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八年（1181），浙东地区连年天灾，大水之后是大旱，大旱之后又出现蝗灾，宰相王淮就举荐实干家、52岁的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简称浙东提举，去负责浙东地区的赈灾事宜。
朱熹接到任命后，请求面见孝宗皇帝，就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七，朱熹平生第二次见到宋孝宗，在延和殿奏事。
面君的朱熹除了陈述自己的赈灾措施外，又请求皇帝减免灾区赋税，还向孝宗奏请允许他弹劾对百姓疾苦无动于衷、救灾不力的贪官污吏以及尸位素餐者；同时，朱熹再次劝谏孝宗“存天理、去人欲，”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贪欲。
有些现代人看到“存天理、去人欲”就跳脚，就据此来骂朱熹是伪道学、伪君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这是理解偏差造成的。
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简单说就是人要克制欲望，用理性去约束感性，排除掉不符合道德标准的欲望，守住道德天理。
其实这并不是儒家一家的观点，很多哲学观点也是如此，都是劝诫人们不要有不符合道德的欲望，不要有过多的欲望。但愣是被一些不读书的人理解成——朱熹要人们去掉一切人类所需要的欲望，这就很离谱了。
随便去检索朱子文集，就能发现朱子“存天理、去人欲”的真正含义，简单举例：
修德之说。但云主上忧勤恭俭。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为多不响。应疑于修德之实。有未至焉。盖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声色货利之娱。宫室观游之侈也。（《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三十七·宋·朱子·撰·书(问答论事)·与刘共父》）
不管怎么说，孝宗这次对朱熹的劝谏并没有发火，还答应了朱熹的各种要求，朱熹在奏对之后就即刻走马上任了。
按南宋朝廷赈灾惯例，负责人只要坐镇提举司，发号施令调配赈济物资就可以，底下由各级官员负责具体措施，但老夫子朱熹心系灾民，他不愿意高高在上，而是亲赴灾区深入一线，到各州县巡查，了解赈灾的详情。
不巡不知道，一巡吓一跳，浙东地区的灾情极为严重，百姓已经民不聊生了，四处逃荒，而各地官府却无动于衷，不是偷盗官米、敷衍赈灾，就是不顾百姓死活、继续催缴租税，浙东地区真的是饥民遍地、哀鸿遍野。
这种情况可把忧心灾民的朱熹气坏了，但他只是提举，只能负责赈灾的问题，对地方官员的贪腐和不法没有生杀大权，更没有抓捕、刑讯的权力，还好向皇帝申请了弹劾地方官的权力。
因此，朱熹是巡视了一路，就弹劾了一路，一路调查，一路弹劾，可以想象，朱熹浙东之行会得罪多少恶官、坏官。
淳熙九年（1182）正月，朱熹巡视绍兴府属县婺州、衢州，就先后弹劾：
漏报二十五万多灾民、救灾不利的绍兴兵马都监贾佑；
偷盗官米、以糠土掺假糊弄灾民的绍兴指挥密克勤；
用霉烂糙米水浆熬成稀粥、造成灾民中毒的婺州金华县孝顺乡富豪朱熙绩；
去年水灾瞒报、今年旱灾虚报、百姓已经拖家带口出外逃荒、还声称没有“流移”、不加体恤自管差人催缴赋税的衢州知州李峄；
以及瞒报灾情、致使灾民“流移四出”、“死亡甚众”的衢州元差监酒库张大声、龙游县丞孙孜。
接下来，对浙东局势忧心忡忡的朱熹，又上书孝宗皇帝，请修德政以弭天变，建议孝宗检放租税，免催旧欠，罢黜贪官，选任贤能，如此才“犹足以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否则，“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饿殍，而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
朱熹为何如此提醒劝谏孝宗呢？
因为当时的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官府压榨太甚，孝宗一朝就发生大小农民起义不下数十次，比如乾道元年（1165）湖南郴州的李金起义，淳熙二年（1175）湖北荆南的赖文正起义，淳熙六年（1179）广西李接起义，还有湖南陈峒少数民族起义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贪官污吏还暴力违法催税骚扰百姓，不是把老百姓往那什么路上逼吗？因此，朱熹才如此建议皇帝，让他严肃整饬贪官污吏，善待百姓安定人心。
随即，朱熹又向孝宗上《条奏诸州利病》，向皇帝奏报他在绍兴诸州巡视中发现的问题，让并不待见朱熹耿直的孝宗，也不得不对宰相王淮夸一句“朱熹政事却有可观”；接着朱熹又向孝宗奏报蝗灾的问题以及他的具体举措。
从朱熹的为官举措看，他真的并不是只会搞学问，更不是某些人攻击的什么只会“空言义理的腐儒”，他是一个很务实能干、经世致用的实干家，对救治灾害很有一套，免赋税、平米价、修水利等等，可惜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可能会有人问，孝宗为何不待见朱熹？
早在淳熙六年（1179）由于天气干旱，孝宗下诏求直言，当时知南康军的朱熹，就在四月二十一日上《庚子应诏封事》，批评孝宗过于偏听身边近习一二臣子之言，致使政出私门，建议孝宗体恤百姓、正君心、立纲纪、亲贤臣、远小人。
面对即位以来遇到的最率直严苛的批评，让孝宗很不痛快，对近臣发牢骚说：“是以我为亡也！”之后朱熹又多次批评孝宗，孝宗觉得朱熹老唱衰他，因此就很不待见朱熹。
七月的时候，朱熹巡视到台州地界，一边主持赈灾，一边继续弹劾他发现的贪官污吏：
严重渎职以至于民怨沸腾的江山知县王执中；
无视治下人户流移、恬然不恤的宁海知县王辟纲；
还有那些不犯过错但也不管正事、成天尸位素餐混日子的诸州县佐官们。
在弹劾蛀虫的同时，朱熹还上书孝宗皇帝，请求表彰在连年灾伤中“措置济粜、委有劳効”任期已满的婺州通判赵善坚，请求让赵善坚留任、继续措置灾后事宜。
此时的台州郡守唐仲友，因为和宰相王淮是老乡，又是姻亲，已经被王淮党羽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举荐，新除江西提刑，但还留在台州等新郡守到任交接。
唐仲友，字与政，是浙东三大家之一，一门四进士，和宰相又是姻亲，很有背景。他比朱熹小六岁，在台州任上时，很重视教育，曾兴修学校，修葺大成殿，对书籍的出版有贡献，比如出刊自己的作品，四处送人，还给朱熹送过。
才进入台州地界的朱熹，就在途中遇到不少来自台州的逃荒百姓，先后接到四十多个老百姓的状子，状告唐仲友在饥荒之年还暴力催税，致使民不聊生，人户流移，更有其他诸多不法事件，让原本就为灾情、流民忧心的朱熹愤怒了。
按说唐仲友是王淮的亲戚，而朱熹又是被王淮举荐的，他们都算是一条船上的人，换个人可能就对百姓的诉讼置之不理，或者隐瞒包庇同僚。
但朱熹是个正直又爱民的迂夫子、标准的封建士大夫，他连皇帝都不迎合，还会怕宰相？对残虐百姓的恶官，朱熹是真的深恶痛绝。
此前就因为富户朱熙绩，还给宰相王淮写过一封言辞激烈的《上宰相书》，批评王淮身为宰相缺乏为国分忧的情怀。因为朱熙绩的后台也是王淮，所以朱熹才怼王淮，王淮也因此觉得朱熹太没眼色。
如今看到扶老携幼逃荒的老百姓，纷纷状告郡守唐仲友的各种不法，自然是朱熹不能容忍的，没进入台州，就向皇帝上书弹劾唐仲友，也拉开朱、唐交奏的序幕。
在第一次上书弹劾后，朱熹又对唐仲友不法案进行详细调查，唐仲友的种种不法行为彻底浮出水面，如违法收税、敲诈勒索、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多达十多万贯、贪污受贿、打击报复逼死人命等等。
朱熹认为身为父母官，在饥荒之年逼迫老百姓，实在有违朝廷体恤民情的本意，会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肇生祸端，于是再次向皇帝弹劾唐仲友，内容比第一次详细得多。
等朱熹进入台州后，经过更为深入细致的调查，结果更让朱熹愤慨，不说唐仲友纵容亲属干预政事、贪污公库、仗势经商、生活腐败等等不法行为了。
原本以为唐仲友只是用公家材料给自己刊印私人书籍盈利，等抓捕为唐仲友干活的雕版师傅义乌人蒋辉后，居然又挖出唐仲友指使蒋辉制造假币的大案，半年时间印造“一贯文省”会子2960余道。
原本以为唐仲友只是贪污受贿，嫖宿娼妓，父子滥交群匹，种种丑态让朱熹都不敢说给皇帝怕亵渎天听，不想唐仲友居然还让娼妓代收贿赂、充当打通关节的掮客······
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而台州官妓的行首严蕊，也因此进入世人的视线。
气愤的朱熹又上第三道奏折弹劾唐仲友，在请求朝廷处理贪官之余，朱熹又奏请朝廷免除台州的丁、绢诸税，让百姓有喘息的功夫，并拨钱给台州黄岩兴修水利。
但第三道奏折和前两道一样石沉大海，为什么呢？
因为朱老夫子这三道奏折，都被唐仲友的姻亲后台宰相王淮，藏匿起来不呈报给皇帝，朱熹不知道他的奏章被宰相藏起来不给皇帝看啊！就以为皇帝对唐仲友的不法行为不介意。
朱熹不愿意坐视鱼肉百姓的恶官继续残虐百姓，随着案情的推进，百折不挠的朱熹又上第四道奏折弹劾唐仲友，有根有据的又提供20条新线索，每个人证、物证、相关事件的时间、地点，都有详细列出，可谓有理有据。
王淮一看倔头老朱是盯死唐仲友不放了，一连上四章弹劾，他就算是宰相，也不敢再瞒报，就送信让唐仲友赶紧上书自辨，然后挑选朱熹弹劾唐仲友奏折中内容最简单、字数最少、陈述罪状最轻的第一道，和唐仲友的自辨书呈给孝宗。
唐仲友自我申辩什么呢？
因为唐自辨书失载，具体内容已经不得而知，但从朱熹的第五折对唐仲友的反驳看，还是能推测一二的。
唐仲友在自辨书中，不但对朱熹指控他的不法行为避而不谈，反而污蔑朱熹派人去搜他家的轿子，惊吓到他的弟媳妇王氏（就是宰相王淮的妹妹），差点引发心疾云云。
如果单看朱熹第一道弹劾奏折，唐仲友的问题的确不是很大，再看看唐仲友的自辨，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是朱唐两人在斗气的印象。
因此，孝宗就向王淮询问朱唐交奏的具体情况，王淮不但不提朱熹后边的三道关于贪官唐仲友不法更详细的奏折，反而故意歪曲朱唐争执的性质，把朱熹弹劾唐仲友不法的行为，说成是“秀才争闻气耳”。
不明真相的孝宗原本就不喜欢朱熹，又看到朱熹批评唐仲友“不公不法、民不聊生”等话，深切的怀疑朱熹在攻击内涵他，遂“笑而缓唐罪”。
把皇帝糊弄过去的王淮抹一把汗，赶紧通知浙东官场进行廉洁整肃，又批评朱熹不务正业、没有把重心放在本职的赈灾工作上，并催促朱熹离开台州继续巡视其他州郡。
朱熹对朝廷偏袒唐仲友的处理很失望，而原本夹着尾巴做人的唐仲友，有了宰相撑腰则重新嚣张起来，公然派人去关押妓女严蕊等一干人证的司理院去抢人未遂，“推拽推司，乱行捶打”，狂悖嚣张，毫无忌惮。
对唐仲友深恶痛绝的朱熹，愤慨的又上第五道奏折，不但针锋相对的揭发唐仲友弟媳王氏从没有“呼医问药”的举动，指出唐仲友自辨中所谓的受惊之说就是一派胡言。
又对执政指责他玩忽职守作出申辩，说自己之所以留在台州，是因为台州百姓担心唐仲友没有被罢免会继续复出作恶，所以纷纷挽留朱熹不让走，朱熹只好暂留台州，等新知州史弥正到任，和唐仲友交接公务后，唐仲友再没有作恶的权力时，自己再离开台州。
迂直的朱倔头甚至直接剑指政府，揭露唐仲友公然袭击司法人员、阻挠办案的行为，显然是有后台支持才敢如此，“若非有人阴为主张，擿语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意指宰相王淮是唐仲友的后台，正是因为唐仲友“党援众多，曲为掩蔽”，他不法之事才一直没有暴露。
同时，朱熹也没有对自己的失措避而不谈，他坦然叙说衢州、婺州、明州、处州灾伤严重，灾民告急，他原本准备走遍诸州，“计度救荒事务”，却因台州事务滞留，的确是“有失数州饥民之望”。
请求皇帝陛下早日罢免唐仲友，把贪官绳之于法，以谢台州之民；然后再处置他没有及早发现弹劾唐仲友罪过、以及巡视浙东滞留台州之罪，以谢唐仲友的党羽。
但依旧未果，朱熹对朝廷的反应极为失望，遂上表辞官求去，却又不被允许。
在其位就尽其事，朱熹又递上第六道弹劾唐仲友的奏折，对唐仲友的犯法行为再归纳汇总，大致有以下几大方面：
暴力催税造成人户流移，非法侵吞人户财产，搜集富户隐私进行敲诈勒索，嫖娼养妓公然滥交，违规为官妓脱籍，纵容官妓充当交通关节的掮客，贪污公使库钱，打击报复弹劾举报自己的属下并逼死人命，纵容亲属干预政事公然索贿明码标价，蓄养亡命之徒伪造纸币等等几十款。
每一宗案子都有详细记录，从时间、地点、事件，到人证、物证、旁证，都清晰列罗。
身为孝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王淮，实在为姻亲唐仲友洗白不了罪名，这位老辣的政客就想到一招调虎离山之计，罢免唐仲友的新职务——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然后，把这个职务转授给朱熹。
这招实在是恶毒，不明真相的人就会以为，朱熹死咬住唐仲友不放，是为了争夺提刑这个官职，而不是为国为民。
而朱熹自然能看穿朝廷给予他新除职位的含义，按他的性子肯定会愤而辞官，他辞官就身无官职了，自然也就没有给朝廷上书弹劾他人的资格，这样不就没人再揪着唐仲友不放了？
果然不出王淮所料，朱熹接到新任命，在九月十二就愤而上《辞江西提刑奏状》，说“蹊田夺牛之诮，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臣愿归故里。
在辞官回家之前，朱熹还把永嘉学派保留的秦桧祠给铲毁掉。
就这样，朱、唐交奏就在唐仲友被轻飘飘的罢官、朱熹在百姓惋惜中愤而辞官中不了了之。唐仲友经过这件事再没有出仕资格，只能专心学术研究；朱熹在王淮当国时也潜心学问，直到周必大任相时才重新出仕。
虽然朱熹弹劾唐仲友之事，因为唐仲友背后官官相护的关系网不了了之，但当时并非没有对朱熹弹唐的公正评价。
陆九渊就毫不避讳的夸赞朱熹弹劾唐仲友的行为，“尤大快众人之心。”
杨万里也为朱熹因为弹劾唐仲友被迫辞官而愤愤不平，在《旱暵应诏上疏》中批评孝宗：
如果说唐仲友是无罪的，为何他不敢去廷尉为自己申辩？如果说朱熹弹劾唐仲友的罪名是无稽之谈，朝廷为何不处罚朱熹？把两人都废而不用又是什么道理？凭朱熹的才气，却废而不用，实在是“深有可惜。”
······
按理说，朱熹上书弹劾民愤极大的贪官唐仲友，无论如何都是正当和正义的，为何朱熹在朱唐交奏事件中，却处于被黑的境况呢？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宋朝皇帝对建议减少个人贪欲的朱熹学说不待见，因为王淮党羽对朱熹的口诛笔伐，还有韩侂胄当国时搞的庆元党禁对朱熹的打击，朱熹不只是被政敌迫害，还被政敌写笔记小说丑化。
不管是《夷坚志》还是《齐东野语》，无不对朱熹进行颠倒黑白，丑化污蔑，朱唐交奏事件，原本是一身正气的朱熹不畏强权、敢于对抗权贵，去六弾贪官恶官唐仲友，表现出其崇高爱国操守和气节的事件，是需要受到称颂的。
却因为反对朱熹的文人墨客的颠倒，反而成就了唐仲友的风流、严蕊的义烈，老夫子朱熹反倒成了伪君子假道学，背了近千年的黑锅，至今还被某些自媒体黑，也实在是荒唐！
可能有些人还会振振有词的说，你为朱熹辩白的依据，不过都是来自朱熹的奏疏，是朱熹的一面之词，那都是朱熹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攻击唐仲友的，唐仲友的言论都被朱熹的徒子徒孙删完了云云。
说这些话的人才是人云亦云啊！姑且不说南宋朝廷从孝宗到宁宗一直对朱熹不喜，就单从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六状内容看，就能看出唐仲友的罪名不是捏造的。
六状中对唐仲友的罪行，不但有详细的时间、地点，还有详细的人证、物证、旁证，事实清楚，法理严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稍微有思辨能力的人只要去看六状原文，都能分清唐仲友的不法行为到底是捏造的、还是确有其事。
因为朱熹所记的唐仲友不法之事都非常细小、琐碎，正是因为细小、琐碎，才可信，才是真的来自民间百姓的诉讼，而不是出自朱熹本人的捏造，毕竟，证据链中的证据必须能够相互印证，才能排除合理怀疑。
反而是洪迈等人的那些笔记小说之流，内容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和史实严重不符。
客观的说，唐仲友和朱熹一样，也是大才子，也有学术贡献，但不能就此忽略他道德以及为官上的瑕疵。
毕竟，贪污公使库钱十多万贯，私造假钞，逼死人命，贪污受贿，打探富豪隐私敲诈勒索等等罪行，就是说破天去也洗不白。
其他诸如唐仲友父子与娼妓滥交群匹、让妓女情妇充当打通关节的掮客、专门挖掘审理情色案件等等诸事，对宋朝官员来说，反而不是致命的。
但偏偏被黑朱熹之流避重就轻，不提唐仲友的重罪，一直拿着他和妓女之间那点桃色香艳说事，不但把唐仲友其他重罪遮盖住、为他开脱罪状，还颠倒黑白说是朱熹揪着娼妓不放了，以此丑化朱熹，实在是荒谬！
话说，但凡看过六状原文的，都会知道，人朱夫子从来没有把唐仲友和娼妓的关系作为案情重点，毕竟，官员文人和娼妓之间那点风流韵事，从来都不会成为大罪，所以，朱熹并不在意。
反倒是为唐仲友洗白之辈，在无计可施之下，也只能抓住香艳事件来博人眼球了。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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