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如是描述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时代从不缺少野心家,在纷繁浮躁的社会中,安分不易,守己更难。
被国家豢养的人,不需要“铁肩担道义”,“忠”字足矣,关羽被奉上神坛。研究 经史子集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将读书人从劳作中拉出来成为知识分子,但正是因为不是劳作,使得知识分子阶层具有固有的依附性和投机性,站在高处更能“辣手著文章”,整日说仁谈道,不亦乐乎。
如此看来,文官制度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文人阶层和仕官制度天生建立了纽带联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人多年苦读,为的就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将自己的才华智慧、时间精力贡献给朝廷。首拍失败还可以进入次拍,投到达官显贵门下作家臣、幕僚,参与齐家、治国、平天下。
封建社会人分三六九等,阶层之间存在壁垒,读书科举是跨越壁垒的楼梯,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古人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新文化运动将德先生引进中国,阶层差距被科学机器绞得粉碎。生产力飞速提升,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旧的社会制度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之前靠统治阶级养活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投靠、站队。
老儒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好,在西方文化传入,强调个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都显得不合时宜。
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仍能保持文化自信心,如辜鸿铭教授——“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这等自信是文官制度下最后的遗珠。后来的改革废除了科举制度,国难当头,年轻人也都轰轰烈烈搞革命、办运动,尚读风气不复存在,学生罢课一再上演。极度扩张和崇尚个性的时代,未能产生杰出思想家,学生的单纯冲动反倒被不怀好意的政客利用。
1977年恢复高考,读书再次和仕途结合,文官制度稳定后让社会中的聪明人进入制度,报国效力,重获机会改变自身命运和家族命运。
通过文官制度笼络读书人,让他们在制度规范下建功立业、发挥才干。这时代不缺少野心家,时代给后浪一个机会,后浪还时代一个奇迹!我辈中人,不负时代。
撰稿:李柔和
编辑:陈小凡
签发:李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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