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上世纪计划经济时期，是它的高光时刻，甚至有事业编的人托关系、走后门调了进来。世事难料，30年河东，30年河西，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早已江河日下，风光不再。当初从事业编调过来的几个同事，无不是后悔莫及，肝肠寸断。
我是以破产企业职工的身份进入该单位的，山东某某厂是我九二年高中毕业后，同年底参加城镇招工考试就业的单位。原本以为余生会在这里终老、干到退休。
万万没有料到，在1995年3月10日这天，就像是文友翟焕远老师写的长篇小说《岗上岗下》开篇第一句话说的那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厂里突然宣布所有职工都下岗失业。消息一出，立刻在厂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鱼那么相信水，水却毫不留情地把鱼给煮了。
我那时正年轻，20出头的年龄，只要不挑不拣，找个临时工总归还是有的。但是厂里有很多四五十岁的双职工，年龄偏大，技能单一，连个临时工的活都不好找。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辛酸事：厂里有个心肠好、有能力的吴姓副厂长在马尚附近开了个养殖场，吸收了厂里好几个下岗职工。与他住在同一座楼的一对双职工，两口子都是四五十岁，找不到活干。男的大半夜喝了酒壮胆，敲开了吴副厂长的家门，涕泪横流的苦苦哀求：“吴厂长，快给俺一条活路吧，快给俺一条活路吧。”
男儿有泪不轻弹。不到走投无路的绝境，这个年近半百的男人，又怎么会拉下脸来低三下四的求上门要工作呢？
有一件事我至今也忘不了。九六年夏天，有一次我在吃早饭时收听淄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听到了一段对话，原来是一帮下岗职工到媒体反映情况。记者问领头的女性：你是什么学历？对方回答：中专。又问什么单位？对方说，山东某某厂。
听到这里，我立刻坐直了身子，侧耳细听。因为这个女中专生说的单位，恰恰就是我下岗的单位。在九八年高校扩招之前，大学生以及中专生是不多见的，厂里分来的大中专生更是屈指可数。
我立刻猜到了领头的这个女中专生的名字，顿时悲从中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她的所作所为，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这个女同事比我大几岁，平时斯斯文文，说话慢声细语，如果不是被生活所迫，又怎么会抛头露面到处诉苦喊冤呢？这是把一个文化人最看重的脸面和尊严扯下来不要了啊！
下岗近三年时间里，有很多老职工多次联合起来，到上级主管部门讨说法，要公道。有的激动起来，声泪俱下，抓住局长的膀子不放手。
最终，1997年8月，在报请市政府批准同意后，单位宣布破产。11月，所有下岗职工及退休职工共计200余人被同一系统的淄博某某厂负责接受安置。
我们进入新单位——淄博某某厂时，它已经不复往日往昔的辉煌，在走下坡路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鄙视链。新单位的人对我们这些被安置过来的职工始终带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甚至是敌意。因为两个单位相距不远，我原单位地势相对高，一路都是上坡，所以他们提起我们，都称为：山上那帮人。
就算当着我们的面，话里话外也毫不掩饰内心的排斥与反感，比如：“自从要了山上那帮人，连带着咱某某厂也不行了。”或者是：“咱某某厂以前多好，就是收了山上那帮人，一年不如一年了。”
实际上，在我们下岗期间，新华药厂就伸出过橄榄枝，因为我们单位生产的产品恰好是药厂制作药品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当时新华药厂开出的一个条件就是职工全部接收，但中层以上干部一个不要。但上级主管部门无法安置数量庞大的中层以上干部，合作也就泡了汤。私下里我们很多职工都心绪难平：当年要是真归了新华药厂，成为新华药厂的员工，那该是多么叫人心驰神往的一件幸事啊。而且，我们当初被安置在淄博某某厂时，上级主管部门是按照每人1万多块的安置费下拨给淄博某某厂的。也就是说，当初某某厂接收我们200多个职工时，是收了好几百万块钱的安置费。九七年的几百万，按当时的银行利率，每年光利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我们这些安置过来的职工是凭劳动吃饭的，并没有光拿钱不干活。
在淄博某某厂，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个单位的领头人，但凡要点儿脸面的，哪个不希望本单位当先进争上游？但是，我所在的厂领导偏偏就不走寻常路，不按套路出牌。
2008年，单位为了评特困企业，硬是连续六个月不发一分钱工资。职工们一个个如同沉默的羔羊，逆来顺受，没有人抱怨，更没有人去找去闹。为养家糊口，有的男职工晚上到外单位看大门当保安，女的就到饭店烧烤店当小时工洗碗穿肉串。
我家那年搬新家，旧房里有不少家电要淘汰，就购置了一批新家电。当商家派来的送货员，冒着酷暑把家电搬上我家四楼卸货时，我愣住了，面前站着的人竟然就是我的同事。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在这个一活动就冒汗的季节，同事下班后还要挥汗如雨爬上爬下、装货卸货，送一台家电无非才几块钱而已。我的喉头哽咽了，赶紧从冰箱里拿出几瓶水硬塞给他解渴。不给职工发工资，当时的厂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说：“咱厂职工有点儿底货，半年多不发工资，也没人来找呢。”
隔墙有耳，这话传啊传，传到了内退职工那里。这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却极强。内退职工群情激奋，十多个人联合起来去找厂长要说法。厂长立刻换上了笑脸，连连说：钱马上发，马上发钱。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就象挤牙膏一样，分好几次陆续把六个月的工资发了下来，我一共发到手是4000多块。望着可怜巴巴的一点儿钱，儿子同情地安慰我说：老妈，幸亏你不是个男的，不用养家糊口，否则这钱连老婆孩子也养不活。
2014年，单位男职工老蔡因为高血压引发脑干出血，住进了市中心医院ICU。老蔡的女儿正读高中，老婆打零工，双方收入都不高，家庭条件很一般。一天好几千的住院费，压得他老婆喘不过气，就去找厂长求助。厂长避而不见，老蔡他老婆就到厂人事处问询，人事处长却回答说：领导的手机号码我能随随便便告诉你吗？老蔡住院期间，厂里大小领导没有谁去探望或是去慰问过，后来实在交不起住院费，医院就派120把老蔡送回了家，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半个月后，谁都没有想到，老蔡家的几十个亲戚突然把厂大门给堵了，摆上花圈，拉起横幅。我至今还记得横幅上的那行字：淄博某某厂，还我丈夫，还我儿子。附近派出所几次出警都无济于事。被堵的那几天，职工们都爬窗户上下班，我因此还崴了脚，肿了好几天。厂门前就是309国道，每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凡是经过的车辆和行人无不好奇地驻足观望，打听消息。
堵门持续上演了一周，最后还是厂领导败下阵来，重新坐下来谈判。赔了好大一笔钱不说，还安排老蔡家属到厂里顶替上了班。七年过去了，他的家属明年就到了退休年龄，每次在厂里看到她，都会引起我无限地感慨：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遇到问题不想着积极解决，就知道躲，躲能解决问题吗？你躲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你躲得过人家老蔡家属躲得过老蔡家里几十号亲戚吗？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真叫人大开眼界了。
前不久，我到早市买菜时，偶遇我的高中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问我在什么单位，收入怎样，我一一据实回答。老师大吃一惊，表示难以置信，说：你们厂生产的产品我家常年都买，各个超市和农贸市场都卖得很好，你收入才一两千块钱，这怎么可能呢？我无奈地告诉老师：有粉谁不愿擦脸上？可学生我确实发这么多。想到手机里存着的工资短信我都保留着，就拿出来给老师看。一条条短信看下来，老师才不得不相信，叹息道：这么少的工资，你们厂的双职工可怎么活啊！
过了几天，我接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原来老师退休后没什么负担，平时又很注重养生、保健、旅游之类的，她刚才到一家洗浴中心做足疗，为她服务的是个50多岁的退休大姐，一聊起来，竟然和我是一个单位的。老师就问她工资发多少，大姐一听立刻火冒三丈，老师对我说：“那个大姐一说起收入和你们厂领导来，直接就是破口大骂。看来你上次说的，确实是真的”。
听了老师的一番话，我忽发奇想：厂领导如果知道底下职工是这样评价自己，会作何感想？突然间想起了那句古语：
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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