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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藏器待时

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巩永孝绘制《左文襄公藏器待时》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甲申岁怀左宗棠七律

少负雄才为巨器,重臣接踵叩寒门。

擎天一柱钟衡岳,受命三朝整厚坤。

舆地文章兴社稷,书生韬略镇昆仑。

世将诸葛相俦比,振振豪情万古存。

黄德劲先生诗评:

晚清中兴名臣,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个个都是人中之杰。而其中尤以“才大脾气也大”“志高功勋也高”“个性强本领亦强”著称者,则非左宗棠莫属。彬宇先生七律之首句与末句,“雄才巨器”与“振振豪情”,恰可精准概括之。而其擎天一柱之名,威震昆仑之功,回看左文襄公一生,则功成自然,理有必然矣。

晚清之时,沧海横流,内不安,外不靖,上不孚,下不幸。赖有曾胡左李张等乱世英雄,眼界甚大,才气甚高,不负圣贤之教,不辱君子之名,救危济困,外御强敌,扶大厦于将倾,拯万民于水火,虽然未能改变百年之变局,但毕竟让苟延残喘之大清,又多活了若干年。而诸公能名垂史册,进而能启迪垂范后世雄才英杰,彻底一洗乾坤者,又何其幸也!彬宇先生诗,亦有此意乎?而彬宇先生《大成之道》一书中,也有大量篇幅是借左宗棠的故事阐述中国精神的。

雄才巨器出寒门

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今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人。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近代中国国家主权完整的捍卫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者、传承者。与曾国藩、彭玉麟、张之洞等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左宗棠出身甚寒微。据秦翰才先生《左宗棠全传》:

左宗棠之先世,自南宋时已为湖南湘阴人,世居县东乡左家塅,耕读为业。逮入清代,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

宗棠父观澜,字晏臣,一字春航,县学廪生,以善书名。贫居教授二十年,循循善诱,数载之间,入学食廪,一时从游者甚众。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不尚藻绘。其教于家者,必本于身,肃然翼然,尊卑相下,罔敢稍越。妣氏余,宗棠生十六岁而妣卒,十九岁而父卒。

宗棠兄弟三人。宗棠其季也,故字曰季高,大排行十三。

宗棠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十月初七日。

宗棠年二十一,娶于湘潭周氏,讳诒端,字筠心,与宗棠同年生,先宗棠卒,年五十九。夫人言动有法,治家有条理,教儿女慈而能严,待仆媪明而有恩。年三十五,始得子,爱怜之甚,然自能言以后,教必以正。儿甫三岁,即削方寸版,书千字文,日令识数字,检前人养正图,为之解释。坐立倾欹,衣履不正,必呵之。中年患肝疾,自是荏弱善病,斋食日多,非祭祀、宾客,不设鸡鹜,朔望分肉,必先仆媪。仆媪受雇久,辞归,临行,无不感且泣。尤能体会宗棠之心,有以曲成其志。宗棠不屑于功名利禄,故夫人从不以世俗语相聒。宗棠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故夫人从不以家人生产琐屑相恩。当宗棠未遇时,夫人虽以富室千金,茹粗食淡,操作劳于村媪。及宗棠显贵,夫人亦未尝稍露骄矜,仍以节约自持,盖与宗棠黾勉同心,初终一致,不啻闺中之知己也。夫人之殁,宗棠方在甘肃之平凉军次,亲志其墓而为之铭曰:

“珍禽双飞失其俪,绕树悲鸣凄以厉。人不如鸟翔空际,侧身南望徒侘傺。”

可以说,出身清寒而前半生蹇滞坎坷的左宗棠,是应该感谢自己的“上门女婿”经历的。妻子不仅贤惠通达,勤俭持家,更且能与左宗棠心灵相通,不戚不骄,让左宗棠终能够全神贯注于事业人生。

《全传》写道,宗棠之家世,亦清寒之家世也。祖遗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而一家多至十口,食用常不给。其时生活之艰苦,可以宗棠《二十九岁自题小像》诗句为说明:

……研田终岁营儿哺(自注: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脩脯无从得食),糠屑经时当夕飧(自注:嘉庆十二年(1807)吾乡大旱,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后长姊为余言也,伤哉!)……

机云同住素心违,堪叹频年事事非。许靖敢辞推马磨,王章犹在卧牛衣。命奇似此人何与,我瘦如前君岂肥。……

九年寄眷住湘潭,庑下栖迟赘客惭。……

当父母在时,已难维持生活,父母故后,兄弟既被迫分离,必须各寻出路,夫妇亦不能独立,只得依傍外家,于是虽以豪放之宗棠,不能无所慨叹。

然此种孝义清寒之家世,仍为宗棠所贵重,常以保持此家世,诏示家人。

……我总以世泽之兴隆,要多出勤耕苦读子弟,家祚之昌盛,总在忠孝节义,他不贵也。……

以此,宗棠常不欲诸子从事科名,以仕官承家,而再三谆嘱曰:“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曰:“是好子弟耕田读书。”曰:“慎交游,勤耕读,”晚年复为诸孙读书,以家书训二子孝宽,三子孝勋曰:

……我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时值危乱,乃以戎幕起家,厥后以不求闻达之人。上动天鉴,建节赐封,忝窃非分。嗣后以乙科入阁,在家世为未有之殊荣,在国家为特见之旷典,此岂天下拟议所能到,此生梦想所能期?子孙能学我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我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

贫寒能耐,患难能守,则成才之基已具矣!人从不患人之不己知。 而勤苦读书的左宗棠随后之人生遭际,更证明了这一点。

左宗棠四岁始随祖父读书梧塘,五岁以后均随父读书,不名他师。年十九,父殁。次年读书长沙省城城南书院。主讲席者,宿儒贺熙龄。熙龄之为教,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于宗棠并授以汉宋儒先之书。而于宗棠之志大言大,未尝不致伟重。后熙龄入都,宗棠与同门诸子送之江干,熙龄答诗有云:“看子狂澜回障手,老夫犹觉气纵横。”舟过九江,又有怀宗棠诗云:“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自注:“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盖深许之也。然亦寓书告以《论语》一书,每于容貌辞气之间,兢兢致谨,隐微幽独之中,戒慎必不容缓,则又深诫之矣。”

宗棠亦自知气质粗驳,动逾闲则,认为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爰上书表示,愿深自刻厉,严为课程,先从寡言与养静两条,实下功夫。

熙龄兄长龄,亦喜宗棠,一见推为国士,尝语以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时宗棠方弱冠,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适长龄居忧长沙省城,发所藏官私图书,备之披览,每向取书册,必亲自上楼检授,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无稍厌倦。

长龄尝纂《经世文编》一书,为清中叶以前名臣巨儒发表其对于学术与政事之思想之结集,宗棠于是书研讨甚深,其原书存于家者,后人犹见丹铅满纸焉,长龄又尝著《区田说》一篇,亦为宗棠所笃嗜研究者。长龄在云贵总督任,刊布古本六经,教民饲育柞蚕,尤为宗棠以后施政所尝取法。

是两贺者,赏识宗棠最早,宗棠亦引为生平最早之知己也。熙龄主于性理之学,长龄优于经世之学,而其影响于宗棠一生之德性与事功,均非浅鲜。

贺长龄誉左宗堂为“国士”,贺熙龄在诗中也这样称誉他,只是表达得更生动些。他在诗中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宗棠读到诗后,十分感动。他后来向女婿陶桄说:“我早年言大志大,对当时名公时贤都看不上。庶龙师以诗赞誉我,我觉得过分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老师对我期望之股,这种感情确实是很不寻常的。”

贺熙龄于次年到京,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外放山东道监察御史,六月又转至四川道监察御史。九月间,因眼睛有毛病,身体也不好,请假回长沙,仍在城南书院主讲。这年发生了一件震撼中国朝野的大事:鸦片战争爆发。接着林则徐被罢免、遣戍。道光二十一年英军占据香港,进犯浙江。次年进犯南京,清朝廷和英帝国主义者签订了屈辱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左宗棠那时正在安化乡间任教,他接连写信给贺熙龄,一方面因乡居闭塞,想从贺熙龄那里打听些消息,一方面也发泄自己对时局的不满,痛骂当政者的无耻,还提出几项抗英的建议。贺熙龄和林则徐、左宗棠都是一路人、爱国者。但贺熙龄只是一个学者,告退的官员,无权无势,于时局无能为力。眼看着外敌欺凌,国势颓危,也只有彼此发发牢骚而已。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贺熙龄逝世,享年58岁。去世之前还有一段佳话。那年八月宗棠的长子孝威出生。熙龄知道了,非常高兴,说:“这孩子该做我的女婿。”他去世后,同学罗研生等告知宗棠:老师遗命不可却。从此贺熙龄和左宗棠由师生关系又变为亲家了。当时左宗棠并不是知名人物,不过一个穷教师而已。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对一个年轻的穷书生的知遇,不仅当年令左宗棠感动万分,即使百载而后,也足令人怀念不已。左宗棠曾有挽联:

宋儒学,汉人文,落落几知心,公自有书遗后世;

定王台,贾傅井,行行重回首,我从何处哭先生!

定王台在长沙城东,贺长龄的住宅即在附近。宗棠常和友人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李续宜(字克让,号希庵)、王錱(字璞山)等在定王台会晤长龄、熙龄兄弟,就学请业。贾傅井在城南书院附近,宗棠每经过这些古迹,行行重回首,物是人非,感伤不已。

而左宗棠同另外两位大人物的交集,也堪称奇遇。

道光十七年(1837年),巡抚吴荣光邀请七次考第一的得意门生左宗棠,到醴陵渌江书院当山长。书院很穷,经常请不到教师。宗棠不在乎生活清苦,对教学抓得很紧,管理严格,他发给每个学生一本日记,命他们将所学功课随时记载。太阳落山后,将学院大门上锁,他亲自查阅功课,奖勤罚懒,学生进步很快。

陶澍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道光两朝名臣。他在两江任上办理盐务、漕运、水利等,为地方做过许多好事。他手下有许多能人,如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胡林翼等。林则徐任江苏布政使时,屡受陶的提拔,升任巡抚,陶还保荐林则徐之才可任两江总督。陶澍到江西阅兵,顺便请假回原籍扫墓,道经醴陵,住在行馆。休息时看到了知县为欢迎他特意而准备的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印心石屋是陶澍年轻时随父亲读书的地方,在家乡小淹石门潭边。因为潭中有一块石头,矗立在巨流中,形状像一颗印章,陶家书室就取名为“印心石屋”。道光皇帝在召见陶澍时,听他谈起幼年读书的事,亲笔为他题写了“印心石屋”的匾,这是陶澎很引为荣的一段故事。对联打动了陶澍,陶澍急切地想见到作者,作者是左宗棠。知县去下通知,却碰了个钉子。

左宗棠素性戆直倨傲,从来不阿附权贵,奔竟干谒,他回答说:“他做他的总督,我做我的山长,他想见我,他来看我好了。我又无求于他,为何要去见他?”知县劝了几次也无用,知道他的犟脾气,只得回去禀报陶澍。

陶公是极为宽厚的人,即改容亲往书院,二人虽然地位悬殊,一见却极为投机。第二天左宗棠才到行馆回拜。陶澍和左宗棠纵论古今大事,谈到晚上,还留他在行馆住了一宿。陶澍目左宗棠是“奇才”,得知他次年将赴京会试,再三嘱咐:“会试毕,不论中与不中,务必绕道南京,来督署衙门盘桓几天。”陶澍对宗棠能不能考中进士并不在意。即使宗棠不中进上,依然是一位值得爱惜的人才。陶澍本来就是一位注重实学的人。

次年宗棠会试又落第,秋天回家时就绕道南京,拜会了陶澍。陶澍留他在总督署中住了几天。陶澍虽然公务很忙,但有暇就来看左宗棠,无所不谈。临别时,他提出要和宗棠结为姻亲,他的幼子桄年方六岁,宗棠长女孝瑜五岁,二人年龄相当。当时陶澍是名倾天下的总督,又比宗棠年长很多,而宗棠是乡村塾师,落第举子,无论在年龄、资望、门第等方面都相差悬殊。宗棠认为“齐大非偶”,辞谢了陶公。陶澍却说:“季翁之言差矣,若论门第名位,你将来功业必在我之上。至于年龄,只要儿女相当就行了。”他还恳切地说:“我已年老,将来幼子和家事都要托付于你。”宗棠还是推辞,因为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门第悬殊的婚姻常会带来不愉快的后果。陶澍只得作罢。但是他的识人之明和打破旧俗、偏见的勇气,实在是少有的。

这是左陶第二次会见,也是最后一次。虽然只会见两次,但交情之深,却古今罕有。第二年陶澍死于南京任所。家眷回到湖南家乡后,贺熙龄写信给左宗棠,要他去安化陶家教孤子陶桄读书。熙龄是陶的亲戚,又是宗棠的老师,宗棠于是遵命到安化小淹陶家坐馆,一去前后有八年之久。陶家藏书很多,还有清朝宪章和陶澍的奏疏、书信等。宗棠在教课之余,遍览了所有图书文献,对世事的了解、政治的得失,又有了很多的收获,对他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陶府中有一大部头《图书集成》,左宗棠找到其中的《康熙舆图》和《隆内府舆图》,又继续钻研地理,将在周氏西楼绘制的地图加以考订修改。他从《图书集成》中看到有“英圭黎来朝”的记载,考证是康熙朝英吉利就曾派使节来过。可见他读书认真、细心,而且涉及的都是与军事、地理、外交等有关国家命运的学问。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宗棠在陶家教课已是第八个年头。那年第二子孝宽出生了,长女已15岁。陶桄也已16岁。陶夫人命女婿王师璞和左宗棠说:“是陶澍的遗命,愿两家结成秦晋之好。”贺熙龄也劝左宗棠不要再推辞。左宗棠感念陶公的知遇,加之老师的敦促,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距陶公初次提出已时隔九年了。

几年以后,太平军起义,攻占了江南各地。曾国藩率领湘军东征,因为军饷缺乏,向各省募捐。湖南当道决定要有钱人家捐输。大家认为陶家当了二十几年的督抚,是个大户头,非捐巨款不行,左宗棠正在巡抚幕府,他就秉公办理,对陶家来一次清产核资,把陶家所有房产券等拿出来上交,核算结果,一共不到5万两银子。5万两银在当地算一个富户,但是督抚每年的正当收入就有二三万两,干了20余年,只积下这点钱,大家才知道陶澍真正是个清官!

几十年后,左宗棠也去世了,他留下的钱比陶澍还要少得多,当时的舆论对此感叹不已!

嘉庆与道光两朝名臣,允推陶澍与林则徐。两人者,恒以奖进天下士为己任,而宗棠正先后为两人所延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洞庭湖的洪水过去了,柳庄又恢复一片宁静。十一月的一个下午,左宗棠正和工人们在柳庄门前,一面沐着温暖的阳光,一面谈论明春的备耕情况。忽然看到远远尘埃起处,一骑快马从南方飞驰而来,一直抵达庄前。使者下马后问清了情况,将一封急件交给左宗棠,宗棠拆信看后,面露喜色,赶紧回到房中,告知周夫人,即刻收拾行装,要到长沙去一趟。周夫人料到有重要事情,但不知他何以如此兴奋。宗棠将信给周夫人看。原来是林则徐卸任云贵总督,告病回里,途经长沙,舟靠湘江岸边,特来信约左宗棠速去长沙一会。林则徐是左宗棠素所钦仰的伟人,能得到他的邀请,和他会面,确是没有想到的事,哪能不兴奋!林则徐是名倾中外的大臣,左宗棠只是草泽野夫。何以林则徐知道左宗棠,而且还遣专人远远来到山村中敦请他,约他会见呢?原来林则徐和左宗棠之间有一段曲折而有趣的渊源。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以一个坚定的抗敌英雄和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博得了普遍的钦敬。他后来的不幸遭遇又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左宗棠早在青年时代就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陶澍、胡林翼等口中听到林则徐的一些情况,后来在小淹陶家读到陶、林的书信来往,对林则徐的印象是一位有学问、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和学者。在鸦片战争中,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林则徐的伟大人格和爱国主义精神。他对林则徐的佩服和崇敬之心无以复加。当林则徐点燃销毁鸦片的火焰时,他的心也沸腾起来。当林则徐被撤职遣戍时,他的热情立刻冰凉了。他虽然身在乡下,但心却随着林则徐远到了新疆充军的边荒,当林则徐遣戍归来,他的心也随着入关。他写信告诉胡林翼说:“少穆宫保忽而到西北,忽而到东南,行程几万里,渡过大海、穿越沙漠,他是一个'罪人’,谁愿意跟着他游荡呢?但是,他哪能知道,还有一个山林枯槁之士、无官无职的穷书生,却心神依倚,一直追随在他的左右呢!”

几年后,道光皇帝慑于舆论的压力赦免了林则徐,并恢复了他的官职。道光二十八年(1848),鸦片战争已过去六七年了,林则徐又当上了云贵总督。那时胡林翼任安顺知府,正好是林则徐的部下。他就将左宗棠推荐给林则徐,说左宗棠“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则徐忙要胡林翼去请左宗棠来云贵督署工作,但左宗棠因家事未能赴约。

第二年,林则徐因病告退还乡,从云南回福建原籍,经过湖南。那年冬天十一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林则徐的官船到达长沙,停靠湘江岸边。湖南文武官员知道这个消息后,都纷纷来拜会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臣。林则徐却想起了一个人。他即刻命从人到湘阴县柳庄专请左宗棠来长沙一会。当江岸上轿马纷纷攘攘之际,林则徐看到从人递上一张大红拜帖,上写“湖南举人左宗棠”,赶忙叫“快请”,同时吩咐对其他来客一概挡驾。他亲自到船头迎候。

左宗棠匆匆忙忙上船,走过跳板时,大概是因为心情紧张,一脚踏空,落人水中,从人赶忙扶起。进舟舱盥洗更衣后,两人就畅谈起来。一谈就谈了一晚上。左宗棠后来回忆当时美好的情景说:“那天晚上,江面上的清风吹起一阵阵浪花,击打着柁楼,咯吱咯吱地响了一夜,它似是一曲美妙的伴奏,与谈话声互相响答。我们坐在船窗下,一直谈到东方发白,曙鼓频敲,才互相告别。”(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手侍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舵楼竟日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这一幅“湘江夜话图”,一方是年逾花甲、名满天下,因为爱国而遭逢失败、挫折的退职总督,一方是年方37岁的落魄举人,因为爱国而满腔热情、满腹才华无处施展的“湘上农人”。他们却谈得如此投机!

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积累的全部资料送给了左宗棠,包括地理、边防以及俄国的动态等,还对左宗棠说:“我已老了,眼看着俄国虎视眈眈,终究会为西北边患,我虽有御俄的志愿,但是力不从心了。多年来留心人才,今后西定新疆,抗击俄人侵略,唯有寄希望于你了。

临别前他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左宗棠: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这副联语据说是乾隆时著名文人袁枚为他的随园题写的,后因受人讥评,自己吹捧太过,就撤下了这副对联。林则徐用它赠给左宗棠,足见他对这位年轻人的赏识之深和期望之高。林则徐后来多次向胡林翼等谈起这次会见,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会见林则徐,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后来在左宗棠收复西北,经营新疆,抗击英、俄、法列强的事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林则徐回到福建后,并没能休养多久。第二年(道光三十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占领了几个县,声势浩大。清朝廷于是又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当他刚到达广东潮州时,突然染病去世。他在临终前还不忘记左宗棠,命次子聪彝向咸丰皇帝代写遗折,折中一再推荐左宗棠为难得人才。左宗棠闻听噩耗,失声痛哭。他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悼唁信给大公子镜枫,还写了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左宗棠后来封侯拜相,但他认为,与林则徐会见是他一生中“第一荣幸”。

宗棠与陶澍及则徐两人之投契,影响于其后之功业者甚大。陶澍与则徐均以善治理盐务、水利、荒政为名督抚,而宗棠开府闽浙与陕甘,亦无不于此着意,且常以成效自诩。

许多年后,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左宗棠抵达南京,随即接任两江总督,受印视事。依然不忘当年之恩泽。光绪九年(1883)正月,他在南京为陶澍和林则徐建立了陶、林二公祠,合祀二位先行者,制联帖以张之: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左宗棠慨然以陶、林二公的继承者自居,他不仅继承了二公办水利、农业、盐政、漕运等事业,还继承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辜负陶、林二公的知遇之恩。

左宗棠所私淑,盖有自矣。宗棠尝与书吴观礼云:“陶文毅与林文忠两公,当日亦各相倾倒。一雄伟,一精密,非近人所可及。”

而左公,岂非雄伟而精密兼具也?

左宗棠自幼为家庭中宠物,祖父尝携之步上宅后小山,掇鲜栗盈掬,归贻兄若姊,不自食。因喜曰: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异日必能昌大吾门。

始受学,每听父讲授生徒及长、次两兄诵读之书,辄默志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一日,父课长、次两兄读《井上有李》文,至“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因问二桃典何所出,宗棠在侧,应声曰:古诗《梁父吟》有之。时方四五岁,盖即平日所闻两兄诵读者也。父为之喜,逆知其不凡。

稍长,读史,慕古人大节,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每成一艺,恒自诧,以示侪辈。既娶筠心夫人,僦居外家,会试三度报罢,可谓穷愁潦倒,犹自为楹帖云: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少负雄才为巨器,重臣接踵叩寒门。”只有神仙方识得神仙,也只有神仙方能与神仙对话也。

擎天一柱整乾坤

“擎天一柱钟衡岳,受命三朝整厚坤。”彬宇先生此一联,是有一个大故事在的。那就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左宗棠虽然身负雄才,但科举之路却并不顺利,而最终走上“异路功名”。

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宗棠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取得举人功名,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科场失意,左宗棠未能沿 “正途”入仕,由此更加潜心经世之学。第二年首次进京应会试,幸遇胡林翼,从此成为一生至交。其间所写组诗《燕台杂感》,涉及到新疆形势,有人认为堪比《隆中对》: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比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 “区画守具”,建议大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1854年(咸丰四年)4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

在长沙幕府,左宗棠个性强硬鲜明、睥睨一切,甚至得绰号为“左骡子”。他帮助两任湖南巡抚整饬吏治,罢免、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也得罪了一大批人。嫉恨他的人背地里谩骂他,无非说他骄横跋扈,超越了幕府的权限。胡林翼后来上奏为他辩解时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咸丰九年是左宗棠入湘幕的第六个年头,发生了震动一时的“樊燮事件”,也称为“官樊构陷事件”,促使左宗棠的命运和事业起了一个急遽的变化。

当时,湖广总督官文有一亲戚樊燮,任湖南永州总兵,贪赃枉法。左宗棠不信邪,愤然将樊燮绳之以法。樊燮咆哮公堂,左宗棠凛然呵斥:“纨绔子弟,国之硕鼠,有何面目见尔列祖列宗?”结果,官文向咸丰帝诬告左宗棠。朝廷接到奏折后,回复查明情况,“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在当地有权有势。可他有一些劣迹,曾动用军中银钱作为镇署中零用花销,还曾私自役使兵弁为他抬轿等。咸丰八年骆秉章到北京见皇帝时,告了他一状,后来查实参奏,奉旨将樊燮革职查办。樊不服,向湖广总督衙门控诉。总督官文是骆秉章顶头上司,过去二人有矛盾,公事上骆秉章常给他碰钉子,他记了恨,认为太不给他面子。后来打听到湖南巡抚衙门的事是由幕府左师爷操办,又把怒气转到左宗棠身上。

骆秉章是当事人,矛头是针对他的。他当即将进一步查明的樊燮劣迹上报,说明樊是诬控。胡林翼是湖北巡抚,对“密旨”已有所闻。他和左宗棠是生死之交,虽然焦急万分,但和骆秉章都是官文下属,不宜和官文硬碰。皇帝是一贯偏听满大臣的,他以为如果在朝廷内部有得力的人出来讲话,事情才会有转机。

咸丰帝有一位宠信的大臣,满人肃顺。他是首先倡导重用汉人的朝廷内臣。肃顺深知只有起用汉人,才有希望挽救王朝湘军的兴起,曾国藩、胡林翼等被重用,掌握军事大权,都与他极力支持有关。他以前已经听到关于左宗棠的一些情况,当得知谕旨拿问左宗棠的消息后,便告知了幕客高心夔。高心夔又告知著名文人王闿运,王闿运又告知郭嵩焘。

郭嵩焘当时任翰林院编修,听了大吃一惊,因他和左宗棠是同乡好友,自己不便率先说话,便托王闿运和高心夔向肃顺求救。骆秉章和胡林翼也同时写信给高心夔,托他向朝廷疏通。高心夔和王闿运于是向肃顺说情。肃顺说:“我作为朝内大臣,一人也不好在皇上面前讲话。须得朝内外有疏保荐左宗棠,我这才好开口。”

郭嵩焘赶忙找了和他同在南书房值班的少詹潘祖荫,请他给皇上保荐奏疏,并对潘祖荫说:“如果把宗棠搞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

潘祖荫于是给皇帝上了一疏,说:“湖南军队不仅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也在皇上圣明洞鉴之中。”接着他说了两句传诵一时的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奏疏上去后,谕旨一直没有下来。实际上咸丰帝很重视这事。他早听说过左宗棠这个人。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咸丰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郭嵩焘,想进一步了解左宗棠的情况,他问郭嵩焘:“左宗棠才干怎样?”郭嵩焘说:“他才干极大,料事明白,没有办不了的事,人品尤极端正。”咸丰又问:“左宗棠多少岁?”郭嵩焘答:“四十七岁。”咸丰说:“再过两年就是五十了,精力也将衰竭了。趁现在年力尚富强,可以出来干事,莫自己糟蹋,须得去劝劝他。”他又直截了当地叫郭嵩焘写信告知左宗棠皇上的意思,他“应当出来为我办事”。咸丰又问:“听说他想会试?”郭嵩焘答:“他是有这个意思。”咸丰叹口气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相比,究竟何者更重要?!他有这么大才,应当出来办事才好!”对左宗棠想再参加会试,咸丰帝是不以为然的。其实,左宗棠并不是真想再去会试,只是以此作为脱离幕府的借口。

这次发生樊燮事件,咸丰帝看到潘祖荫奏疏,主意拿不定,就向肃顺说:“当今天下多事,如果左宗棠确实长于军事,当然可以弃瑕录用。”肃顺是识大局的人,趁此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着他重新考虑。”咸丰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官文知道朝廷有意用左宗棠,只得具奏结案,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左宗棠当樊燮事件发生后,心灰意懒,决意退出湖南抚署,他原意仍回柳庄隐居。但一些朋友知道后,竭力劝他。左宗棠不久打消了“还山”的念头,一来是友人劝告,另外还有一层顾虑,郭嵩焘已经告知他咸丰帝的谈话,皇上已在怀疑他何以不愿出来办事,现在樊案已基本了结,皇上已面谕郭嵩焘,通知他“出来为我办事”,他怎能明目张胆地和皇上对抗?因此他想出一条路,向骆秉章提出要参加会试,以为摆脱幕府的借口。骆秉章看到形势虽已缓下来,但官文恶意未消,皇上下一步意图如何,还不明了。左宗棠忧谗畏讥,在抚署也待不下去,就同意他去京会试。咸丰九年十二月他脱离抚署,次年正月由长沙启行。

他离长沙后,一路上大风大雪,三月三日到达襄阳,风雪未止。这时胡林翼派了专差送来一封密信,说:“现在攻讦诬陷你的人并不甘心,网罗四布。……鄂帅(官文)正在策划构陷的办法,京师谣诼纷纭,千万不能去,以免陷入罗网。”并劝他去英山驻地一聚。

左宗棠于是踌躇了,他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得已回头去找胡林翼商量。他是自信心极强的人,但常接受胡林翼的意见。现在无路可走,不如到曾国藩和胡林翼麾下领一支兵,去锻炼实战能力,其实也是无可奈何、违心之事。那时潘祖荫的保荐虽未批下来,胡林翼已料到咸丰帝迟早会重用左宗棠,他不赞成宗棠去京师会试,也不拟留他在幕中,因为皇上为他的出处正在考虑,于是劝他先回湖南暂居,等候旨意。

那时曾国藩驻军安徽宿松,准备进军安庆。听说左宗棠抵达英山,就派专人持函迎接他来宿松,共商军事。三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宿松,在曾营住了20余天。不久胡林翼也从英山赶来。此外李鸿章、李瀚章(字筱泉)、李次青(名元度)、曾国荃等也都来到宿松,他们在一起畅谈天下大势,尤以曾、左、胡三人在一处聚谈最多,往往从早饭后一直谈到深夜。这次宿松会晤十分重要,关系到湘军今后发展动向,自然也关系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以及清朝的命运。

左宗棠原来准备会晤曾国藩之后,就回湖南隐居。此时也正好接到家信,儿子孝威患病,他决定立即回家。正准备动身时,曾国藩接到了上谕,皇帝在考虑左宗棠的安排,询问曾国藩的意见,上谕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现在形势紧张,是否令左宗棠留在湖南襄办团练,还是调到该侍郎军营效力?”责曾国藩研究回答。这道上谕实际就是潘祖荫奏疏的批复。胡、曾一看都知“天心大转”,樊案已了,劝左宗棠打消隐居念头,回湖南静候圣旨。左宗棠于是于四月十八日起程回湘。

曾国藩和胡林翼商量后,就立即奏陈皇帝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现在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无论委派何种差使,使其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胡林翼也随即上奏保荐说:“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立有功劳,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人刚直激烈,对坏人坏事不少宽饶,心固无他。我与他是同学又兼姻亲,咸丰六年曾保荐过他。应请天恩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支援江西、浙江和皖南。”

樊燮事件曾一度使左宗棠陷人危困之境,但咸丰帝接到潘祖荫、曾国藩、胡林翼的保荐疏后,就决心起用他。咸丰十年五月他回长沙后不久,就接奉诏书,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他随即在长沙招募了五千人,成立了楚军。从此,他就打消了隐居山林的念头,告别了家乡,率领楚军东征西讨,开始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

“擎天一柱钟衡岳,受命三朝整厚坤。”衡岳,代指湖南也;三朝,意即道光,咸丰,慈禧光绪三个时代也。左宗棠南征北战,功绩卓著,东平闽浙,西靖陕甘,由浙江巡抚,一路升迁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赏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推动甘肃省与陕西省分闱乡试、分设学政,以免甘肃考生赴陕乡试之苦;并推动西北茶政改革,镇压闵殿臣之叛。8月,补授大学士,不久又补为东阁大学士。人生更加辉煌的一幕正等着他。

韬略经世镇昆仑

“舆地文章兴社稷,书生韬略镇昆仑。”左宗棠早年便留心经世实用的学问,而不再以科举为求。尤其对地理、军事、农事、经济等倍加留心钻研。

左宗棠家书与兄子澂云:“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虽勉子弟之语,亦自道其一生得力所在也。

宗棠仲兄宗植,精于天文之学,而宗棠则精于地舆之学,可谓二难。宗棠初步研究地学,在十八九岁时,尝于书肆购得顾祖禹《方舆纪要》一书,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系以评语:

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欠斟酌,然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氏源谓其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此论大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

嗣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与齐召南《水道提纲》诸书,复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更尝绘制皇舆图,时则僦居外家,即宗棠创作,而筠心夫人所影绘。夫人有诗云:“山川万里归图画。”

时罗汝怀亦好地学,宗棠与书研讨:

承谕从事地理之学,甚感甚感。此学历少专门为之者,大都钞掇旧书方志,以矜博炫多耳,齐次风《水道提纲》,乃矫其弊。惟据目今之形势,而不援袭古人一字,数千年来,言地学者,奉为典册。然其中舛错颇多,不可一一。李申耆(兆洛)于肥水条,力纠其误,,而亦不知其所据之何书,孰知此公乃并无书可据耶!盖仅据仁庙时西士之图成书,其于此学,未尝窥其一二也。大抵吾辈著述,必求其精审,可以自信,然后可出以示人。若徒以此为啖名之具,则其书必不能自信,不能传久,枉用功夫,殊无实际,何为也。顾景范书,较胜于阎百诗、胡胐明诸人,而其间亦不免时有所失。仆尝论古今言地之书,《禹贡》而外,无一完书,亦无一书不可备采,此在有志而专精者,自为择别而已。……

其对于地学之自负如此。

光绪初,宗棠任陕甘总督,帝俄兵官索思诺福齐(Sosnovsky)访之兰州省城。其人舌辩有才,谈次,每自诩其地学之精。宗棠细玩其所携之中国地图,果细微异常,山川条列备具。因问,客游中国日浅,未经身历各郡县,何能周知山川形势,凭何绘成全图。则云,此就康熙图摹绘而成也。宗棠乃晓之曰,康熙舆图,是测度定地而成,故为古今希有定本。后此拓地渐多,乾隆中,随时增入,并令何国宗携带仪器,遍历各处,详加覆订,是为乾隆内府舆图,则精而又精者。因取影刊大图示之,索思诺福齐嗒然,自此希言地学。

秦翰才先生评论说:

尝考宗棠一生勋业,泰半在军功,而其用兵之神奇,与夫料敌之精审,无不得力于早岁舆地之学。今读其奏疏、书牍、批札,言及山川形势,与军事进退关系,历历如绘,且援古证今,俯拾即是,诚足见其对于地学素养之湛深。顾当宗棠之青年时期,凡为士人,无不以八股文、试帖诗及律赋为惟一学问,见宗棠独耽地学,无不目笑存之。讵知以后伟大之成就,即植基于此耶!亦犹前明之王守仁与孙承宗,因偶精地理,遂为儒将也。

而左宗棠之“书生韬略镇昆仑”,收复新疆之壮举,毫无疑问,一则得益于其湘军楚军之历练,二则深得益于其舆地文章也。

在“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使命感支配之下,左宗棠勇担重任,提出塞防与海防两者并重的主张,指出:

“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左宗棠严厉驳斥了李鸿章只重海防的观点,最终赢得了清廷的支持,也为中国赢回了新疆乃至整个大西北。

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左宗棠筹办海防塞防的奏疏“所见甚是”,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身兼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新职踏上了规复新疆的征程。

赋予左宗棠以督办新疆军务全权去收复新疆,表明一向在反侵略战争中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此时也强硬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难得做出的一次正确抉择。对于左宗棠的新使命,署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致左宗棠函中称“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可谓一语中的。左宗棠本人也曾回顾中说: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生平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

六十五岁的左宗棠,锐气、豪情、忠义、威武足以威震昆仑!历史选择了左宗棠,还是左宗棠早有准备,本即不二人选?其督办新疆军务,实实在在为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斗争史揭开了新的一幕!能够担负收复新疆重任的,也唯有左宗棠。“……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此为左公一直以来之自信,更为其不计得失生死以之之高风亮节侠肝义胆也!他在致刘典函中说:

吾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

光绪三年三月(1877年4月),按照左宗棠的军事部署,刘锦棠率大军由乌鲁木齐南下,一举攻克达坂城。光绪四年(1878年)初,南疆回归祖国。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仍为沙俄霸占的伊犁。沙俄一边通过压力和讹诈,逼迫清朝使臣崇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一边在伊犁地区将俄军增至1.2万人,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了一支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光绪六年(1880年)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5月底,左宗棠以69岁的高龄,亲自率大军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当时投降派攻击左宗棠,说他近70岁的老翁,出关定难生还。左宗棠闻此语,嗤之以鼻。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他吩咐部下为自己订做了一口棺材,抬棺出关。全军将士见主帅气概如此豪壮,士气倍增。由于有左宗棠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时,收回了部分权益。伊犁问题虽最终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左宗棠积极的军事准备,中国政府是难以收回这部分权益的。左宗棠一生从未主张过和议,更未与洋人谈判过,这在当时的清廷官场是绝无仅有的。故而有人高度评价说:

“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

左宗棠为新疆“长治久安计”,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四次奏请于新疆置行省,设郡县,他在调任两江总督后又作了五次疏请。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十年九月三十(1884年11月17日)在新疆正式设省,以刘锦棠为首任巡抚。从此,新疆与祖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可以说,在收复新疆的过程,左宗棠一生的文韬武略,一身雄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对整个大西北的苦心经营,更体现了其兴邦爱民的苦心孤诣。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描写塞上风沙之景的《凉州词》诗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据说左宗棠看到此诗之后掀髯大笑!而这一笑,真是千载值得!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颇有成效”。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左恪靖命自泾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是为他艳称的“左公柳”。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用意。他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根据张曜垦荒的经验,强调说:“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就洼潴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洒之令普。既需人工,尤资器具。……张曜躬率所部,殚力经营,而后得著成效。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业是有利的。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的创办,揭开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序幕。光绪六年,左宗棠从哈密回兰州,一路上看到道旁已经榆柳成行,从嘉峪关到兰州,除了碱地和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关所种之树,“密如木城”。由兰州进京,经过西安时,他向陕西巡抚冯誉骥谈起西北植树的重要和他植树的经验,希望冯誉骥继续这项事业。冯誉骥欣然应命。此后陕西植树又有了发展。

清朝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在辛亥年(1911年)还看到多处左公柳,他在《辛亥抚新纪程》中记载说:“自出潼关西来,柳荫夹道,皆三十年前左文襄西征时种植。……华阴以西,夹道左公柳尚茂密。间有被土人偷伐者,亦地方之责也。左公柳甘界尚整齐,无甚短缺。自平凉以西,左公柳夹道继续,拳屈瘠薄。……红城驿夹道杨树高十余丈,左公督陕时种植,多为奸民剪伐。有未伐者,高耸插天,干直无枝,枝亦被人斫去。”

那时距种树已经40年,还能看到“柳荫夹道,高耸插天”的景象。但是左公柳被残害、破坏,也已达到严重的程度。

虽然如此,关心左公柳的人一直很多。抗战时期,由于宣传建设大西北,曾有一首歌曲流行于大后方,歌词首句是:“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是罗家伦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著名歌曲。

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的宋伯鲁,曾有一首《将至肃州追怀左文襄师》:

左侯崛起中兴日,誓扫天骄扩帝仁。

万里车书通绝城,三湘子弟尽功臣。

凤林鱼海春风远,玉塞金城柳色新。

今日西陲需保障,九原谁为起斯人?!

斯人不再,柳已换新。千秋功业,巍巍昆仑。难以想象当时之清廷,若无左公,尚有新疆乎?尚有边疆乎?

名追诸葛万古情

“世将诸葛相俦比,振振豪情万古存。”左宗棠一直自视甚高,喻自己为“今亮”。其自信与自负,激情与豪情,均已成佳话,而被后世广为传颂。秦翰才先生曾有专章专门论及:

及(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幕府,参赞军机,常自比于孔明,故喜自号葛亮,郭嵩焘尝叙其事:

……曾文正善诙谈,胡文忠公益之以谐谑,恪靖左侯独喜自负,尝自署葛亮。洎意城治军事,相与谓之老亮、新亮。

文中所谓意城,即郭崑焘,嵩焘之弟,与宗棠同在湖南巡抚幕府者也。

宗棠之自拟于诸葛亮,一般人或以为指其能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如世俗所谓军师者然。然若以宗棠一生与诸葛亮比较,即在其他出处与德性等方面,亦多相似,试列举之:

(一)史称诸葛亮未遇时,家于南阳隆中,逍遥而耕陇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逮刘玄德三顾草庐,始为出岫之云。宗棠初亦躬耕柳庄故里,无心问世,当太平军既起,方终于出山而戡定大难。

(二)史称诸葛亮发教军事,文采不艳,过于丁宁,而经事综物,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省览,又常自校簿书不辍。宗棠初在幕府,固已劳神案牍,无片刻之暇,当其出而典兵,仍复事必躬亲。

(三)史称刘备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涕泣言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及出师北伐,又表于刘禅曰:“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卒至大星殒五丈原头,恰如所言。宗棠亦尝言:“凡事只能尽我心力图之,利钝固未可逆睹也。”又云:“利害死生之际,庸人畏避而不敢前,且或托为明哲保身,以文其懦,独慷慨仗节之士,义愤所激,其事之克济与否,举非所知,而必不肯淟涩韬晦,以求免其难,夫亦尽我心之所安而已。”

(四)史称诸葛亮用兵谨慎,司马懿畏之如虎,故有死诸葛走生仲达之妙事。宗棠一生行军,亦处处力求质实,尝有“慎之一字战之本也”之语。

(五)史称诸葛亮表于刘禅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千亩,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宗棠亦常教诸子以力田自给,虽仕官二十余年,出将入相,极一世之荣,而身后遗产寥寥,当其在陕甘总督任之晚年,拟处分所积廉余,仅有二万五千两,盖亦尝誓不欲以余帛余财自污素节也,。

综上所述,曰淡泊,曰勤劳,曰忠贞,曰谨慎,曰廉洁,两人固有相同者,夫诸葛亮允为我国第一流之政治家。故宗棠之自号葛亮,殆不必为夸大,亦不必为诙谐,倘正所以隐示其钦仰诸葛亮,而欲模仿诸葛亮乎。然两人性情,亦有其不同处,诸葛亮善用度外人,即不问其人是否与己同臭味,只问其是否有才。而宗棠用人,则每限于与己气谊相投者,范围较窄,此则宗棠之所以终不逮诸葛亮欤!

秦先生之论,当然只是一家之言。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时代不同,难以一概而论,但彼此之忠心与才略,竭诚与驱驰,自律与他律,却真是“千载媲美伯仲间”也!

有一则挽左宗棠联云:

平生作事,独为其难,大业佐中兴,遗疏犹烦天下计;

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斯言尝自道,千秋共见老臣心。

恰正是古亮今亮之共同闪亮也!

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在此期间参与练兵、治河、禁烟等事。但他与同僚不和,自己也不习惯于任职中枢。同年10月,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兴办水利,改良盐务,支持洋务,重视海防。

1883年(光绪九年),越南局势恶化。左宗棠上奏分析局势,自请赴边督军,清廷没有同意。

1884年(光绪十年)1月,左宗棠因目疾请求回籍调治。4月,因中法战争战事紧张提前销假,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9月,坚决主战的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2月,左宗棠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

1885年(光绪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连上两折,其一请求专设海防大臣,其二请求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设省也终于实现。

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四岁。

他在临终口授遗折时先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又说:“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并提出诸多富强之策和对光绪帝的劝勉。

左宗棠以一幕客督师,方一年,,遽擢浙江巡抚,未四年,封一等伯爵,后又封二等侯爵,诚可谓奇迹。以一举人竟官至大学士,且得谥以文,亦可谓异数,典兵垂节历二十四年,遍于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山东、甘肃、新疆等十二省,尤为古今稀有之事。殁后,清廷给予恤典,极为优崇:

(一)追赐太傅;

(二)照大学士例赐恤;

(三)赏银三千两治丧;

(四)赐祭一坛,光绪亲政时,又赐祭一坛;

(五)加恩予谥(文襄);

(六)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其后长沙、南昌、江宁、杭州、福州、西安、兰州、迪化各省城,及婺源、衢州、甘州、肃州、哈密、巴里坤各郡县城,均建立专祠;

(七)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

(八)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

(九)赐御制墓碑文;

(十)长孙念谦,袭侯爵,赏给太常寺少卿,次子主事孝宽,赏给郎中,三子附贡生孝勋,赏给主事,四子廪贡生孝同,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

1983年,经王震将军创议,长沙市人民政府决定拨款修复已遭破坏的左宗棠墓,修复工程于1985年5月5日开工,9月5日告竣,10月19日,遗骨入殓下葬。11月,举行了左墓修复落成及左公逝世百周年纪念仪式。同时,由湖南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发起,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性的左宗棠学术讨论会。长沙市人民政府在重修墓记中说:

长沙市人民政府以公经略天山南北,巩固西陲,暮年复力排非议,督师抗法,捍卫海疆,竟劳瘁殁于军中,丰功在国,其茔墓岂可淹没!乃于一九八五年拨款重新修复。值此振兴中华、开发西北之际,公之爱国精神与深谋远略,当更能激励后起,永垂后世者也!

如此来看,左文襄公一生,可谓福厚光辉矣!而此福厚光辉,来自“雄才巨器”,“振振豪情”,来自“擎天一柱”,“威震昆仑”!而再往深处追去,左公以一寒士,屡有奇遇,得致大功者,根源则在左公为国为民勇于任事之忠肝烈胆,实干兴邦不惮不屈之一往无前也!

左公有联: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寻平处坐,向宽处行。

左宗棠虽性喜大言,脾气倔强,但终生拒绝浮华,而以实干为依归:

……天下事,无不可为,如果实心实力去干,必有治效可睹。

……天下事总是要干,要干事,最是要一部实心。……

其曾致函胡公林翼云:

……时局至此,不能不挺身任事,成与不成,非人谋所及,亦尽其心力所至者而已。……

由此可见左公内心之光辉矣。范文正公言:“我知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我岂苟哉。”岂非言左文襄公乎?

(本文多参考《左宗棠全传》·秦翰才,《左宗棠评传》·孙占元,《我的曾祖左宗棠》·左景伊,《左宗棠》·杨东梁等专著)

附廖彬宇先生

《大成之道》关于左宗棠的文字:

年纪轻轻而能与朝中重臣为友的,还有清朝的名臣左宗棠。

左宗棠出身贫寒,他曾在他的家书中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与孝威》)”

左宗棠有成长于清贫之家,养成了吃苦赖劳和节俭质朴的生活习惯。他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作为年龄最小的男童,倍受祖父左人锦宠爱。左宗棠三岁时,随祖父到山上采栗子,他采到栗子回家后能平均分给哥哥姐姐,“不自取食”。左人锦高兴地说:“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异日必能昌大吾门。(《左宗棠年谱·左孝同:先考事略》)”

左宗棠家不仅贫穷,而且自幼家门连遭不幸:十多岁时连丧祖父母、父母和长兄,家中只剩他和仲兄二人相依为命。然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将左宗棠压倒,此时的他仍然在专心致志学习。

到他18岁时,他的同乡,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回家丁母忧,左宗棠趁机前去拜访。贺长龄是谁?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同是湖南人的江苏巡抚陶澍针对时弊,进行大力革新,并请同是湖南人的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了《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志《遵义府志》的编撰人。历任南昌知府,山东、广西、江苏、福建按察使、布政使,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等。是被左宗棠视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的“嘉、道两朝名臣”。

左宗棠怀着敬慕之情拜访了这位名臣。

贺长龄面对18岁之左氏,毫无鄙夷之情,“以国士见待”之。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纪轻轻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青年人,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长龄所赏识的见解。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的青年人,马上说:“从此我的书房就是你的书房。想借书上我们家来——我得在家里住一年呐——我亲自给你拿。”从此,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勉励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有的版本贺长龄还说,观君气宇非常,若能潜心钻研,将来成就必定远在我之上。当然,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大有长进。

如果说贺长龄是左宗棠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那么第二位贵人就是陶澍。就是前面我们讲过把女儿嫁给胡林翼的那位两江总督。

陶澍这个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正是在陶澍的培养和影响下,才成就了林则徐、魏源、邓廷桢、胡林翼、曾国藩等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批名臣——当然,这中间,还包括左宗棠。

183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湖南安化扫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他的到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也早有仰慕之情,于是挥笔写下一幅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既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得意的一段经历。

一年多前,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这件事,朝野相传,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副楹联后,极为赏识。

陶澍看到对联后心想: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人生知己!这位六十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作者。哪知左宗棠的狷狂之态显露,任凭知县苦苦哀求就是不见。

陶澍对左宗棠的举动并未恼怒,第二天化装前往书院与左宗棠交流。令陶澍没想到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面前。结果自然是“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那一晚,两人秉烛而坐,整整谈了一夜。从学问谈到家事、国事,从漕、盐之道谈到海运、国防。左宗棠积了一肚子的学问,恨不得全部倒出来。陶澍深为他的学识所倾倒。此时的陶澍预言,左宗棠今后的地位、成就将会在自己之上,并勉励左宗棠不要被功名所累,以致耽误自己的大好年华。陶澍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

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师参加会试,结果是再度名落孙山,诚如他所说:“三次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

南归途中的左宗棠绕道专程去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陶澍。陶澍一连留左宗棠在总督衙署中住了十多天,还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陶桄,与左宗棠长女左孝瑜定婚。

就在此后不久的1839年夏,陶澍病死于两江总督任所。陶澍重病垂危之时,派人专程送信,把左宗棠叫到病榻前,不仅把8岁的独子陶桄托于左宗棠,并订下了儿女亲家;其他家事也托付给了左宗棠。

在清朝,没有博得功名,是几乎没有做官的资格的。左宗棠能够从一介书生直接入仕,得力于他的第三位伯乐,也是第三位贵人——林则徐。

林则徐早年于江苏为官时曾被左宗棠的亲家、两江总督陶澍所赏拔,而他在1847年担任云贵总督时,又视左宗棠的同学胡林翼为得力助手。

陶澍与林则徐的同事关系及与左宗棠的亲家关系,胡林翼与林则徐的上下级关系和与陶澍的翁婿关系及与左宗棠的同窗好友关系,都构成林则徐与左宗棠会面的因缘。

尤其是左宗棠对林则徐道德品质的一向倾慕和林则徐从胡林翼处得悉左宗棠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更促成了林则徐和左宗棠的湘江之会。

早在1848年,胡林翼就曾经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但由于此时的左宗棠已经负责起培养陶澍独子陶桄的任务,一时半会儿还无法离开湖南赴云南去做林则徐的幕宾。

而到1849年冬,林则徐因病卸云贵总督职回福建原籍途经长沙,遣人至柳庄约请左宗棠相晤。左宗棠赶至长沙,在湘江边上见到了他所崇拜的林则徐。

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37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着说:“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这次会见,称得上是左宗棠一生中的一次历史性会见。因为正是这位清代官员的佼佼者,杰出的民族英雄,将让左宗棠迈出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步,他将成为未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双方这次交谈的内容非常广泛,家事、国事、人物、政务无所不及。他们谈到了吏治,也谈到了贺长龄,谈得更多的还是西域边政。

林则徐说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都不富强,他曾在边部各城大兴水利,可惜功未告成,深以为憾。

林则徐认为只要水利兴修,稻田广种,那么西域就能不减东南富庶之区。

林则徐还预见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谈及他对新疆地理的观察,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和自己的战守计划。

不知不觉之中,夜已将尽,两人才相互告别,林则徐手书对联一副送给左宗棠,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斯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上联写了湘江夜话处的美丽景色,下联抒发了胸怀古今文化的豪情,也是对左宗棠的高度评价。

临别时,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举手拍着左宗棠的肩膀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

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有用。

年逾花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从俄国人手里夺回广袤的新疆土地,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

见面后不久,身染重病的林则徐回福建后知道来日不多,就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大清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称其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左宗棠的名字,第一次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40岁时,终于被朝廷启用,但是因无功名,所以只能做湘佐。他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诸多高官显贵竞相举荐,使咸丰帝很是关注,但也引起小人的忌恨诽谤,特别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披沥上陈才以得救。

此后左宗棠青云直上,迅速成长为可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的重臣。

当然左宗棠也提拔和培养了一批人才,如胡雪岩、潘鼎新、刘铭传、王德榜等,邓世昌、林永升、詹天佑、严复都是在左宗棠与洋人签定合同后,开办的新式学堂里出来的人才。

需要一提的是,左宗棠23岁入赘周家,与周诒端结婚。由于左宗棠父母双亡,无钱操办婚礼,而周家是湘潭大富,所以只能入赘周家。住在周家的厢房里。在新婚之夜,左宗棠写了一幅对联自勉:

上联:身无分文,心系天下;

下联:手释万卷,神交古人。

看懂了左宗棠的勤奋与抱负,你就必然如贺长龄、陶澍、林则徐一般看懂了左宗棠——此子旷世奇才,绝非池中之物。

张红星教授注:

重臣接踵叩寒门: 谓左宗棠年纪轻轻、为布衣之士时便与时任总督的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朝廷重臣论交。

舆地: 即地图。《史记·三王世家》:“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司马贞索隐:“谓地为舆者,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故地图称舆地图。”元·周伯琦 《野狐岭》诗:“大哉舆地图,垂创何其艰。”此谓左宗棠精通地理之学。

书生韬略镇昆仑: 左宗棠因受林则徐激赏,林连续三次奏请朝廷启用时为书院教员的左宗棠出仕,并将昔日治疆的舆地图等重要资料托付左宗棠。后左宗棠被朝廷启用,也有治疆经历,并收复被俄人占领的广袤疆土。 昆仑 ,乃中国第一圣山、华夏龙脉之祖。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山脉全长2500公里,其最高峰在中国青海、新疆交界处。因昆仑山位列西北乾位之上,故而昆仑山又名天柱。此处“镇昆仑”既指代新疆,又因昆仑为中华圣山进而指代全国。寓意左宗棠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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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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