜、郑、……诸字例之，其本字从邑作，是也。《说文》邑部“、鲁东有城”，《书·费誓》序云“鲁侯宅曲阜，徐戎并兴，东郊不开”，云东郊不开，则徐在鲁东可知也，是《说文》之，即《费誓》之徐也。今出土彝器，凡徐字，皆作多，从邑不从。经典作徐者，乃讹变之体。金文合体字所从之偏旁，或在左，或在右，皆不别，故、徐同字。又《说文》邑部“、地名”，《春秋》隐三年“徐人取舒”，《玉篇》作“徐人取”，此舒之本字，从邑不从予。偏旁舍，从口，即余我之余。甲文、金文偏旁余作，省作，《说文》以舍入部，失其形矣。又甲文、金文偏旁从口之字，其口形之有无，多任意为之，如佳或作唯，、或作、，或作，或作，或作，若此之类，不可胜举。《三体石经》余古文作，余、同字，舍、余同字，故同字。证一。余从邑讹为予者，《说文》予作子，《三体石经》予，篆书作，隶书作予，而金文之邑，《散盘》作，《梁邑币》作从邑之邦，《封敦》作，《陈侯午敦》作，《节墨刀》作，《齐邦刀》作：徐，《徐口征城》作郾，《郾王戈》作；邾，《邾公钟》作，文作，，文作，其形体与篆隶之予皆绝相似。盖予字之得形，本由邑字讹变而成。其得音与义，亦由舍字为之钤键。从邑舍声，本形声字。自后人误认为舒字，其偏旁邑之形既失，其音义亦随之湮灭，而此新孳乳之予字，其初本无音义者，于是遂借舍之音义为其音义，非舒字初即从舍予两声也。舍与舍同字，《三体石经》予我之予，古文作，此即余从舍得予我之义者。金文《居敦》“君余三”，舍即施予之予，此即予从舍得施予之义者。古音余，予、舍同部，当即一声之转。《匡谬正俗》谓予无余音，乃据后代既变之音为说，非其朔矣。古文字之衍变，若此类者：如师，甲文、金文多作，或加为，而《钟伯鼎》、《蔡太师鼎》、《师蓑敦》遂以下、“为矣；般，甲文作，或加作，而《多父般》遂以为矣；，金文作，或加作，而《妃敦》遂以子为矣。若此之类，其例甚多。证二。《春秋》昭十二年“楚子伐徐”，《史记·诸侯年表》作楚伐舒，又昭三十年“吴灭徐”，《史记·吴世家》谓阖闾三年拔舒，又《左传》哀十四年“陈恒执公于舒州”，《史记·齐世家》舒作徐，舒、徐通用。证三。古从邑诸字，其偏旁邑多属后增者。徐、舒二字，本皆从邑，其偏旁、予，古亦不当有。《左传》茅戎有徐吾氏，《竹书纪年》作余吾之戎。《易》困九四“来徐徐”，《释文》“子夏作荼荼，王肃作余余”，茶即余之繁文。《尔雅·释天》《释文》本“四月为舒”，今本作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