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小姐 queer girls
象牙塔里看世界
以法学的理性 以传媒的温度
作者：斯卡莱特 | 审核：吹牛大王
校对：晏南亭 | 编辑：季凌
图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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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得那一分钟。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无法否认的，因为已经过去了。”
在这段被影迷频频引述、模仿的对白里，旭仔一开始就定位了影片的时间坐标——一九六零年。而本片中的精神、价值和文化表达，都与60年代这个时间点息息相关。
如果为世界范围的60年代进行剪影，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个“飞”的时代。
以美国为典型，战后兴起、并在60年代仍旧盛行的“垮掉一代”文化影响着众多青年人；英国的摇滚乐也在60年代迎来其黄金时期；嬉皮士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总之，世界60年代的文化反叛主流、背离传统，其追求者们否定、解构传统价值观，他们渴望“飞”往他处，寻找自我，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而这，不正是影片中阿飞一直在做的事吗？
除此之外，我们在影片题目中也能窥见王家卫试图进行的文化表达。《阿飞正传》是尼古拉斯·雷伊的电影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在香港的中译名，大陆译名为“无因的反叛”。这一电影在香港60年代掀起热潮，产生流行偶像，也生产了“阿飞”这一文化符号。
而王家卫以此作为其影片题目，我们可以猜测，他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勾勒香港60年代的图景，另一方面则暗示他要讨论的主题：反叛，即对应电影英文名中的“being wild”。
基于以上种种，我们不难发现“飞”这个字背后的含义——反叛、漂泊、奔赴远方，或者说在路上。在电影中，导演也将此进行具象化表达，给出了形象的比喻——无脚鸟。
“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地飞呀飞，飞得累了便在风中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可以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
这是影片中第一次提到无脚鸟这个比喻。在此前的20分钟里，我们通过旭仔和苏丽珍、Lulu的两段感情，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个浪子的风流与魅力。
在这样的铺垫下，旭仔有了这段独白。他以“无脚鸟”自喻来进行自我表达，为自己种种反叛、背离传统的行为给出解释。而这段独白之后，是旭仔在房间里的独舞。这段舞跳得随性、陶醉、自得其乐。
所有种种，都刻画了旭仔，也是任何一个从生活中出走的人渴望拥有的理想状态：无牵挂、无忧虑、尽情追求精神上美的体验、不用为任何事情负责。可谓潇洒极了。
随后，旭仔脱离了这种自我沉醉的状态，转而面向他灵魂中的打结处。他和所有人一样，被迫面对自己生命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于旭仔而言，是他的身世。
“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跟我作对，为什么你不可以对我好一点？”
“你想我对你好就不应该早说穿我不是你亲生的，你不说便什么事都没有，你说一点又隐瞒一点。我只想知道谁是我爸妈而已，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你在给我一个恨你的借口。”
在旭仔和其养母的对白里，我们可以理解旭仔反叛的原因。他之所以放任自流、反叛任性，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没有根的浮萍、是一艘没有港湾可以归靠的船只、是一只“无脚鸟”。他赌气似的一边声称仇视自己最亲近的养母，一边保护她不受伤害。他否定养母，期盼着寻找生母，也就是否定当下，期盼着远方。
随后的对白里，养母毒辣地剖析了旭仔心理。这里也恰是第二次提到“无脚鸟”的隐喻。
“我知道我现在讲什么你也听不进去，这几年来你一直放纵自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你要报复吗？好啊，我现在告诉你，你亲生娘是谁，我受够了！你以前做人总是用这个当借口， 你以后不可以再用这个借口了。你想飞呀，好哇，你飞吧！你要飞就飞得远点，你不要有一天让我知道，你只是在自己骗自己。”
“以前做人总是用这个当借口”“你只是在自己骗自己”这两句话简直一语中的。旭仔把自己比为“无脚鸟”，一个略带悲伤色彩的比喻来回答自己的种种行为，他所有的反叛，难免有自怜意味。
之后养母远赴美国，旭仔如愿踏上寻母之路，奔赴他的远方，找寻他的身份认同。但其生母却拒绝见他。此时旭仔发现他真的没有了依托，他失去了当下，也无法拥有远方。
在菲律宾漂泊，流离失所，旭仔被超仔搭救。而后的火车上，超仔犀利质问了“无脚鸟”的比喻，此时旭仔的价值体系再一次受到质疑，旭仔再无法那样随性、陶醉、自得其乐。
“喂 你有没有听过这世界上有一种鸟？”
“听过了，没脚的那一种嘛！ 你这种谎话哄女孩子倒可以，你像鸟吗？哪一点像鸟？你像唐人街垃圾站捡回来的醉酒鬼罢了。像鸟？你懂飞便不会蹲在这了。飞啊，有本事飞给我看吧。”
旭仔死前的独白里，“无脚鸟”隐喻最后出现，而这最后一次，彻底瓦解了其中意义。
“以前，以为有一种雀鸟，一开始飞便会飞到死才落地，其实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那只雀鸟一开始便已经死了。”
这只鸟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一开始便死了。影片最后给出的答案是“反反叛”的。而在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主人公在后面几次的公路旅行里常常会质疑“我为什么会上路？我为什么在这里？”他逐渐意识到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来到同样的地方，他其实哪里也没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仿佛没有存在过，仿佛“一开始便死了”。
嬉皮士们在摇滚乐中愤怒，呼吁爱与和平，但他们常常不知为何而愤怒。因为他们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对抗权威，打破传统，解构意义大于重构意义，他们在反叛的狂欢中消亡。“阿飞”们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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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90年代的王家卫在影片中对60年代价值文化进行讨论，我们大胆猜测，他也许在致敬反叛文化，并对其进行了中国化的处理。但最后，他给出的答案是：所有“阿飞”们的离经叛道是有价值的，但难逃自我沉醉之嫌，更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我们无法一直在路上，总要有个终点，“the days of being wild”终究要成为一段记忆被我们折叠起来、小心收藏。而对于“无脚鸟”，我们只能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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