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篇著名的论文，提出了十项标准：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并将殷墟卜辞分为五期：一、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祖庚、祖甲；三、廪辛、康丁；四、武乙、文丁；五、帝乙、帝辛。虽然对于是否存在盘庚、小辛、小乙及帝辛卜辞还有争议，但董作宾的这一分期断代标准，基本被学术界接受和采用。 学术界普遍认为，前三项标准为直接标准；后六项标准为简介标准，只有在时代确定之后才能使用。其中，方国、人物、事件得使用尤须慎重，因为不同时代和时期会有相同得事件，方国和人物也可能异代同名，而因前期发掘工作不够规范，缺乏地层和伴出物得记录，所以用坑位断代难以实行。 随着研究得逐渐深入，一些学者又提出了新得断代标准，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得贝塚茂树先生提出“王族”、“子族”卜辞；50年代，陈梦家先生提出贞人分组概念；70年代，许进雄先生提出钻凿形态标准（但因以前学者在著录时没有注意祖庚问题而失录；钻凿形态须看原甲骨背面，而这些甲骨分布于世界各国查看不便，且许多甲骨背面没有钻凿，因此这项标准得使用极受局限）；80年代，李学勤先生提出四个有关断代得新观点：一是历组卜辞时代提前论；二是根据不同组卜辞出土地点得不同，提出“两系说”；三是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四是“非王卜辞”说。 对于李先生得这些新观点，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常玉芝先生《殷墟甲骨断代标准评议》一书，对李先生得观点进行了详细得辩驳。 关于历组卜辞得时代。李先生提出，历组卜辞应该提前得论据主要有四点：一、“妇好”是一个人得名字；二、历组卜辞中得“父丁”指武丁，“父乙”指小乙；三、历组卜辞出土的坑位；四、历组卜辞中的一些事项与宾组相同。但有学者经过充分且翔实的考证证明，“妇好”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妇”是女官名，“好”是族（氏、国）名，商代有异代同名的现象，历组卜辞中的“父丁”指康丁，“父乙”指武乙，“坑位”延续的是董作宾的“区位”，没有科学性，再早期地层中没有发现过历组卜辞，历组卜辞与宾组卜辞存在祭祖制度、与诸方国的战争、对诸与国的关系不同，从而坐实了历组卜辞绝不可能是武丁、祖庚卜辞，而是武乙、文丁卜辞，历组卜辞提前论不能成立。 关于“两系说：。李先生无法解释历组卜辞与他组卜辞在地层中的关系，于是将历组卜辞和无名组卜辞从传统否则序列中抽出，并将历组卜辞放在无名组卜辞之前，臆构出”村中、南系“，将原来的叫做”村北系“。学者们从六个方面予以否定：一、阜（去“十”）组卜辞晚于宾组卜辞，不是“两系”共同起源；二、“村北系”的何组卜辞与黄组卜辞字体不能密接；三、所谓“阜（去“十”）历间组”卜辞不存在；四、阜（去“十”）组卜辞在村北出土的数量比村南多得多，应划入“村北系”，而不应跨在“两系”之首；无名组卜辞、历组卜辞在村北、村中、村南都有出土，不应划入“村中、南系”；五、从地层关系看，无名组卜辞早于历组卜辞而不是相反；六、无名组晚期卜辞并没有延伸到帝辛时期。 关于“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李先生等脱离甲骨出土地层何坑位关系，将字体作为第一标准进行断代，违背了甲骨文断代的基本原则，往往将同版甲骨文上的卜辞分在不同的类中，甚至将一类卜辞断为跨越五个王世长达百年时间，或得出一个称谓被判定为两个王的怪论，显然是错误的。 关于“非王卜辞”。李先生认为，午组、子组等晚殷的“非王卜辞”，并将这两组卜辞定为帝乙时期，但子组、午组卜辞与王室的宾组、阜（去“十”）组卜辞常常同出一坑，并且同版，都属于武丁时期。因此，“非王卜辞”说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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