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遗址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除非发现了有文字记载的遗物，但除了殷墟卜辞之外，之前的考古学遗址顶多发现个别字符，远不足以解释当时的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故事。要想让考古学遗迹与遗物“说话”，只有借助古代文献记载来转译，以解决考古学与历史学“两张皮”的问题。
最近读了李琳之先生的《元中国时代》一书，对尧、舜、禹及夏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址的遗迹和遗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与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一一对应，比如尧都平阳、唐伐西夏、祝融杀鲧、尧伐丹朱、舜葬苍梧、禹避商均、禹伐三苗、禹会诸侯、启都阳翟、后羿代夏、《五子之歌》等，从而用考古学文化证实了三代与夏代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笔者因此很受启发与鼓舞。李琳之认为，陶寺遗址早期为尧都、中期为舜都，而石峁遗址为鲧及禹都，石家河文化为三苗文化，安徽怀远县禹会村遗址为禹会诸侯之地、启都阳翟即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新砦期文化的“杂居”现象反映了后羿代夏的史实，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即太康失国后昆弟五人所居洛汭等，下面一一说明。山西省临汾市古称“平阳”，为尧都（《尚书正义》），而其下属襄汾县陶寺乡陶寺遗址出土残破扁壶上的两个朱书文字被何驽先生释为“文尧”二字，更是为众多专家所认可。其早期遗址距今4300——4100年，中期距今4100——4000年，与文献记载的尧、舜、禹时代基本吻合，说明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陶寺观象台遗迹及出土的漆木圭尺等，也证实了尧“敬授民时”（《尚书.尧典》）的记载。而通过对早期与中晚期墓葬中人类牙釉质和头骨的测定，证明陶寺早期人群与中晚期人群有着不一样的族源，结合尧禅让舜的传说，证明中期主人为舜与其子商均，中期城址为舜及商均的都城。在陶寺文化早期200年间，发现6座王陵，说明有6代尧王。据笔者考证，尧即炎帝，而炎帝有临魁至榆罔七代后裔。而中期100年间，仅发现1座王陵，也从侧面印证了“舜葬苍梧”传说的可靠性。“唐伐西夏”就是“尧殛鲧”。因为陶寺有崇山，正是鲧的故地。鲧族战败后，一部分进入老虎山文化系统，形成石峁文化。石峁文化西进，形成齐家文化，所以才有“禹生石纽”“禹兴于西羌”的记载。另一部分越过黄河，进入郑州、洛阳一代，融入庙底沟文化谷水河类型，再建崇国。石峁古城占地面积约400万平方米，是史前中国最大的城址，据考证为鲧和禹的都城。因为鲧总结了“不修城郭”因而灭国的教训（《逸周书.史记解》“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故在石峁修建了无比坚固的石城（《世本》“鲧作城”）。《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郑，祝融之虚也。”即今新郑、新密一带，其交界处的古城寨城址即祝融之虚。鲧用堵塞的办法治水，使祝融部落受灾，故祝融联合其亲属氏族打败鲧族，并把鲧流放到今山东半岛，杀死于羽山之郊（《山海经.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据学者考证，禹都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告成镇的大城王城岗遗址，小城为鲧所居城。大城仅34.8万平方米，看来只是“禹避商均”（《世本.居篇》宋衷注）的陪都。陶寺文化早期墓地及中期城址被毁，并且在垃圾坑里堆满了大量青壮年甚至老人和孩子的尸骨，在一个妇女的阴部还插进了一个30厘米的硕大牛角，显然非有血海深仇的人不能为。这也说明了禹在继位后，对占领其祖居、赶走其父亲鲧的尧、舜及商均氏族恨之入骨，“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绎史》引《淮南子.原道训》）。而陶寺晚期较早时段城址不降反增，由280万平方米增加到300平方米，印证了“禹都平阳”（《世本》）的传说。禹在位五年时，会诸侯于涂山，八年时又会诸侯于会稽，并杀迟到的防风氏，禹死葬会稽（《今本竹书纪年》），在考古学遗址上也的到了体现。在安徽怀远县涂山脚下的禹会村，发现了一处2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有近百平方米的烧祭面、1米见方的土台和长达50米一字排开的35个插旗杆的柱坑；台基旁有大型祭祀沟；台基西侧有百米以上的专属通道；周围分布的临时性住所，遗址出土器物风格多样等等，这一切都证明了“禹会诸侯”的历史事件真实可信。而“禹会诸侯于会稽”也体现在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南下至宁镇地区这一点上。石家河文化大体范围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与《战国策.魏策》所载“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北，衡山在其南”相符，故为三苗国居地。其中期遗址出土的家畜陶塑动物中，狗占71%，加上其陶偶样式绝大多数为跪坐抱鱼式，与古籍中苗人“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的记载相符。而丹江边的淅川下王岗遗址仅留下断壁残垣，很可能毁于突发的战争事件，与《吕氏春秋.召类》所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的记载符合，被认为是“尧伐三苗”的证据。而舜对三苗大施文教的理念（《吕氏春秋.上德》）也反映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公猪獠牙”和折断的弓上面。而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牙璋（也就是夏王朝的标志性礼器玄圭），反映了“禹伐三苗”的史实。《尚书.尧典》和《孟子.万章上》记载的尧、舜“窜三苗于三危”“杀三苗于三危”的传说，也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面人像与石家河文化相似这一点得到证明。《史记.夏本纪》说：“启都阳翟。”而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建筑基址及人牲遗骨、卜骨、成套酒器、陶塑人头像、长尾鸟、刻画符号、玉鸟、玉璧、玉铲等，被发掘者认为即启都阳翟。作为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新砦期遗址出现多种文化“杂居”的现象，被认为是后羿代夏的反映。而太康失国，兄弟五人待于洛汭的传说（《尚书.夏书》）也在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四条环壕护卫的城址以及出有青铜残片的祭祀坑、琮、钺、璋等高等级玉器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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