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过往，中年的鲁迅经历了时局的风云变幻，个人生活也经过一番颠沛流离，静坐书斋，现实和往事一起涌上心头，杂糅在一起。他“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最终又化为“离奇和芜杂的文章”，便有了这部《朝花夕拾》。
鲁迅的这种回忆，既是对往事的眷念，又包含着对自己人生道路和人生经验的反顾，因而显得意蕴丰厚、回味悠长。有的研究者、读者把《朝花夕拾》当作鲁迅的自传来看，认为这是鲁迅早年生活的真实再现，并试图从中分析他早年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发展的脉络。比如有人认为，《朝花夕拾》中没有写到鲁迅的祖父、母亲、弟弟，这就暗示出鲁迅对他们的态度和感情。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并不等同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也就是鲁迅在《小引》中说的：“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写谁或不写谁，也并不必然反映出鲁迅对其人的态度。从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在回忆往事时，是带有自己的情绪和思想倾向的。因此，我们应该按照阅读文学的方式来面对《朝花夕拾》， 在此基础上感受文字的审美性，进而理解作品的思想性。
鲁迅的回忆与事实的出入、偏差，首先在他笔下的几个人物身上有所体现。就拿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来说，在周作人的眼中，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小时候被大他几岁的八斤欺负，于是画画发泄，“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父亲看见后，并未责备他，“还有点笑嘻嘻的”。（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鲁迅用压岁钱买了本《海仙画谱》，在有的家长眼中这“不是正经书”，而他的父亲翻看了一下，“似乎也颇有兴趣”，也没说什么。还有一次鲁迅兄弟三人凑钱买了本《名物图考》，父亲知道后，也只是拿着书翻了翻，什么也没说就还给了他们。（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可见鲁迅的父亲能宽容地对待孩子们，并不是一味苛责他们。对于鲁迅在《五猖会》中记述的事，周建人说当时真正严厉古板的家长，是不允许小孩子去看五猖会的。（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周作人也说父亲平常对他们的功课 并不严苛，“这一回是例外”。（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
再如私塾先生寿镜吾，乡邻们评价他“方正朴质”（张能耿《鲁迅亲友谈鲁迅》，东海文艺出版社），也有人说他“待人以宽， 律己惟严，间亦迂执”（观鱼《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 （1902—1936）的演变》，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的来说，他是一位通情达理、待人宽厚的长者。在三味书屋时，鲁迅因为功课好，还时常得到寿镜吾的夸奖；留学日本时，他们还有书信来往；鲁迅回国工作后，他们也经常聚在一起畅聊，“一经讲开，就不容易收场，而且谈得很起劲”（许钦文《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
有意思的是，父亲和老师，经过鲁迅的描写，都成了严厉、古板、不通情理的形象。他们动用自己长辈的威严，强迫小孩子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情。鲁迅有意对他们的形象做了艺术加工，这里面暗含着“长者”与“幼者”的对立，而这也是贯穿《朝花夕拾》的一条线索。鲁迅在写于“五四”时期的多篇文章中，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以长者为本位的思想多有批评，指出他们以“恩”和“威”构建长幼关系，使长者和幼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还回忆起自己的经历：“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鲁迅《忽然想到（五至六）》）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人在启蒙运动之前，倾向于把儿童看作“缩小版”的大人，所以一厢情愿地按照大人的思维和逻辑来看待儿童、要求儿童。到了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儿童与成人是不同的，才开始正视和尊重儿童。比如卢梭的小说《爱弥儿》，便提出了新的儿童教育观。“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鲁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看过不少儿童教育方面的书，还翻译过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说《小约翰》。在《朝花夕拾》中，他有意识地借用孩童的眼光和口吻，展现孩子的精神世界，淋漓尽致地描绘出童年的乐趣。从这种童年视角，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作家的细腻和敏感。孩子天性爱玩，周围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懵懂、模糊的。孩提时的鲁迅无法理解大人们的世界，所以才有了《琐记》里被衍太太哄骗的经历。在《五猖会》中，鲁迅借用儿童的口吻，表达了对长辈任意强迫晚辈的质疑。
在鲁迅看来，孩子们通过游戏所培养出的想象力和兴趣，对他们的成长是有意义的。“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鲁迅《看图识字》） 鲁迅提倡“幼者本位”，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呼吁长者要用天性的爱，“理解”“指导”“解放”幼者。他明确指出：“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两相对比，不难看出“二十四孝”宣扬的恰是与此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在鲁迅看来，“二十四孝”中的某些故事，从本质上来讲是违背人之常情甚至人性的，比如郭巨埋儿。其背后的逻辑便是长辈自认为有生养晚辈的功劳，所以有资格“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长者是凭借自己的权威强迫幼者报恩，以至于发展到“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的地步。（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家庭关系由此变成了与社会一样的等级结构，长者处于强势，幼者处于弱势。再如“老莱娱亲”，老莱子为了逗父母开心，故意假装摔倒。他为了表达孝心而有意作伪，也与鲁迅所倡导的天性的爱背道而驰。鲁迅在《后记》中说：“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
在阅读《朝花夕拾》中的几篇文章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几篇文章的风格其实有一些差异：有的重描写，有的重议论，有的兼有抒情；有的文笔犀利尖刻，有的则充满温情，有的又富含童趣。这种文章风格的转变，背后暗含着鲁迅思绪和情感的变化。他在刚开始写作时，还沉浸于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自己近几年的境遇仍然颇感不平。但鲁迅并不直接表达对《现代评论》派等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而是借助“仇猫”这一话题，对他们进行讽刺和批评。《现代评论》派以“公允”“公理”自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方，指责学生不守纪律、肆意妄为。鲁迅由猫所具有的“媚态”，点明这些人言行的实质，是在给北洋政府“帮忙”。随后，他才岔开话题，谈及自己幼时的经历。可以说，鲁迅的写作，是由对现实的感慨，渐渐进入到回忆往事的状态之中。
鲁迅又从自己童年回忆中发掘出那些代表了民间立场和价值观念的形象，这便是“活无常”和他后来写到的“女吊”。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单纯发自内心，没有伪饰，他们做事不考虑利害得失。“活无常”因为被误解，而敢于痛骂“阎罗天子”不辨忠奸，这正与《现代评论》派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鲁迅对“活无常”施以重墨。
总的来说，《朝花夕拾》在谈起往事的时候，有几条线索贯穿其中：一是基于“长者”和“幼者”的对比，表现童年世界的快乐、无忧无虑，同时突出师长身上苛责、不通情理的一面。二是对以“二十四孝”为代表的腐朽的、反人性的传统伦理观念进行严厉批评。三是彰显“活无常”所代表的民间精神和生活世界，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对比。鲁迅笔下的《朝花夕拾》将思想性暗藏于文学性背后，融“史”与“诗”为一体，共同构成了独特而丰厚的审美底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