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所战时仓促而设的学校，前尘往事，让记忆变得美丽，传奇期待传承。
西南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等30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
弗吉尼亚大学一位教授对西南联大进行了十年的研究后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形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昨天，西南联大迎来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她依然被人怀念。
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有一间铁皮顶、泥巴墙、木格子窗的陋室，这是西南联大留下的唯一校舍了。这间不起眼的陋室是梁思成设计的，据说当年，他交给校长梅贻琦的设计稿一改再改，因为联大没有钱，造不了，后来，梁思成终于设计出“造得起”的茅草屋，他对梅校长说，“这样的房子，农民都会造的。”抗战烽烟里，建筑大师也是难为无米之炊。
联大八年，师生们辗转西南，过着箪食瓢饮的清苦生活，时时听着日军飞机在头顶轰隆而过，可就是这所流徙的学校，在风雨如磐黯故园的岁月里，以其自由与灵性的光芒照亮了漫漫长夜。
“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联大精神言犹在耳。
风声、雨声、读书声
昆明的雨季漫长，下雨时，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教授讲课就要提高嗓门。有一次，陈岱孙的课上，屋外瓢泼，头顶雨滴叮当，学生根本听不清他讲什么，无奈之下，他在黑板上写下：下课赏雨。这段子传开后，大家笑说，这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校舍差，住的地方更狼狈。宿舍也是土坯屋子，上面连铁皮都盖不起，只有茅草顶，外面大雨时，里面就下小雨。学生们只好用脸盆和油布四处接雨，雨停后，宿舍里就成了泥塘。西南潮暖，屋里杂草窜生。这种环境里，鞋子常常穿不过一个雨季就烂了，不是磨穿了鞋底就是鞋尖鞋跟豁口了，学生们戏称前一种是“脚踏实地”，后一种叫“空前绝后”。
吃的就更差劲了。国民政府只供学校劣质米，米里混着许多沙石、糠屑，还有老鼠屎，学生们戏称是“八宝饭”。
日子过得那样苦，但是那九年里，没有一个学生辍学。
莲香、茶香、书卷香
昆明城里茶馆遍布，学生们入乡随俗，“泡茶馆”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其实是无奈。联大的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课桌，就没法看书写字。至于宿舍，阴暗潮湿，而且也是没书桌的。这样，学校里唯一能自习的地方只有图书馆。图书馆里才200个座位，规定每晚七点开放，结果学生们总是提前一小时就去排队了，为了抢位子，还常发生口角和打架，所以抢座位总是热闹得要命。
渐渐地，高年级学生就不去凑这热闹了，三五一群，夹带着书溜达出学校，去外面的茶馆里看书。昆明的茶馆很便宜，一杯最廉价的普洱只要5分，茶馆里有雪亮的煤气灯照明，还能占着位子安心坐整日整晚，读书写字都清静。有老板体恤流浪学子的难处，针对学生提供了“喝白开水只收3分”的服务。校外文林路一溜儿的茶馆里，一度茶客是清一色的联大学生，年轻人们笑称这些茶馆是“校外的第二学习阵地”。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甚至期末考试的考卷，都是在茶馆写的。
汪曾祺回忆，他大二那年开始写作，最初几篇小说就是在翠湖边一间茶馆里写的，许多年后他仍然记得，从翠湖吹来的风里，带着水浮莲的气味。
在西南联大，我们争辩一切
杨振宁
1942年秋天，我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物理系做博士生。当时博士生的补助金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在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父亲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的校长，他安排黄昆、我和张守廉（另一位物理系研究生），到昆华中学教书。三个人分了一个教师的位置，而学校安排了一座建筑角落里的一间房间给我们三人住。
这所中学距离联大差不多3公里。我们三人白天经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没有喝茶的地方，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到中学以前，花一个或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那些茶馆集中于大学附近的三条街上。通过那些喝茶的时间，我们真正认识了彼此。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
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认为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茶馆的客人们包括种种人物，有不少是学生，可是大多数的茶客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而来的商人。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我们通常是声音最大的。有时候，正当我们激烈地辩论时，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声音太大，大家都在看着我们（这种意识并不一定使我们停止辩论）。可是一般来说，学生们和其他茶客之间并没有不和的气氛。
在茶馆中，我们曾经目睹一些永远不能忘记的情景和事件：好几次坐在凤翥街的茶馆里，我们看见一队一队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走向昆明西北郊的小丘陵地带，那里满布着散乱的野坟。每一个犯人都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有少数却喊着一些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每一次当这种队伍走过时，茶馆的喧闹声就会突然止息。然后，远处预期的枪声响了，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士兵们走回来，向南方回到城里去。
趁着这种背景，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和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了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
黄昆、张守廉和我被称作是“三剑客”，黄昆后来在物理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引导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事半导体研究，半导体工厂、半导体研究所中有很多人都是黄昆的学生。张守廉后来改行了，改念电机与控制论。
前几年这两位同学相继去世。回想当年和他们的讨论与辩论，我认为，与同学的辩论是很好的学习方法，和老师讨论是请教问题，和同学的讨论则可以是很深入、持续的。
西南联大的奇人、怪人和狂人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的集中地。一所大学，若没有一批富有个性的师生，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当年西南联大充分诠释了大学的魅力，至今令人回味。
沈从文：小学没毕业的大教授
沈从文和张兆和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动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的教员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的做法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刘大教授。
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86岁高龄的沈从文辞世了，而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刘文典：张狂不羁引风波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
钱锺书：年轻辈里“人之龙”
钱锺书一家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锺书。
钱锺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锺书。
钱锺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锺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锺书夫人杨绛撰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锺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杨振宁：联大学生多“狂生”
李政道和杨振宁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校友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至今，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
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西南联大传奇
自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教育史掀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一千六百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长沙，在拼凑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仅仅三个月，眼看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辗转来到昆明。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他们咬紧牙关，培育人才，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闻一多步行入滇
西南联大中文系，闻一多讲诗经 朱自清考宋诗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
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
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
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
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
出发之前，每人发了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这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一定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不过，在陶渊明时代，这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
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
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
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湘西是土匪出没之地，团长黄师岳为此着实焦虑过一阵。他一个劲儿往前冲，然而学生究竟和当兵的不同，怎么也跟不上；跟在后头的那些教授们，则照样有人在踱方步，他们根本没把土匪当回事。其实，沈从文按张治中的布置，事先已经和湘西的各方势力打过招呼。土匪们听说是从敌后逃难来的穷学生，才没有为难他们。沈从文一直把队伍送到湘黔交界的晃县，这才回沅陵去了。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上课时的情景
过了湘西，队伍开始稀拉下来，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一般每天下午五点以后，他们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九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而每天最后一个到的总是曾昭抡。这位曾国藩的后人，后来成为和闻一多一样的民主战士，并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然而对旅行团的二百多名师生来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而是被当作一个教学任务。
到达昆明以后，学生每人要写出千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
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
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
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
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
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当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人。
梁思成设计茅草房
林徽因与梁思成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师生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云南省会昆明。六天以后，汇集了三校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原清华大字校长梅贻琦任联大校长。
到昆明后，没有校舍，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在战争中十之七八受损，要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至少要添置到原先规模的50％以上；还有教师的工资，学生的伙食补助等，全都未有着落。梅贻琦估计战争结束后学校即可很快复员，便将有限的财力，主要用于添置图书设备和实验器材，在校舍方面则省而又省。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就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
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梅贻琦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梁思成扭曲着脸，非哭非笑地睁大了双眼，自言自语似地说：“茅草房？这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梅贻琦把梁思成扔在桌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冷静地望着他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谅解？”梁思成伸出五个指头在空中晃着，可喉咙却哽咽住了：“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意，行吗？”梅贻琦的声音不大，却有些颤，梁思成听着，心又一次软了。那天他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
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人们无法相信这会是建筑大师亲手设计的。可几十年后，正是在梁思成设计的茅草房里成长起来的那群穿草鞋的孩子，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巨型计算机和第一根单膜光纤……
费孝通饱受磨难
费孝通与妻子
1940年10月13日，空袭警报又拉响了。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生与死对于书斋中的联大人来说，仅在咫尺之间。尽管如此，师生们依然潜心于学问。
最早发现华罗庚数学天才的杨武之教授，到昆明后买了辆旧自行车。一天他将车搬上田埂骑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车子一头栽进水沟里，杨武之被摔得遍体鳞伤，但他不肯休息。外国文学系有一位性格古怪、留学过四个国家的大教授，无论穷到怎样的地步，都必须穿皮鞋，以显示其身份。后来他的皮鞋破了，鞋底和鞋面已经分成两截了，他仍然不肯脱下，找来一条细麻绳，把皮鞋上下一绑，照样穿着上课。
1940年12月的一个下午，寒风凛冽，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的费孝通博士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八架日本飞机从他们头上掠过，扔下了炸弹。“不好，我们的家被炸了！”妻子惊叫起来，随后感到腹部一阵剧痛，便跌倒在地。费孝通扶起痛苦挣扎的妻子，想找个干净的小屋。然而别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妻子要生了。这儿农民的风俗是谁家的孩子在谁家生，接纳别人家的孕妇在自己家生孩子就会倒霉。费孝通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走了一家又一家，始终没有人肯接纳他们。
夜幕已经降临，妻子的腹痛一阵紧似一阵。费孝通——这位研究民族文化和“乡土中国”的学者，眼里噙满泪水。五年前，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已经失去了一个妻子，她叫王同惠，是燕京才女，和费孝通同是社会系的同学。然而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108天。当新婚夫妇在广西大瑶山考察时，费孝通不慎落入猎人设下的陷阱，王同惠拼命奔走呼喊。
结果，费孝通获救了，王同惠却在奔走中坠入深涧身亡。现在费孝通又急得走投无路。最后，听说县城背后的小山坡上住着一位广东医生，他赶紧把妻子背到那位医生家，这时已是子夜，妻子破水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医生同意他们在自己的诊室里把孩子生下来。但他十分遗憾地说，他是一名牙医，对生孩子的事一窍不通。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的寒风中降临人世的。那一夜，费孝通憔悴了许多。日寇的飞机就在那夜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已身无分文的他用自己惟一的一件西装，裹着初生的女儿，告别了广东牙医。后来农民们从家里凑来了一件件小衣小褂，给孩子御寒。他们真心诚意地对费孝通说：“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今后长得巴实。”
华罗庚租住牛圈
华罗庚一家
1938年，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经过千里跋涉，他终于在距故乡千里之遥的昆明，找到了半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和孩子。
他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
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而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地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地动山摇，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像喝醉了酒或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一般。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大师的血液。
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着数学题。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七年间，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不久，华罗庚的第五个孩子又降临人世，穷困中的华罗庚给新生儿子起了一个有意味的名字：华光。他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为了教育这些孩子，华罗庚在家中采取了军事化的管理方式。
每天早晨，孩子们听到哨声起床穿衣，每人拿一个小盆，排成一列纵队，由华罗庚吹哨子，带他们到河边洗脸漱口，三伏三九皆不例外。有一次，附近的农民给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送了两个鸡蛋，吴筱元悄悄藏了一个在床下。她见丈夫日渐消瘦，实在心疼不已。夜深人静，孩子们熟睡后，她把床底下的鸡蛋悄悄煮了送给丈夫。华罗庚看着鸡蛋，给妻子出了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个鸡蛋重0.5公两，把它们平均分成五份，每份多少公两？妻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0.1公两啦。”华罗庚按妻子所说，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
妻子的眼泪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的巨著，在他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后，对方一拖半年才告知：手稿已遗失。华罗庚气得大病了一场，睡了整整半个月。大病初愈后，他又拖着病体去给学生讲课，晚上依旧在油灯下工作到后半夜。
《堆垒素数论》中文手稿丢失后，华罗庚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他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的学术专著《数论导引》。完成这项工作后，在对整个数论学科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他的论证更加严谨的《堆垒素数论》英文手稿诞生了。1944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在世界数学科学领域里的成名作，数论学领域的新星由此冉冉升起。当时他只有35岁。《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版直到1957年才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
吴大猷捡牛骨治病
从1937年到1943年底，昆明的物价在六年中上涨了400倍，教授们的工资一天比一天不值钱。在极端贫困的年代，许多师生由于饥寒交迫和医疗条件恶劣，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其中有著名社会学家陶云逵教授、辛亥革命元老蔡元培的亲生女儿蔡薇涟等。为了生存，师生们想尽各种办法渡过难关。
吴大猷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他的博士论文《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结构》，对现代物理的影响十分重要。东西方许多物理学家们在走上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时，常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从未去过斯德哥尔摩的东方物理大师。
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能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他这位女友当药喝。吴大猷的执著打动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后两人结为终生伴侣。然而到了昆明，吴大猷的薪水，再也无法每天去买牛肉熬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们得知此事都很感动，常常将一些剩牛骨头替他留着。
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昆明，把吴大猷夫妇赖以栖身的小茅屋震倒了大半边，倒下的土墙压碎了装粮食用的瓦缸，半缸面粉和泥土、碎瓦块混在了一起。吴大猷没有闲钱再去买粮，他的病妻只好把碎缸里面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办法，把泥沙和淀粉洗掉，将剩下的面筋留下，作为后半个月的口粮。吴大猷白天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大谈原子振动和光谱，晚上回到家用面筋果腹充饥，长达半个月之久。就在当时那样困苦的条件下，吴大猷培养出了杨振宁等三个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梅贻琦夫人上街卖糕
他被誉为西南联大之魂
到了1942年，校长梅贻琦家里有时也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这天，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顾映秋心血来潮，向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提出，要到她家尝尝梅夫人的拿手菜。这时梅贻琦早已囊中空空，为准备那顿饭，韩咏华把孩子们小时候穿的衣服，以及亲友们送给孩子的玩具和工艺品都从箱底翻出来，在大西门摆了个小地摊，亲自在那里叫卖。这些旧物一个星期才卖完，夫妇两人如愿以偿地请省主席夫人光顾寒舍，吃了一顿在顾映秋看来很简单的便饭。
韩咏华想找份工作，但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校长的梅贻琦，不肯利用职权为妻子谋利。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咏华，你做的米糕，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门卖米糕算了。”袁复礼教授的夫人也点头赞成。韩咏华沉默了半晌说：“如果不是为了抗战，我们何苦受这份罪。这糕叫定胜糕，这是个吉祥的名字。我们再在糕上写点字吧。”梅夫人的定胜糕是跟一位上海老太太学的。这种糕点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再加上白糖、豆沙，用一个银锭状的木模，把调配好的米粉装进去，蒸几分钟即可。
三人真的做起了卖米糕的生意。袁复礼夫人总有办法搞到当时紧俏的廉价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碎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贻琦夫人亲手调制蒸熟，用红糖浆写上“一定胜利”四个字。最初她们做的米糕由西南联大总务处一位姓赵的庶务介绍，到城南的冠生园寄卖。后来为了多赚点钱，夫人们便自己提着篮子到街上去叫卖。
定胜糕在昆明街头销路很好。开始的时候，韩咏华不愿别人知道她是西南联大校长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镜，脱下旗袍，换上从农民手里买来的蓝布装。可白皙的皮肤，鼻梁两侧深陷下去的眼镜凹印，还有那明显带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话，都瞒不了人。久而久之，不仅联大校园里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位走街串巷卖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学校长的夫人。而定胜糕的名称也就此传开了。
赵忠尧带回的放射镭
1937年，清华的物理学教授赵忠尧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将50毫克放射镭交给了他。带着50毫克镭回国后，为了找到学校的师生们，赵忠尧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化装成难民，把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带到了长沙。这是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的几乎全部家当。
赵忠尧随学校的队伍转道香港，在列车上，他始终把那个套着铅筒的玻璃瓶紧抱在怀里，两天两夜不敢合眼。到尖沙咀时，学校租了个废旧仓库供大队人马宿营，在这儿住了一个星期。为了这50毫克镭，赵忠尧寸步不离仓库。睡觉时他把铅筒从玻璃瓶里取出来，压在身子底下。50毫克放射镭终于安全带到了昆明，由于赵忠尧一直把那只装铅筒的瓶子抱在怀里，他胸膛上已深深印上了两道血印子。
1942年初，物理系为了给高年级学生开设高能物理方面的课程，打算建一台小型的回旋式粒子加速器，利用赵忠尧带出来的这50毫克镭进行物理实验。粒子加速器是现代物理揭示微观世界的一只眼睛，1930年美国科学家劳伦斯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模型，并进行了表演。没有这样的设备，中国的现代物理将永远停留在理论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高科技项目。张文裕、吴大猷、王竹溪、郑华炽、钱三强、彭恒武等一群科学家立即响应，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叶企荪给予热情支持，于是有了中国科学界进军现代物理学领域的第一次会战。
加速器研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有大量钢铁。战争时期，钢铁属军事物资，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即使能买到，联大物理系的穷教授们也买不起。于是物理系发动高年级学生收集废钢铁。杨振宁、朱光亚、黄昆等高年级同学首先被动员起来，他们每天提着麻绳，拎着箩筐，在昆明城里走街串巷，脚下的鞋子磨破了，衣服也被捡来的废铁勾了几个洞。“有破钢烂铁收来卖——”杨振宁像许多同学一样，用学来的昆明话喊着。这年邓稼先进入了大学三年级，他跟在杨振宁后面也加入了收集废钢铁的行列。为了化铁为钢，物理系又悄悄在学校后面的白泥山建了一座小高炉。但几个月过去了，收集到的废钢铁才一百多公斤，离建一台回旋加速器的要求还差得老远。由于种种困难，到了这年秋后，联大物理系研制回旋加速器的计划终于告吹。
然而赵忠尧并没有白白带回那50毫克镭。当年在昆明城北小虹山下，莲花池畔，西南联大物理系师生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核科学家。1959年赵忠尧教授亲自参加了划时代的中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的工程，并取得成功。他一直活到九十多岁，亲眼看到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和第一枚氢弹的爆炸，亲眼看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还眼看着第一个高能量正负电子对撞机问世，第一个核电站破土动工……这些成果，有将近一半的技术力量，来自赵忠尧和他的学生们。
1962年邓稼先带着国家和人民的重托走进大漠，开创共和国的核工业。西南联大学生杨振宁、朱光亚、黄昆等，后来都成了这个领域响当当的巨人。
在他们的一生中，始终牢记着当年西南联大的四字校训，它们是：刚毅坚卓。
编辑：张潇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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