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接管了中东铁路长春到大连段，改称为“南满铁路”，将沙俄手中的铁路用地改为“南满铁路附属地”；1907年，盛京将军赵尔巽按条约规定在怀远门外开辟了奉天省城商埠地；始建于1915年的和平大街，正是这两地之间的分界线。当时，和平大街被一分两半，中间是壁垒森严的铁丝刺网，网西叫“东五条町”，网东叫“九经路”，归商埠地管辖。所以和平大街又被人们称为“国际大马路”。1921年，随着日本人的势力增长，和平大街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道路被拓宽，种上了植物，铁丝刺网被拆除。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和平大街北段叫和平街，南端叫清华街；1948年沈阳解放后，这条路经多次修建，在1957年定名为“和平大街”。
现在的和平大街，依然不改当年的国际范儿和商业风采，短短的2.4公里，聚集了六十多家金融机构，在和平年代继续流金淌银。
在沈阳这座城市的历史上，和平大街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存在，它的变迁见证了沈阳城被殖民的过去，也记录了沈阳城行政区划的变迁。
和平区主要是由当年的满铁附属地和奉天商埠地组成，而和平大街正是两地的分界线。但满铁附属地刚刚被强占的时候，它的边界可没到和平大街这么远，这里会涉及一个问题，“附属地”到底是什么？
1900年，沙俄“借地”修筑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沈阳区段竣工，当时的茅古甸车站只有简易的站房、月台和货栈。依据1896年李鸿章与沙俄签订的《中俄密约》以及《中俄东省铁路合同章程》的有关条款，既然铁路工程已经结束，用来开采砂土石块、堆放物料，“专为铁路之用”的铁路用地也应该随之撤销。但沙俄却利用“庚子事变”出兵东北赖着不走，反而将铁路用地加以扩大。日俄战争中日军获胜以后，不但接管了南满铁路，而且将铁路用地实施了军管。1906年日本人又得寸进尺成立了前所未有的南满铁道附属地。这个看似称谓的变化，实际上是地位的变化，这意味着日本人在东北实施殖民统治的开始。东北特有的附属地连租借地都不如，都是土地被掠夺，附属地却连一点点象征性的租金都没有。而且附属地不仅限于奉天，北至长春南至旅顺，其间铁路沿线各站都难逃其魔爪。日本人在各站都圈定了一定的区域兴办饭店、旅店，建立住宅、学校，规划市街，甚至设警、驻军，无视中国主权长达近40年。
1908年以后，出于建设奉天驿实现“南满”“安奉”两路并站的设想，日本人制定了新的市街发展规划。奉天满铁附属地的边界也随着新的规划北扩到了现在的北七马路，由铁路向东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和平大街。但其中预定建设的街路名称依然采用的是中国风，如沈阳大街（今中华路）、昭德大街（中山路）、中央大街（南京街）等等。满铁附属地里有兵营、警署、学校、宪兵队、电话局、铁路宿舍、商店、住宅、公园、变电所、水源地、植物苗圃等，这相当于在日本本土以外新造了日本式的新市区，一个典型的国中国、城外城，其面积远远大于原铁路用地。而面对日本人毫无道理的侵犯和强占，清政府严正声明、呼吁、抗议全然无效，被圈占地区的中国农民只能被迫破产而无家可归。1919年，也就是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那年，满铁附属地内所有的街路名称全部改头换面，露出了日本风格的底色，“沈阳大街”变成了“千代田通”，“中山路”变成了“浪速通”，“中央大街”变成了“荻町”和“加茂町”，而最东边的“东五条街”（今和平大街）则变成了“信浓町”（今北四马路以北路段）、“雾岛町”（今北四马路至中华路区间）和“雪见町”（今中华路以南路段）。东五条街和隔着界桩紧挨着的九经街之所以一度被称为“国际大马路”，它的更深层含义在于，日本人强行赋予了它国界的属性。
国际大马路旧影
由于奉天满铁附属地和奉天商埠地管辖权不同，导致“信浓町”“雾岛町”和“雪见町”隔着铁丝网与对面的九经路长期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境地，也导致“信浓町”北段也就是现在北九马路到市府大路之间一直不通。国际大马路成了一条没有出路的断头路。不过，这种隔绝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而迅速终止。伪满洲国成立后，壁垒被进一步打破。1934年，这条路被改造重修，铁丝网、路桩、界树统统变成了绿化带；1938年，伪满又将满铁附属地和奉天商埠地合为一体，称之为“大和区”，国际大马路因此失去了界线的功能；1941年，伪满又将“大和区”划出一部分，另设了“敷岛区”和“朝日区”，再次把国际大马路用作界线来区分3个行政区域。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大和区”被改作“和平区”，“敷岛区”和“朝日区”被改作“北市区”和“南市区”。所有日本人命名的街路都改回了中国名字，“信浓町”和“雾岛町”改为“和平街”，“雪见町”改为“清华街”。1948年沈阳解放以后，“和平街”得到整修和延长，北端被打通，得以与市府大路连接。1957年，和平街与清华街合并为“和平大街”；1966年，和平大街改名为革命大街；1981年，革命大街又改回和平大街；1989年，和平大街以中华路为界一分为二分成了“和平南大街”和“和平北大街”，到目前为止没再有新的变动。
不知道日本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在“东五条街”时期就把毗邻奉天商埠地的临街区域规划成了学校、公园、球场等没有什么军事机密的机构和场所。于是，在现在的和平大街上，人们依然能够依稀找到那个时代鲜明的殖民烙印。从北向南数起，依次是“奉天浪速高等女子学校”“满洲医科大学”“奉天公学堂”“千代田小学校”“千代田公园”和“野球场”等。以上这些地方虽然没几个把大门开在和平大街上，或者在和平大街上被其他新兴建筑完全挡住而难觅其踪，但只要稍微往西走几步就会有恍如隔世的发现。
奉天浪速高等女子学校现在的名字是沈阳市二十中学，地址是和平区北五马路41号。该校始建于1921年，1923年竣工，初名奉天高等女子学校，1935年更名为奉天浪速高等女子学校，1946年改为私立济民女子学校，1950年后先后作为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以及辽宁省计划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局、劳动厅等单位使用，1955年改为沈阳市第四十中学，次年改名为第二十中学。奉天浪速高等女子学校的原有建筑至今还有两栋存世，其中体量大的是教学楼。该建筑坐北朝南，地上3层，砖混结构，正中开门，有阶梯，入口有柱廊，屋顶为灰瓦，墙面粉刷红色漆料。
奉天浪速高等女子学校旧址
满洲医科大学其实就是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以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它源于日本关东都督府在1911年筹建的南满医学堂，日本人河西健次被任命为堂长，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出任名誉总裁，因此赵尔巽还捐了5万银元作为中国学生的奖励基金。1922年，南满医学堂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学制7年。1931年的《东北年鉴》中评价道：“该校环境优美，设备齐全。时人称该校为关东医科大学，因其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学术、医疗水平最高的医科大学。”1945年，满洲医科大学更名“中长铁路医学大学”，后更名为“铁路医学院”，不久后又更名为“国立沈阳医学院”。1948年沈阳解放后，该校由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接管，与延安来的中国医科大学以及私立辽宁医科大学（前身为原私立盛京医科大学）等合并为新的“中国医科大学”。
满洲医科大学旧址
奉天公学堂旧址
奉天公学堂是现在和平大街第一小学的前身，它所在的位置是南昌街5号，原有校舍建于1917年，是近代沈阳满铁附属地内首批教育建筑。该建筑最初挂有两块牌子，一个是南满中学堂，另一个是奉天中学校。南满中学堂于1917年开课，新教学楼1918年才开建，奉天中学校的新教学楼是1919年建成，所以两所学校最开始是合并教学，公用一所建筑，等它们的校产建立以后就搬走了，原有的那座建筑变成了奉天公学堂或奉天公学校。
奉天中学校搬去的地方是不远处的南昌街13号，后改称为“南满第一中学堂”。由于它是日本人的贵族学校，所以建筑内部的装修相对豪华一些，设施也比较先进，大厅地面是用大理石铺的。1946年，由负责国民党东北党务的齐世英等倡导在北平创办的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东北中山中学回迁到沈阳，以“南满第一中学堂”为新校址，1955年该校改为沈阳市第三十九中学，1996年恢复东北中山中学校名。
南满中学堂则搬到了仅有一墙之隔的北二马路79号。二战结束以后，这里变成了日侨、战俘遣返时的难民收容所。1946年该校改为国民党教育部中学辅导处，1948年沈阳解放后又改为东北团校、沈阳市第二十三中学、东宇学校，后并入和平大街第一小学。
二者搬走后腾出来的地方交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19年11月1日成立了奉天公学堂，主要目的是对满铁附属地内的中国儿童进行教育。开办之初有教员12名，学生452名，大多是附属地从商者的孩子。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改名为“光复小学”，1949年又改为“南昌小学”，20世纪60年代初改为“和平大街第一小学”至今。
以上的举例全部在目前的和平大街的西侧，属于满铁附属地内的建筑，而现在和平大街东侧的街面上，也就是奉天商埠地区域内留存下来的建筑寥寥无几，最年长的要算是和平北大街17号的万福麟公馆旧址。
生于1880年的万福麟是吉林农安人，起初他只是联庄会的一个小小团丁，落草以后被招安编入了吴俊升的靖边军，随后不断晋升。至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他已经升为马四营管带。民国元年，他升为帮统。之后，他先后出任114团长、57旅旅长兼中东铁路护路军哈满路段司令、满海警备司令、安泰镇守使。1921年晋升为少将。1922年起任东北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东北陆军第十七师师长兼骑兵副军长、第八军军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骁威将军等职衔，1928年担任黑龙江保安副司令。吴俊升在皇姑屯事件中丧生后，万福鳞继任黑龙江军务督办、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9月被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后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主任，1935年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获二级陆军上将军衔。七七事变后，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三军军长、第二十六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三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万福麟参加豫北、豫东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二十六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三军军长；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精锐，苦战数日，使敌人受到重创。抗战胜利后，曾担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东北行营政务委员会主任。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同其子万国宾离开沈阳，迁往台湾，任国民党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万福麟病逝于台中，终年71岁。
万福麟公馆的选址算是横刀跃马的第一线，一旦发生冲突或战事，万福麟的家肯定首当其冲，而张作霖手下的军官们少有把房子盖在如此突出位置的。它的位置之微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它的北侧是奉天商埠地的三纬路，过马路就是当年的使馆区，西侧就是与三纬路隔街相望的现在的北九马路，那里是满铁附属地的尽头。目前该建筑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辽宁省委员会、省侨联和省台联的办公楼。2004年被列为沈阳市第一批70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
和平北大街55号也有一栋留存至今的老建筑，它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和万福麟公馆的年纪差不多。早年间它是朝鲜公使馆用房，到了60年代，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居住于此。目前该建筑保存完好，归辽宁省妇联使用，是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
和平大街东侧还有一栋比较显著的建筑，就是中山公园东南角马路对面的和平南大街43号，原日本兴农合作社大楼旧址，现房为辽宁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用，2004年被列为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2008年升级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自伪满洲国1932年成立，日本人开始疯狂掠夺东北的农产品。为满足更大的军事野心，伪满在1940年成立了“兴农合作社”，以求进一步挖掘东北农村的生产潜力来为军队提供足够的粮食补给。表面上兴农合作社更像是一个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伪满中央设有兴农合作社中兴会，各省设有兴农合作社省支部，各市、县设有兴农合作社办事处，各村、屯设有兴农会。农民以户为单位，成为兴农会的会员，也是兴农合作社的社员。但实际上，它就是日本侵略者“三位一体”政策实施的组织之一。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县署、协和会、兴农社三家共同决定执行全县政法、群众教育、经济生产等大事，实行一体化，协助各级伪政府贯彻执行各种规定法令及政策。各级协和会向群众灌输“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日满协和”等奴化思想教育。各级兴农合作社则从经济上对广大农村进行所谓扶植，而实质上就是经济掠夺。原日本兴农合作社大楼旧址附近是一个交通繁忙的路口，周围有公园、省委、住宅小区，每天的车流和人流都很大，人们常常从它的身边经过却没在意它的存在，甚至看过了它墙上的标牌也不知道其中蕴含的深意。
100年过去了，和平大街历经沧海桑田，几乎已经看不出当年的样子。好在这些老地方、老建筑还在，可以让我们回头看看，以此来规划我们未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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